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对陈寅恪评价（一代大师陈寅恪与唐筼的爱情）

文丨卿心君悦

陈寅恪，字鹤寿，著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以及语言学家，被誉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成就非凡、著作繁多的陈寅恪，一生命运多舛，幸得有良人相伴，才让坎坷的一生并不缺少温情的抚慰。

或许，婚姻最美的地方也在于此：深情之下无怨无悔的陪伴。

“陈寅恪的好友赵元任与杨步伟曾在《忆寅恪》中记录着这样一个片段：在清华任教期间，他经常在赵元任家蹭饭，一天杨步伟劝说他应该谈个恋爱，陈寅恪以恋爱分散学习精力为由而推迟。在当时，“大龄”陈寅恪的恋爱问题已成为众多好友所担忧的事情。”

1890年7月，陈寅恪出生于名门世家，爷爷是晚清维新派的名臣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父亲是有着“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称的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为维新四公子）。

陈寅恪自幼就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着“中、西融合”的教育，也为此奠定了后世秉持一生“中国文化本位论”的立场。

受当时留学风潮的影响，从1902年起到1926年，12岁的他开始了长达24年的学习生涯，期间出国留学五次，留学时长十四年左右，求学的足迹遍布中外多所名校，其中包括：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高等政治学校等等。

1926年6月，经吴宓推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因其多年求学经历学识渊博，年仅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身为大师，他对爱情有着特殊的见解，也因此对于爱情并不上心。

在《吴宓日记》中记载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时，陈寅恪在哈佛大学与吴宓和梅光迪提及自己关于爱情的看法，也就是“爱情五等论”：

第一等，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等，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钗、黛玉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第三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远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第四等，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等，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在爱情等级论中，多数夫妻的爱情都属于第四等，对于从未真正触碰过爱情的陈寅恪而言，并不懂得爱情的美，觉得这种次等的爱情意义并不大，与其让这样的爱情分散自己的精力，不如用在学习与事业上，那才是最美好的东西。但是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与欢乐相连的。”爱情正是带给人生幸福与欢乐的重要一部分，奥斯瓦尔德•施瓦茨说：“婚姻是完美人生的精髓”，缺失这部分的感受，人生的美是存在缺陷的。

他当时的想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爱情与事业不一定就存在分歧。

对于这一点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无论是钱钟书与杨绛还是林语堂与廖翠凤或是赵元任与杨步伟等等，婚姻爱情并没有阻碍他们事业的发展，反而两个人在爱情中都得到了一定的成长，若不然他们又怎会在爱情的围城中，不愿意出去呢？

1928年春，体育教授郝更生在与陈寅恪闲聊时，想起前段时间在他女友高梓的好朋友（唐筼）家看到一幅南注生所提的诗，他便向陈寅恪问到“南注生”是谁？

陈寅恪略一思考，便说到：“悬挂诗幅的女教师，一定是灌阳唐公（唐景崧）的孙女。”原来，之前他恰好读过唐景崧写的《请缨日记》，很敬重其人，由此产生了前去拜访的心思，当然他主要是对那副诗作有兴趣，随即与郝更生约好时间一同前往唐筼家中。

唐筼，原名家琇，是民族英雄唐景崧四子唐运泽的女儿，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北平大学的五学院之一）任教体育，虽是体育老师，但幼年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文学修养深厚，她与陈寅恪相同，一心用在学习及教育事业上，也未曾恋爱。

许是命运安排，许是缘分所至，二人见面后竟一见如故，暗生欢喜。

在二人的子女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中记载了母亲唐筼对那段时间的回忆：

“那日以后，父亲便约母亲一同出游。记得母亲曾告诉我们，最开始两人相约于北平中山公园，远远望见父亲走来甚为欢喜……当时的交通极不方便，从西郊清华园到城内，很费时间。父亲即使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假日仍不辞辛劳，进城赴约。随着他们的不断交往，互相了解加深之后，双方遂定秦晋之好。”

