他写了三十年的作品（他今年一千岁了）

01

几天前，司马光静静地度过了一千岁诞辰，悄无声息，少人问津。

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出生于河南光山县，父亲司马池因此取名为“光”。司马光的远祖可以追溯到西晋时的司马孚，其兄名叫司马懿。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从小就是天才儿童。七岁的举止就“凛然如成人”，听见了别人讲《左传》很喜欢，回家就讲给家里人听，已经能得其主旨。从此手不释卷，读起书来饥渴寒暑都不闻不问。虽然爱读书，却不是书呆子。小朋友掉进水缸里，其他儿童都吓得逃开，司马光却一石头把缸砸破救了小朋友，从此留下“司马光砸缸”的传奇。

宋仁宗时司马光中了进士，宋英宗时他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他是王安石的反对者，是跟变法派针锋相对的保守派。因为当时王安石正得势，所以司马光不受重用。于是五十二岁那年，他从汴梁退居洛阳不问政事，自己把自己隐居起来著史，眼不见心不烦。

从一千年前的司马迁《史记》以来，自《汉书》以后正史统统都是纪传体。司马光的心很大，他不满足于著述一朝一代人物的固有模式，他要承继幼年时听过的《左传》，编撰一部以时间为序的编年体通史。在政治上司马光以不妥协而闻名，这样的处处较真未必适合政治，却十分适合著史。

五十二岁之前，司马光已经断断续续地完成了秦以前的部分，呈给宋英宗之后皇帝很满意，于是把自己的2400卷旧书都赏赐给司马光作参考。并且不但给他提供笔墨、缯帛、下午茶和相关费用，还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昭文馆、集贤院等地的藏书。在公元十一世纪的宋朝，司马光得到了堪称顶级的资源支持。

司马光还邀请了当时一流的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共同参与。首先由他们将有价值的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长编”，编时务求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然后由司马光考察史料的同异真伪，删其繁冗最后剪裁编订成最终的成品。

司马光和这一批最优秀的助手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自己连生病时也不休息。好友劝他悠着点，他回答：死生都是命。这样几乎一刻不停的工作，一直持续了13年。司马光的草稿全用一丝不苟的正楷写成，堆了满满两屋子。

1084年，司马光向宋神宗献上这部前后历经19年才编成的294卷、300万字编年体通史。从战国的三家分晋到五代的后周世宗征淮南，一共跨越16个朝代，涵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兴衰成败。司马光在《进通鉴表》里说：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宋神宗非常满意，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钦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神宗死后，年幼的哲宗即位，司马光重新掌权，几个月里尽废新法、将变法官员全面罢黜。但由于著书消耗精力过巨，司马光执政一年多即逝世，享寿六十八岁。

后来新党章惇掌权，蔡京的弟弟蔡卞和官员薛昂等人上书要毁去这部旧党编撰的史书，全靠有这篇宋神宗亲自作的序才得以保全。司马光在宋代政治上的评价褒贬参半，但他所著的这部《通鉴》，却远远超过了他仕宦上的成就。

02

成书近千年来，《通鉴》是唯一能与《史记》比肩的不朽巨著，所谓的“史学两司马”。其他的史书在这两座高峰之前，都不免叹为观止。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通鉴》：“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把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作为叙述基准。优点是人物事迹脉络清晰，不足在于在展现事件全貌时往往力有所不逮。一场影响天下走势的淝水之战，并非只是苻坚谢安甚或再加上谢玄、慕容垂、姚苌这些人的传记能大体勾勒出轮廓的。

而以《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优势正在于此：历史人物是具体事件中的人物，是具体的时间、空间和环境之中的人物。以时间为序，不仅能理清历史事件的顺序和本末、呈现出完整而立体的历史场景，而且能在特定的时间里将多项大事件并列在一个时间维度，让读者发现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今后事态发展走向的影响。

以鸿门宴为例，《史记》里写鸿门宴，虽然在《项羽本纪》里最为详细，但也分散在刘邦、张良、樊哙多人的传记中。

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史记·项羽本纪》

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史记·留侯世家》

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史记·高祖本纪》

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而《通鉴》将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一气呵成，跃然纸上：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

