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差异（威尼斯地中海霸权的兴衰）

疫情宅家读历史，花了一个星期才读完英国历史学者罗杰·克劳利所著《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一书（陆大鹏，张骋译，2017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原著文笔优美，叙事流畅，翻译水平也很不错，很有可读性。2001年夏天和2007年春天，我曾两次游历威尼斯，这个历史名城的风貌非常有特点，但是当时我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全球化正是发端于800年前的这片潟湖之中。

一、 威尼斯海洋霸权的崛起

在第二个千年的最初两百年里，威尼斯依靠地中海区域内的航海和贸易而逐步发展成一个小型的城邦共和国，但是让他们突然发达起来的则是抓住了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战略机遇，抢占了东罗马帝国的海权。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本是借道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讨伐穆斯林的东征，被威尼斯90多岁高龄的瞎眼执政官丹多洛用债务压力所骑劫和利用，最终扭曲成了攻打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1202年，在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之前，法兰西骑士们与威尼斯城签订的商业条约是以85000马克的价格获得威尼斯提供的舰队，将预期中的33000十字军将士运到1400英里之外的埃及亚历山大港。但是欧洲各地十字军动员的组织进程、人数规模和自身财力都远不如预期，结果导致出征的行程有所推迟，而且还欠了威尼斯政府34000马克，约合九吨白银的债务。威尼斯执政官丹多洛以此为条件，要求十字军帮自己攻击背叛了威尼斯的地中海城市扎拉，这意味着十字军征伐的首战对象不是异教徒而是另一个天主教城市。为此，教皇对十字军和丹多洛实施了宗教绝罚，而丹多洛等人隐瞒了绝罚之事，并继续用债务问题逼迫十字军还债。在债务压力之下，十字军临时接了一桩大生意，前往君士坦丁堡帮助一位年轻的拜占庭贵族亚历克塞·安格洛斯从他的伯父手中夺回本属于他父亲的皇位。在债主丹多洛的亲自督战之下，忘掉了圣战初心的十字军果真攻破了同为基督教势力的君士坦丁堡，从而上演了一场贫穷好战的拉丁势力对富奢柔弱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的无耻瓜分和洗劫。这场洗劫中，威尼斯的战利品除了有大量宝物古董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希腊西部，科孚岛，爱奥尼亚群岛，爱琴海基地，加里波利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统治权，以及君士坦丁堡的码头和船厂等区域，窃据这个千年古都八分之三的面积。由此开始，这个政权的自称从“公社”和“共和国”悄然变为“宗主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中海海洋霸权。

二 威尼斯的政治经济体制

显而易见，从其崛起开始，威尼斯城的真正信仰就是金币而不是上帝。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海盗才是犯罪，高利贷不算罪过，而利润则是一种美德，基督也可以视作一位商人。威尼斯的海洋霸权，本质上是一个多民族的世俗政权，它既没有令其他民族归化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天主教信仰的热忱，即便偶尔搞一点传教，那也是为了得到教皇的支持以获取政治和商业利益。他们努力游说教皇允许他们跟伊斯兰世界做贸易，然而击败十字军势力的穆斯林政权正是从手中获得战略物资的补给的。他们总是将商业利益放在宗教意识形态分歧之前，在多数时期和多数地方，他们对不同宗教信仰是相当宽容的，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和平相处。所信奉的圣马可，与其说是天主教的宗教人物，不如说是人格化的威尼斯爱国主义符号。

海洋贸易不仅为威尼斯带来巨额利润，也培养出大量优秀的航海人才，还带来造船和武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积累，而这些资金、人才和装备技术方面的优势又反过来维持和提升威尼斯的海洋贸易，使其称霸地中海三百年。

