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机制规范运作(三会制度的缘起)

来源:人民网-上海频道编者按: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三会”制度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诞生,有效提高了基层民主自治水平2017年,“三会”制度被写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当中,成为上海解决基层治理“难点、堵点、痛点”的重要法宝,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三会机制规范运作?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三会机制规范运作(三会制度的缘起)

三会机制规范运作

来源:人民网-上海频道

编者按: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三会”制度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诞生,有效提高了基层民主自治水平。2017年,“三会”制度被写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当中,成为上海解决基层治理“难点、堵点、痛点”的重要法宝。

行至当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三会”制度见证着人民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因,22年来不断推动基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上海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

“三会”制度因何而创?有何独到之处?如何在破解难题中不断丰富拓展自身时代内涵?从今天起,我们将走进五里桥街道,讲述“三会”制度的“前世今生”和新内涵,探寻上海基层治理的密码。

“这里的变化那叫一个翻天覆地,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都不敢相信。”周阿姨今年75岁,她所居住的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桑城居民区彩砖铺地、路灯明亮、还实现了“电梯梦”。

“我女儿总想让我搬去和她那儿住,我可舍不得走,哪里都没有这儿住着舒服。”谁能想到,就在2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路口垃圾不入箱,路灯不亮隐患多,阴沟堵塞积污水,流浪猫狗汇聚,倒粪站敞开的“垃圾弄”。桑城居民区的焕新,得益于“三会”制度,这里,也见证了这项重要制度的萌芽。

时针拨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商品房经济的兴起,上海开始出现“小区”这一概念,生活在小区的人们开始面对各种问题,尤其是产生纠纷与冲突时,如何合理处置能让人心服口服,成了居委会的大问题。居委会完成工作后,如何通过公平评议来推动自治工作的良性循环也是问题。

1997年,亲身经历上海基层社区变迁的社区工作者魏桂花,从五里桥街道桥二居委会调任至桑城居委会,书记主任双肩挑。迎接她的是比以往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挑战。

早些年,居委会想组织社区做什么事情,很容易就能“一呼百应”,居民都非常支持,参与热情也高。但慢慢地她发现,情况变了,居委会想组织居民做什么事,老百姓不一定愿意,特别是政府为社区排定了很多实事项目,本来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好事,但有时却因为老百姓不满意,导致项目推进不下去。即使实事项目最终落成,老百姓也会对居委会工作表达强烈的不满。这让居委工作人员既感到委屈,又深感无奈。

如何有效破解“政府买单办实事,老百姓却不买账”这一难题,在将好事办好、实事做实的同时,又让老百姓心服口服,成为魏桂花心中的第一大困惑。

商品房小区的居民们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开始面对各种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安全问题、物业服务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以及宠物管理问题等,引来了各种矛盾纠纷……就这样,居委会成了矛盾的聚集地,居民有矛盾就进入居委会让居委来评理。

“居委会工作人员整天被这些矛盾裹挟着进退维谷,不能当裁判员判各方各50大板,也不能做偏心眼偏袒任何一方,一不小心表述不当还会招来居民的谩骂。因此,居民争论不休的时候,居委会只能处于失语状态眼巴巴地看着,导致居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越吵越凶,甚至动手摔居委会的东西。”魏桂花回忆道。

何时能解决这些矛盾,将居委会从矛盾纠纷中解脱出来,还社区一片祥和安宁?成为魏桂花心中的又一大问号。

往常,到了年底,居委会都要邀请居民对“七所八所”的工作做出评价:派出所工作是否到位,房管所是否关心百姓……

然而,居民作为评论方实话实说,和盘托出,把各个所批地一无是处,各个所作为被评议方,只能目瞪口呆,没有解释的余地。年度总结大会屡屡开成了年度批斗大会。

如何举社区居民之力,通过公平评议来推动各项工作的良性循环?成了魏桂花心中的第三大问题。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魏桂花所在的桑城居委会提出了上海市内最早的“三会”制度。

“三会”制度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街道、区有关职能部门支持下,由居委会主持召集的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即“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议”。

“一句话,为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解决自己,自己管好自己。”这成为魏桂花着力探索的重要方向,并将其投入到实践工作中,也成为“三会”制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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