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争霸成功的重要原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三晋”指的不仅是战国时期的赵国、韩国、魏国，还包括他们的前身晋国。晋国是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的国家，当时中原地区的霸主，也是国家制度变革的先锋者。梁惠王曾说过:“晋国天下莫强焉。”这足以看出晋国的强大了。由于晋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存在，在北面狄人的南侵被顺利阻挡，南面楚国人的北上也被阻止，西面秦人的东进被迫停止。

秦国作为晋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国，只能以“逐霸西戎”为骄傲。晋国鼎盛时期，地域广阔，包括山西省、陕西省的部分、河北省和河南省的部分以及山东西北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曾有学者在评价春秋五霸的时候，认为晋国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和晋悼公应当在五位霸主中的四位，因为他们卓越的能力，才促进的晋国的发展，使得晋国称霸很久。但在春秋晚期，晋国各世卿斗争激烈，为夺取晋国政权而相互吞并。最后，赵、韩、魏三家三分晋国，简称三晋。

自此，秦国相邻国家变是强大的三晋。三晋在继承晋国的优良制度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改进。三晋强大的制度秦国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并促进了秦国的壮大。本文就此从三晋制度对秦国的影响进行浅析。

晋被分成三家之后，三晋变成了秦国的邻国。 在《商君书·徕民》中，有这样的记载：“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三晋的存在给秦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不断逼迫秦国强大。

在战国前期甚至到战国中期，由于魏国占领了晋国大量的领土和资源成为了实力都是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继位后，任用善用改革的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开启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李俚这次变法是中国古代变法运动中开展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为全面、效果最为成功的一次变法，这使得魏国成为战国时期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增强了国力，培养出了一匹优秀的人才，使魏国拥有一支装备精良，披重铠、背弓弩，战斗力惊人的军队，也为之后的商鞅变法提供了蓝本。秦国比邻与魏国，魏国的强大对秦国造成了威胁。

在公元前419至公元前408，秦国与魏国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争，史称河西之战，在这场战争中，魏国占领秦国的河西区域。据《史记》记载：公元前419年，魏国在少梁筑城。之后两国在少梁发生冲突。至在公元前413年，魏国打败秦国于郑地，在公元前412年，魏文侯派太子帅兵攻打秦国的繁庞，取得胜利，夺取了秦国的重要关卡，之后，在公元前409年到公元前408，魏国攻打秦国，先后攻占了临晋、元里、洛阴、合阳等地。

魏国通过十二年的河西之战，建立了河西郡，一举攻占领了秦国600多里的区域，并筑城防守，使得“秦兵不敢西乡”。秦国因此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然而魏国并没有趁胜追击，继续攻打秦国，而是又向东边扩张，攻打中山国。秦国得以时机，趁机变法，回复国力。

秦国和赵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公元前281，秦赵两国发生了著名的瘀与之站， 赵将大败秦军。当时，秦昭王以赵国没有履行协议为由，派派遣胡阳将军率军队攻打赵国的战略要地阏，赵惠文王命赵奢大将军领兵前往。秦赵两军因此发生战争，赵奢在战争中，指挥得法，乘势攻击，在秦军疲惫之时猛击秦军，城内的守军与赵军配合默契。秦军大败，死伤逃散过半。这次战争，对秦国的打击严重，使秦国元气大伤，直到长平之战前，都不敢和赵国正面交锋。

韩国虽然相对弱小，但地理位置在比较优越，位于赵国和魏国之间，得到了赵国和魏国的帮助，也使得秦国不敢对韩国轻易下手。

三晋与秦国比邻而居，使得秦国不敢放松警惕。在混乱是战国时期，面对强大的、随时会吞并自己的三晋，秦国开始积极变，引进三晋的制度，增强国力，最终一统六国。

战国初期，魏国通过变法成为第一霸主，其他各国也变法图强，秦国也随着时代的要求开始变法。从整体上看，秦国从三晋引进先进制度经历了秦简公、秦孝公、秦献公三世，直到商鞅入秦，三晋的制度被全面引入秦国，秦国开始了强盛之路。

在《晋书·刑法论》中，有这样的记载:“商君受之以相秦。”商鞅自魏国入秦，提出了废除井田制、重视农桑、按军功受爵、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系列变法求新的策略。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以“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商鞅从三晋引进的制度主要为这四项:析户制、奖励农耕、军功授爵和世官制废除。

析户制，是一种类似三晋家庭时期的制度。三晋在战国时期就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墓葬形式，墓地的组成也越来越小，单位也趋于最小化，这意味着个体家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李悝魏文侯计算出社会家庭劳动组织单位就是五口小家庭。商鞅变法则是将这种历史趋势要求加快，他拆散大家庭，使家庭分到最小限度，以强制性的力量创造小家庭制度，出现以一夫一妻为主的生产生活单位，增加社会劳动单位。