威尼斯是一个商人贵族领导的重商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自始至终都是贵族共和制度，因此可能算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后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它某种形式的放大版。这个国家的政策目标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所有国家行为，包括战争、殖民、外交、情报，都紧紧围绕长期商业利益来运转的。商业资本控制政府和军队，为了确保其公权力服务于贵族的商业利益，所以对内实行法治，一切按照规则和传统来运行。威尼斯以其严刑峻法著称，战败的海军司令和违反法律的海外领地总督都会被元老院的密令千里迢迢地抓回来下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判死刑。驱动着威尼斯霸权运转的，是冷静的商业理性和冷酷的法律体系，而不是狂热的宗教信仰或者政治家个人的政治冲动。

货币体系上，威尼斯于1284年-1840年间持续发行的杜卡特金币，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金币之一。十三世纪后期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米哈尔八世降低了拜占庭金币的成色，为了应对，威尼斯共和国发行这种金币，直径20mm，重约3.5克，含金量高达99.5%，是中世纪的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黄金纯度，该金币取代了拜占庭金币成为了欧洲最权威的硬通货。它在东西方贸易中很有信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中所提到的金币就是威尼斯的杜卡特，而遥远的印度次大陆的人也对它高度认同，金币上的两个人物被他们解释成了印度教中的两位神祇。实际上，金币正面印制的是历代威尼斯执政官跪在圣马可面前。天主教中的圣人圣马可是威尼斯本城的“护法”圣人，其骸骨被威尼斯商人从亚历山大港偷回，供奉在圣马可大教堂中。

威尼斯体制带有鲜明的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的色彩。造船业（兵工厂）和远程航线是国有的，具体的航线与船只运营权利会定期拍卖给商人；每一条商船都负有为政府打探消息的义务，法律规定航行归来的船只必须先到莫东和科罗尼（两个双胞胎港口相距20英里，在威尼斯的文件中往往作为一地来称呼，被视作“共和国的双眼”）停留，报告关于黎凡特地区的海岛、战争和香料价格的信息。

三 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竞争

1204年至1380年之间的地中海的历史主题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共和国如一对孽缘，既高度相似而又相互仇视。

双方都是利润导向的共和国，都擅长海战和贸易。但是热那亚更加有个人主义色彩，更愿意冒风险，更有创造性；而威尼斯则带有鲜明的中央集权和高度组织化的特点。为了赶走竞争对手，获得与黎凡特地区各位领主的排他性贸易权，热那亚人、以及比萨人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热那亚打败了比萨，而威尼斯最终打败了热那亚。

最早的战争爆发于叙利亚海岸的十字军港口阿卡，热那亚人与之间为了共享的教堂和私人斗殴的事情酿成族群冲突，最终演变成两个海权贸易共和国之间的百年海战。本是利益之争，但是爱国狂热和对彼此的文化厌恶让他们双方成了百年世仇。双方互有胜负，教皇的调解劝和都无法化干戈为玉帛。双方消耗过头时也有屡次停战，但是和平总是短暂的，每一代人都会掀起新的竞争和战斗。

1298年双方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的库尔佐拉岛展开了一场大战，共计170艘桨帆船参战，热那亚大获全胜，威尼斯海军司令被俘后自杀。被热那亚擒获的5000名威尼斯战俘中，有一位富裕而又好吹牛的威尼斯商人与另一位难友鲁斯蒂谦成了好友，这位比萨情感作家将威尼斯朋友的游历故事记录下来，由此而诞生了马克·波罗游记，其中遥远东方的黄金、香料、丝绸、风俗以及其它夸张离奇的故事，激励了未来几个世纪的欧洲人奔向东方。

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进行了百多年，但最戏剧性也是最终决定性的一幕出现在1379-1380年。当时，热那亚联合了帕多瓦领主和匈牙利国王，从陆路和海路同时进攻并包围威尼斯本土，威尼斯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欲投降求和而不得。在即将攻入威尼斯老巢的最后关头，热那亚海军司令却犯了优柔寡断的战略性错误，被绝地反击。绝望中的迫使执政的贵族们将一位传奇性的海军将领皮萨尼从监狱中放出来并委以重任，皮萨尼利用威尼斯本城周边的堤岸和潟湖，将热那亚海军反过来围困在其中，最终迫使长期缺乏物资补给的热那亚海军因为饥饿和绝望而投降。

