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价毛泽东（胡适评价毛泽东）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专门宣传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文化运动自此拉开帷幕。

1917年1月，26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

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

同年，24岁的毛泽东还是个文艺青年。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早就听说了胡适的鼎鼎大名，拜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胡适就像是他的偶像。

当时的胡适可谓是年轻有为，青年才俊，拿着每月260块钱在北大教书。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去北京访友，顺便去北大“追星”了。

毛泽东身穿灰蓝色长衫，背着麻布，腋下夹着个褐布包着的雨伞走进北大。这样一身打扮让他在“时髦”“进步”的北大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身边时不时地投来异样的眼光。

好奇中带有一丝鄙夷，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一间教室的门口写着这样一行字：中国文学史主讲胡适。

这下毛泽东可是激动得不得了，大步走进教室坐了下来，胡适走进教室一眼就发现了他。

问∶“同学你是哪个系的？”他赶忙站起来鞠了一躬，回答∶“先生您好，学生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进京访友遇先生授课，冒昧前来倾听。”

但胡适却是一脸严肃：“毛同学，不是我不允许你来旁听，只是学校有学校的制度”。毛泽东回答说：“学生实在是仰慕先生的大学问，只听一节，得偿心愿便走，绝对不打扰大家学习”。

胡适听了他的话，在讲台上来回踱了几步，发现周围的学生都在看着，只好皱着眉说∶“坐吧”

“谢谢”，毛泽东赶忙鞠躬致谢，这便是毛泽东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

到这里或许会有人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考北大呢？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师范毕业，摆在他面前三条路：前往法国留学，报考北大，参与革命实践。

面对眼前的选择，毛泽东更倾向于前往法国留学。因为出国接受新的思想，学习新的文化不失为一条看得见的明路。

民国时期的文人们大多也都有过留洋经历，像鲁迅、郭沫若、沈从文。胡适呢也不例外，曾乘轮渡前往美国，在美国留学时期，在康奈尔大学里读农科，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

可是走偶像的老路对于当时经济拮据的毛泽东而言，光是路费就让他犯了难，虽然当时赴法留学费用一降再降，可到最后仍高达100块大洋。

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100块大洋可是个不小的数字。自己在师范读5年，算上所有学费、吃穿用度总花费才160元。

面对难以攻克的经济问题，毛泽东不得不妥协，选取了一条这样的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工资8块大洋。

有了收入，一切方可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在北大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他还可以得到熏陶甚至旁听一些课程，可能还可以蹭蹭自己偶像胡适的课。

就这样，毛泽东负责起了图书报刊的借阅登记、归类整理等事务，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还旁听了北大哲学等课程。

正是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且认为它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慢慢地对一切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也正是有了这段俯身躬耕的时光，为他日后建立丰功伟业打下了基础。

他在旁听北大的课程后，觉得北大课程过于陈旧腐朽，不值得浪费精力深入学习。若想救国救民，就要依靠共产主义思想，此时已经看出毛泽东思想的超前。而北大当时的纯粹思想学术研究，已经脱离了社会实际。

毛泽东意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留在中国。以实践出发，不能闭门造车。所以对于当初摆在自己面前的三条路，毛泽东心中的选择已经了然。

普希金说：“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我一生的道途”，这句话用来形容当时的毛泽东是最恰当不过了。

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离开北大回到湖南，离开前他专程去拜访了胡适。这次拜访毛泽东特意和胡适提到了湖南的学生斗争，他想争取他的支持。

回到湖南，毛泽东迅速开始从事国内问题的研究和革命活动，他还组织创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创办了《湘江评论》。

胡适在看到《湘江评论》后，曾第一时间给予了推荐和评价。在当年8月24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胡适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之后胡适还重点介绍了《湘江评论》，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 《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毛泽东亲自写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得到胡适好评后，如《新青年》、《新潮》、《晨报》、《星期日》等报刊，都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予以转载。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拜访胡适。