史学家钱穆极其佩服司马光的眼力和剪裁的分寸，他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司马光只用两百九十四卷就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材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他在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

其他的溢美之词，历代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南宋王应麟表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近代梁启超则说：“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因为实在太令人佩服，所以之后的仿效者络绎不绝。南宋金履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作《续资治通鉴》……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史学家大学者，然而没有一部能跟《通鉴》相提并论。

从现代的学术角度而言，《通鉴》并非绝对完美。例如在史料上有失实处、编年排序上存在谬误、剪裁史料时有错漏……再加上司马光本人是绝对的儒家正统派，在臧否人物时未免持有私见、难以做到绝对的平心而论。例如近人岑仲勉就认为他对唐代牛僧孺李德裕的评价，因出于反对变法的立场而有偏颇之嫌，偏离了史家的客观。

但指出“漏、复、紊、杂、误、执、诬”的谬误容易，要写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通史却难，要求三百万字都分毫不差更是天方夜谭。元代关汉卿在《双调·乔牌儿》里写道“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通鉴》存在谬误，并无损于其伟大。

况且要绝对还原历史的“真相”，可能也是绝对做不到的事。现代人对当下亲身经历的事件都未必能判别其真假，又何况千百年前的人事。《通鉴》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百分之百正确，而在于其代表了公元11世纪的人类、对此前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国历史理解程度的最高成就。

03

然而问一万个人读《通鉴》的意义何在，可能一万个人都会回答：帝王权谋。这也是《通鉴》问世以来招致的最大误解，没有之一。

虽然书是皇帝出钱修的、名字是皇帝取的、最后也是献给皇帝的，但司马光著书的本意，却并非是为今上提供管理教科书。他自述创作的初心是：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也就是说，司马光的目的是为广大士子贡献一本尽可能言简意赅的通史，而不是为皇帝闲暇时充电而作。他本人对后人热衷的所谓权谋没什么兴趣，朱熹就曾经说：“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

虽然不喜欢，但权谋在书中的存在毕竟是事实，再加上当代出版商针对大小掌权者心理的刻意宣传，于是《通鉴》为帝王术权谋大全的概念就不胫而走了。许多人拿到书就热血澎湃，期待学习之后就算不能赶上一辈子读了十七遍的谁谁，至少也能差相仿佛一个亿小目标的王健林。但要是抱着称王称霸生杀由我的幻想去读《通鉴》，还不如直接去读所谓的权谋四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梁文道在《噪音》里说，“我们历史解读的重点是某些关键人物在某些关键时刻的抉择，我们看重的是个人多于社会。说到以史为鉴，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一、人性不变，两千年前的始皇帝完全可以在今天复活，两千年后的掌权者同样能在秦代呼风唤雨；二、社会背景的变化只是最表层的差异，除去礼仪、衣饰和建筑，从前的某个局面很有可能重现当前。”

读《通鉴》的意义，就在于由古知今、察往知来。《通鉴》所展示的终极智慧，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阴谋家互斫，而是如何判断大小事情的真伪和走向、如何将一件事情最终做到成功而非中途夭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洞察最深刻的人性。冯唐说，了解人性的最佳办法“似乎还是以大尺度的时间观照人性的变与不变、轮回与演进。”迄今为止，尚没有其他史书连续不断的观照时间大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中国没有，西方更没有。

知人才能论世，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是在郁郁不得志的人生际遇里写出了光耀千秋万代的历史。杜甫有诗“文章憎命达”，春风得意的人生跟足以传世的文字往往格而不入。知乎网友“如是我闻”曾经感叹：当千万人的生死被你一页页轻轻翻过，你就觉得自己遇到的多狗血的事都是小事一桩。

读《通鉴》会让人明白：雄主名王、智者美人、珠玉满堂、尸横遍野……一切兴衰成败统统都是人类的荣辱。虽然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千多年只是一滴水——但这滴水，已足以令你看到大江大海、后世前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