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分权制衡方案（古代版三权分立）

文/纳兰谈史

晚唐因地方藩镇势力过大而尾大不掉，于是长期陷入了强地方、弱中央的政治格局，最终迅速走向了衰亡。虽然唐朝被新政权所取代，但是它先天的王朝基因却深深烙印在了后世政权当中，并由此掀起了五代十国数十载的腥风血雨。

遍及各地的节度使

五代十国之所以政权频迭战乱不休，几乎全都是由内部斗争所引起的，从源头上来说，就是自唐末以来，节度使拥兵自重，中央尾大不掉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有效解决，统治者为了攘外安内不得已要把权力下放，然后权力到了将领手中，则成为了弑君篡位祸乱天下的源头。

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到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整个五代十国的政治史简直就是一部将领篡逆史，而且是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当中，之所以无法打破这个历史怪圈，一是因为集权的时机不够成熟，毕竟天下依然是四分五裂的状态，想要一统天下非仰仗武人不可，二是没有一套合适的体制机制来代替旧有的权力分配制度，在没有配套的权力制衡术下，收回权力的意义不大，反而会成为一种灾难。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南征北战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大业，但也在征战的过程中爆发了内部地方将领李筠、李重进的叛乱，宋太祖统帅精兵御驾亲征，最终平息了这场叛乱，叛乱后宋太祖忧心忡忡，拖着疲倦的身心在龙椅上思量万千，他怕了，但他怕的不是这次的李筠、李重进，而是千千万万个不知何时会再次冒出来的李筠、李重进，他决定从根本上解决自晚唐以来失序的中央与藩镇强弱关系，但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正当赵匡胤迷茫之际，宰相赵普为他提供了一个思路参考，赵普认为地方藩镇的强势，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藩镇拥有政治上的承认、经济上的支撑、军事上的底气，所以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便能令皇权稳固天下太平，赵普一针见血的形势分析，令赵匡胤茅塞顿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帝王收权的先例，但在收取权力的过程中，往往都伴随着血腥杀戮，严重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在大宋立国之初，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政权稍有人事关系处理不慎就将面临夭折的危险，赵匡胤在深思熟虑下决定恩威并施，通过一场酒局兵不血刃的把权力重新收归中央。

权力回归后，权力的重组成为了关键，赵匡胤先是在军制上废除了禁军一把手殿前都点检一职，取而代之的是增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三个办事衙门，三个衙门之间相互独立互不统属，又增设枢密使一职来发兵，枢密院又与三衙相互制衡，彼此掣肘。在官制上，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以参知政事为副，不断的分化相权，整体上呈现“二府三司制”的中央政制。

复杂的二府三司制

在宋太祖这套精密的集权制下，皇权的内外部威胁荡然无存，的确是切中时弊的英明之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因权力过度分散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令整个宋朝深受其害。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无限度的分权制衡，使得官僚队伍极具膨胀，文武官员数量对比前朝唐朝扩张了十倍以上，北宋的募兵制也是一大弊政，不光战力羸弱而且花销不菲，“三冗”现象的持续加剧，直接拖垮了中央财政，像后来的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都是围绕着三冗问题展开的，试图想着从内部变革打破僵局，缓解帝国财政危机，但很可惜北宋帝国已经对分权制产生了过度依赖，解决三冗也就意味着否定分权制衡，这当然是很难实现的。

如果说花费了巨额财政能保证官、兵行政效率的提高也还是值得的，但是实际却呈现出的是官员权力薄弱、政出多门、权责不分的弊政，令北宋的政治变得愈加昏暗，此外，由弱中央、强地方向弱地方、强中央的成功转变过程中，地方经济、军力迅速凋敝，积贫积弱之势从地方到中央蔓延，强干弱枝的中央和地方格局也为后来地方上此起彼伏的民变埋下了伏笔。

利弊参半的制衡术

总的来讲，宋初的专制主义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全方位涵盖了政权、兵权、财权、司法各个方面的革新，是大一统帝国稳定繁荣发展的必然历史进程，也对后世的明清产生了深远影响，权力制衡术逐渐成为政治新常态后，与皇权相生相克，也在无形中慢性消耗封建王朝的国祚，一旦遇到突发的内忧外患则会把这一弊端严重显现，宋末如此，明末清末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