此战之后，热那亚共和国的国运开始走下坡路，而威尼斯霸权则迎来自己的全盛时期。1381-1425年是威尼斯霸权的扩张期，这个阶段的地中海政治格局是拜占庭帝国继续衰落，匈牙利国王失去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而奥斯曼土耳其则向西不断扩张。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动，迫使原本长期抵制和敌视威尼斯势力的地中海岛屿和城市，纷纷开始接受和主动寻求威尼斯的庇护。此后又恰逢奥斯曼土耳其在苏丹死后四个儿子之间陷入内战无暇顾及威尼斯的扩张，威尼斯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在此期间都翻了一番，其中既有意大利本土的扩张，又有在地中海沿岸诸多关键岛屿的收获。当然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也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1204年的，大多数男性都是水手，而十五世纪的，则越来越多是移民的后代，水手的比例也大幅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一个靠海吃海的海洋霸权而言，不是什么好消息。

四 威尼斯的衰落

十五世纪末威尼斯的衰落，与他们的两大对手的崛起有关，一是东方的陆上霸权奥斯曼土耳其于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继续西进蚕食，并开始发展海权；二是西方的葡萄牙人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横穿印度洋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打通了欧亚之间的印度洋大西洋航线。1500年前后，在这一东一西、一陆一海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之下，威尼斯的地中海霸权戛然而止。

威尼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对抗，是近现代战略史上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竞争的预演。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新生海军力量，在1416年代曾经遭遇过的毁灭性打击，不仅十几艘战舰毁于一旦，而且所有被俘虏的水手，包括土耳其人和受雇的基督徒全部被杀，以至于此后数十年里没有一支成规模的奥斯曼舰队出海。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花了大半个世纪逐步重建其海军力量。15世纪后期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们不仅重视舰队的建设，而且重视人才和知识，将大量土耳其海盗纳入其帝国舰队，将各族航海造船人才纳入其装备制造队伍。在军舰下饺子一般地大规模下水的时期，奥斯曼土耳其还努力隐藏其战略意图，假装为清剿海盗而建设其海军；直到1499年4月，也就是离对威尼斯正式开战仅仅两个月的时候，苏丹史无前例地热情款待新任威尼斯大使，不但给予很高的礼遇，还承诺永远不会背弃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当然，这些花招骗不了精明的，他们派遣的间谍虽然在买凶刺杀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事业上屡战屡败，但用密信将战略和军事情报及时传递到威尼斯母城的工作还是能做到。因此，双方言辞友好，但是都在认真备战。

战争中，土耳其苏丹很好地利用了大陆帝国在土地和人口上的相对于海洋霸权的优势，避免赌博式的大海战给威尼斯发挥其技术和质量优势的机会。大舰队建成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知道自己的海军虽然规模比大，但是海战经验和技巧不如对方，因此避免与进行外海上的大决战，而是将海军用作陆军的辅助手段和后勤工具，帮助陆军将火炮与后期物质运送到希腊海岸线上那些威尼斯贸易站点和独立城市的附近，然后借由陆军的规模优势来一个个拔钉子。最典型的战例是1499年8月的宗奇奥海战，威尼斯舰队由于内部指挥失当和部分舰只的临阵胆怯而错失了在外海歼灭奥斯曼土耳其海军的决战机会，后者得以把攻城炮运送到勒班陀，与正在陆地上围攻此城的土耳其陆军会师，勒班陀不得不投降。次年7月，类似的一幕在科洛尼和莫东重演。这两个双胞胎城市的陷落，意味着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海权初建时所获得的殖民地正在被大陆霸权所一瓣一瓣地剥离。