关于当天拜访的缘由，《胡适日记》只记载说：“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根据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件内容看，当天毛泽东和胡适谈的是在长沙筹建“工读互助团”的事。

当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驱张”（指湖南督军张敬尧） 运动取得胜利后。他立即给胡适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信上内容全是报喜：“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从此看当时两人的关系还非常好，毛泽东对胡适很敬重，胡适对毛泽东也给予了很大支持。而二人的情缘更多的是基于“自由、民主、平等、无血革命”的思想。

不久后毛泽东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担任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这期间的毛泽东已经飞速成长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而当时的胡适则一直在学术研究中，他虽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却并没有从政的心思。

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在当年8月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如果最初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是“无血革命”，那么此时他的革命思想已经完全相反了。“武装夺取政权”实是毛泽东在革命同志的血泪中汲取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一直在学术圈的胡适所不能理解的。

毛泽东这个思想的确定，已经注定了他和胡适将走向完全不同的道途。

原本能传为美谈的师生情谊，随着形势的转变而发生了剧变。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胡适则崇尚自由主义，毕生都不支持暴力行为，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就此土崩瓦解。

同年7月国民党参政会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傅斯年等访问延安。他们返程时，毛泽东特别通过傅斯年向胡适问好，傅斯年很快转达了毛泽东对远在美国的胡适的问候：“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胡适与董必武聊完后感触颇多，他随即提笔给毛泽东拟了一封长约300多字的电报。末尾胡适特别指出道：“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后并没有回电，胡适对此似乎耿耿于怀。后来他曾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新中国建立胡适欲跟着老蒋流亡台湾，但依旧“感念旧好”的毛泽东想拉胡适一把，他希望胡适留在大陆。

可最终，胡适还是走了，走之前他对前来劝留的人留下了一句话“人家信我吗？”

或许胡适依旧对毛泽东没有回他信的事耿耿于怀，心眼一小就认定：毛泽东并不信任他。

上世纪50年代国人展开了“批胡”运动，在一次宴请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有一次有记者采访胡适：“听说当年你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毛泽东他就是在图书馆打个零工。但是当时就已经很有名声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考北大去读书？去当你的学生呢？”

胡适回答说：“我当年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但是我感觉他能力一般，说实话他要考北大考不上。所以我根本不是毛泽东的老师”。

听闻胡适的回答不免令人牙根儿一倒，文人的那点小心眼儿和酸墨水还真让他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然而更酸的还在后头，上世纪50年代媒体发表了一批毛泽东诗词，主席诗词有多么高的文学成就，那是人尽皆知的。

然而胡适读到一首词之后，竟然给出了差评，哪一首呢？《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是这样的：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胡适评价道：“我怎么感觉这个词不押韵呐，上半阕和下半阕押的韵脚都不一样。毛泽东是不是连什么韵脚都不知道，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词来呢！？”

是的，我们在读这首词时，确实能感觉到上下两阕韵脚真的不一样。作者本人都说过，情之所至不能以词害意，所有搞过文学的人都知道，格律我们当然是要讲究的。但问题是不管是诗还是词，重要的是抒发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情感。所以当真情实感涌动的时候，完全不能在意格律给我们画下的藩篱。

巧的是，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跟蝴蝶有关的诗：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比批判诗词更可悲的是，到了台湾的胡适也没有在蒋介石那里得到半点美言。蒋介石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很是不满，在蒋介石1960年10月13日的日记里，他曾这样评价胡适：“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在蒋介石的另一篇日记中他曾有这样一段讽刺胡适的话，他说：“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1962年，71岁的胡适因病辞世。他死后，蒋介石在日记里这样评价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对于中国人文化和思想启蒙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世人对胡适的评价已经趋于公允。

无论功业大小，毛泽东和胡适都曾为中华的崛起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昔人已逝，我们只能轻叹那段意气风发的历史时光，铭记那个觉醒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