奖励农耕，也是商鞅鼓励农耕的政策，其精神与李悝、魏文侯所倡导的尽地力之教是一样的。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农民可以“治田勤谨”，“亩益三升”，实行平法，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的现象。李悝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商鞅继承发展这一政策，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政策有效地提高家庭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迫使每一个有体力与劳动力的男子都自立门户，使了子弟对父兄的依赖性降低。这种田制改革使个体小家庭从国家获得一份属于自己使用、占有的土地，又把耕织结合于其中，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体，促进社会的稳定。

军功受爵制。早在春秋时期的晋国等国家就已经开始建立赐爵制。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主持政治军事改革，建立了“食有劳而禄有功”的任官制度，主张“多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选贤任能、以军功为主进行授爵。秦国的军功爵制也受到了三晋地区影响，秦国以战立国，向来有奖励军功的传统，但没有合适是制度规则，经商鞅变法确立军功爵制以后，形成了适合秦国国情的完善的体制秦国，至此举国转入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极大的增强了秦国士兵的战斗积极性，使士兵开始积极于战争，秦兵之名传遍六国，为秦国一统六国提高了士气。

世官制的废除，秦国在战国时期虽没有强大的异姓宗族参与把控朝政，但也没有形成独立于国家官僚体制之外的宗法性政治系统。秦人对父、君的高度尊崇，导致秦国出现明显的非血缘政治，导致就整体而言，宗族在秦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高。但秦国的庶系王族一直参与朝政。

三晋等中原国家内部虽有世家大族干涉政治，但通过改革，摆脱了宗法血缘和世家大族的束缚，发展出以官僚政治为主的中央集权政府，成功加强了皇帝对国家的掌控。商鞅为此对秦国提出倡导“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他希望这项政策可以切断血缘与政治的关系，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加强皇权。

在春秋战国时期， 受西周文化的影响，诸侯国大约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周影响较深的晋、鲁等国，奉行宗法制，国内有强大的世家。一种是地处边疆、具有蛮夷戎狄色彩的秦、楚，君主较为集权。

晋国等宗法制国家实行制度大致相同,在春秋的中后期，向新型集权国家转变成为了中原国家的共同趋势,其中变革速度最快的是晋国,因为晋国的内部斗争最为激烈,晋国发展中，所邀请的卿族数量多且来源复杂,多为异姓异氏，这使得在春秋晚期战国初期，晋国解体，当韩、赵、魏三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它们都已经是新的集权制政体，完成转型了。赵、魏,韩三家之后在自己的领土上继续改革,其中魏文侯的改革最为系统成功，使得魏国国力增强,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得到提升，这对邻国尤其是秦国造成了重大威胁,使其他各国不得不进行了改革。

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无宗法、无封建、君权强大,但并不意味着春秋时代的秦国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这是由于秦国的国家结构简单，君主集权,没有剧烈的内部政治斗争和阶层变动,所以有利于集权的新制度。因此,战国初期秦国,迫于魏国的压力,面对三晋的威胁，也是为了更好的加强王权,强大自己，从三晋,特别是魏国引进这些优秀的制度.

秦简公时引进了赋税制度 “初租禾”，秦献公时代引进的户籍制和什伍制，秦孝公时代,商鞅引入析户制、奖励农耕、军功授爵和世官制废除制小家庭制、土地制度、军功爵制。之后的秦国历代国君励精图治，任用贤才，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整体看，秦国的改革历经三世，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到商鞅入秦，三晋地区的制度被全面引入秦国,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变革使秦国从一个简单落后的国家向新型的集权国家急剧转变。这场政治社会变革，改变了秦国的社会面貌,也奠定中国以后内下多年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秦国学习三晋制度进行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秦国变法之后，使得国内资源丰富，民众民风淳朴，服从官府的统治，偷盗犯法的人减少，文化经济事业得到发展，官员也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军队变得强大魏国待过。面对日益强大的秦国，魏国国君最终不得不承认：“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之后，秦魏两国发生战争，秦国从魏国手里夺回了河西之地，一举前愁之恨，还逼得魏国迁都大梁，以避秦军。秦国拥有了优越的地位，掌控了战争主动权。周显王26年，秦国成为战国的霸主，为其他六国所敬仰。

变法所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主流，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皇权从此集中于帝王手里，不在出现国家分裂群雄四起的现象了，也使得之后的国家面对危机勇于改革变法，促进思想的发展。

现在所说的万世皆行秦政治就是说秦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政体，而这种政体在秦国的诞生正是商鞅从三晋制度所学习的开始的变法。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2.《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