人类毕竟不是鱼类，能量和物资都必须经常性地从陆地来获得补充，因此海洋霸权其实非常依赖陆海交接处的港口补给站。或者说，堡垒坚固的港口拓展到哪里，海权就可以此为节点辐射和拓展出去。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海军建设上的韬光养晦和海军对抗中的费边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虽然从没有赢得任何一场伟大的海战，但是却成功地将威尼斯的海权降服了。威尼斯海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东方的贸易和补给据点一个个沦陷，自己的海洋力量渐渐萎缩回意大利半岛东侧的海湾。1503年，威尼斯屈辱地接受了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提出的和平条约：从此在海上遇到奥斯曼船只的时候，需要降下他们骄傲的圣马可旗帜，默认自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

几乎就在同时，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所开拓的绕过好望角直接前往印度的新航路，将威尼斯从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位置上变成了边缘区域。从此，整个地中海区域的贸易都衰落了，航海商业霸权的天命转移到了地中海西门口的伊比利亚半岛。德意志人给威尼斯的订单不断缩水，商人陆续迁往葡萄牙的里斯班。1502年去往贝鲁特的桨帆船仅仅运回来四大包胡椒，因为与葡萄牙人的直达远洋航线相比，原本通过伊斯兰世界和威尼斯的层层贩运的东西方贸易已经变得毫无竞争力。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生意不再让穆斯林各族和做中间商赚差价。地中海也从东西方交流的黄金水道变成了一个夹在欧亚非大陆之间的半封闭湖泊，自古兴盛的所有商路及其沿线城市突然成了一潭死水，开罗、黑海、红海、大马士革、贝鲁特、巴格达，乃至君士坦丁堡本身，全都被大西洋沿岸的配备重型火炮的大型盖伦帆船逐出世界贸易圈。1500年，意识到巨大危机的曾经向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提议共同开挖一条运河打通地中海和红海，但是马穆鲁克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和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离他们的末代统治者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吊死在开罗城门前还有十七年。

五 从威尼斯地中海霸权看现代市场体系与海洋资本帝国

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以来，现代市场体系的历任主导者，包括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这些塑造了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霸主们，身上有着一系列共同点，比如依重海洋贸易和海军优势，比如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赋予他们的力量，比如在其崛起过程中喜欢殖民冒险和重商主义，比如强调规则和法治等等。如果说葡、荷、英、美是近现代海洋帝国的成长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在威尼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海洋帝国的胚胎发育阶段。这个小小的中世纪城邦从地中海的运输和贸易中形成了自己的小宇宙，虽然相比于后来者其军事力量和财富规模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但是未来的一切都已经具体而微地蕴含其中。

贸易驱动知识、技术和产业链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转移，在今天正在重塑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面貌，但是700年前这种机理主要作用在地中海的东部。威尼斯商业帝国的运转加速了中东伊斯兰地区（黎凡特地区）相对于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技术和知识向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转移。原本令黎凡特地区富甲天下的产业，包括肥皂、玻璃、丝绸、造纸和制糖行业，要么被威尼斯共和国所篡夺，要么被其海运体系所瓦解和转移。威尼斯商人从购买叙利亚玻璃转为进口叙利亚沙漠里的苏打灰，玻璃制造的关键原材料，然后将更好工艺的玻璃出口到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宫殿中。糖的生产则从叙利亚转移到了威尼斯控制下的塞浦路斯，肥皂和造纸行业也发生了类似的转移。

威尼斯造船工业的现代化特点，充分地体现在兵工厂里模块化流水线生产方式上。桨帆船的所有部件以模块的形式储藏在干燥仓库里，战时可以迅速组装起来。1436年夏天，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弗尔目睹了威尼斯兵工厂快速建造一队桨帆船的过程：船体一个接一个地下水，数组木工安装船舵和桅杆。航道两边的兵工厂房屋的窗户都打开着，一艘小艇拖着一艘桨帆船从航道中驶过，工人把绳索、武器、弩炮、臼炮、船桨等等所有配件从两侧的窗户里送到船上。桨帆船到达航道的尽头，所有人都上船完成了装配。以这种流水线方式，六个小时内，十艘全副武装的桨帆船便准备就绪。在兵工厂，所有的工序都有落实到人的责任制，每一位麻绳制造工人的卷线轴都有标记，以识别每条绳子出自何人之手，每根绳子出厂之时，便被附上一个彩色的标签，说明其正确用途。这种责任制和对质量的严格监管，是航海生活的内在要求：若是在造船和制绳中偷工减料，那么船只、船员和船上的昂贵商品都将毁于一旦。造船匠的技能和秘密知识代代流传，是威尼斯一直小心守护的重要无形资产：负责造船的兵工厂有城墙护卫，夜间有警卫巡逻，严防竞争对手前来窃密。

威尼斯（和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很可能是第一批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国家，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离岸保税仓库。在威尼斯地中海霸权的时代已经发展出了颇具现代特点的金融体系，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信用贷款业务，国际银行业务，承兑汇票、复式记账和新形式的企业组织形式也都问世了。新型交易手段的发明促进了贸易规模的空前发展，也推动了欧洲的城市化进程。现代金融体系支持的消费主义文化在威尼斯身上得到相当清晰的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使得商品的需求品种出现升级，比如对香料的爱好就是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早期雏形。除了盐之外，香料对食物的存储并无帮助，但是胡椒、生姜、豆蔻、肉桂、红糖等等被欧洲人称为香料的东西，能让菜肴更加美味，并可用以展示财富，满足欧洲贵族和富裕的中产阶级追求享乐与奢靡攀比的需求。香料是刚刚开始发端的世界市场上的最理想商品：重量轻、体积小、价值高、易于长久保存和长途运输、便于分拆包装后零售。等到17世纪荷兰崛起的时候，香料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贸易品。

商业的繁荣带来工业、服务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得生活在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宗教文明体系下的人之间的相互分工和合作得以可能，从而使得人们的就业和收入逐步摆脱土地和资源的约束，越来越依靠人自身的劳动和创造来生存。进而，在人的劳动中，人类也越来越摆脱肢体和力量的限制，而更多地依靠知识、技能、设备和创造来形成新的需求和供给能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伴随着族群和阶级之间的奴役、剥削与暴力，但相对于传统的农耕与游牧帝国，海洋商业帝国的发展代表着人类晚近千年历史的演化方向。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500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族被世界市场体系所裹挟和渗透，参与到所谓的全球化之中。许多非海洋文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这种历史潮流采取了排斥和批判的态度：有的侧重于其唯利是图，有的侧重于其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的侧重于其种族主义色彩和对其它族群与文化传统的瓦解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以海洋贸易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体系带来了更多的产出，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科技和更长的人均寿命，而那些试图自绝于这个体系的民族，其结果是贫穷、落后与封闭。如果封闭和对抗不行，那么模仿和融入是否可行？在我看来，日本、新加坡等中小型国家也许可以，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古老文明而言，这恐怕也不是真正的出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具农耕、游牧和海洋文明特质的多元一体的混合型文明，所以，她的适应、学习和演进能力非常可观。最近的四十年，我们向大大小小的海洋性经济体学习到如何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并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如今，我们面对海洋霸权的正面竞争和围堵，要想获得最终的胜利，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海洋霸权的道德指责和政治批判，而是要深刻地理解、学习并超越对方。我们将保留我们传统中的某些大陆文明的特质，但是我们也必须学会走向蓝海，拥抱和掌控世界市场体系。只有比我们的对手更好地理解海洋和市场，我们才能战而胜之，最终取而代之。而这个深度理解战略对手的有趣过程，也许就可以从解剖威尼斯这个胚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