爱情就是这般，一旦真的遇见动心的人，就会深陷其中享受美好。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这是婚后不久，二人因事暂别，陈寅恪独自一人坐船从上海返回清华时所作《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表达了他对妻子唐筼的思念之情。

1928年7月10日，陈寅恪与唐筼宣布订婚，7月15日，在好友赵元任的家中举行订婚喜筵宴客。

1928年8月30日，二人在上海完婚。雷斯登说：“美满的婚姻是新生命的开始，也是快乐与幸福的起点。”39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从这一天起开始书写全新的幸福生活。

婚后的生活，不仅没有影响陈寅恪的事业，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斯韦登伯格说：“爱情存在于奉献的欲望之中，并把情人的快乐视作自己的快乐。”陈寅恪夫妻恰是如此，她乐于照顾他的生活，为他收集、梳理材料，他也乐于为她解答困惑，再也不觉得爱情是分散精力的事情，这种伴有奉献的陪伴，促进了二人共同的进步。

在当今社会，部分夫妻都存在一种现象，随着时间的增加，发现夫妻间的陪伴并不是一种幸福的存在。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关键在于对幸福的定义存在理解的误差，要知道幸福不是获取，而重在奉献，当陪伴不再是单纯的获取，而是重在予以对方幸福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幸福时，这种陪伴即便再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1929年，结婚一年后，陈寅恪夫妇的第一个女儿（陈流求）出生了，原本充满喜悦的一件事，却因唐筼在分娩时由心膜炎诱发心脏病之事冲淡，幸运的是医生抢救及时，母女平安，而不幸的是心脏病却成为困扰二人一生的问题之一。但好在幸福生活很快将这件事掩盖了下去，在婚后9年的时间里，唐筼又接连生下二女儿（陈小彭）、小女儿（陈美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打破了陈寅恪一家原本宁静温馨的生活。

恰在此时，陈寅恪因长期从事学术的研究，用眼过度，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需要立刻做手术治疗，然而为逃离即将沦陷的北平，保护家人的性命，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

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中记载了当时陈寅恪一家人逃难的经历与艰辛，1937年11月3日，一家人从北平逃往天津，又从天津去往济南，刚到济南又因战火的波及，迅速从济南逃往徐州、郑州、汉口，最终于1937年11月20日晚到达长沙。

在将近20天的逃难生涯中，陈寅恪因眼疾、脚疾（幼年留学时留下的病根，双脚满是鸡眼无法长时间走路）、持续性的高烧，多次想要放弃，是唐筼一次次的鼓励支撑他走了下去，而那时唐筼的状态同样不好，长期的劳累，加上心脏病的困扰，身体也十分虚弱，但她暗自坚持着。

就像李斯特说的：“爱情能减少女人的文弱，增加男人的勇气”，正是二人之间不离不弃的爱与陪伴，才让他们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逃生岁月，费洛姆说：“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或许当时若无二人相互支撑与陪伴，最终的结果未必会这么乐观。

到达长沙后，陈寅恪马上前往长沙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国立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任教，然而那个时期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战火很快波及到长沙，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迁移至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大。

陈寅恪一家再次开始逃亡的生活，他们选择从水路前往云南昆明，在香港中转时，长期的奔波使得唐筼心脏病再次发作，小女儿陈美延也在此时病倒，无奈下一家人在香港暂缓脚步。1938年4月15日，学校开学在即，唐筼尚未痊愈，同时昆明高原气候也不适合心脏病修养，陈寅恪选择孤身一人前往云南昆明。

“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这是陈寅恪孤身前往昆明任教与妻子再次分别时写的诗。唐筼收到后，随即合诗回道：“独步台边惹客愁，国危家散恨悠悠。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这两首诗后都被收录在《陈寅恪•诗集》一书中。

1938年4月23日，陈寅恪到达昆明后，染上疟疾病倒在床，而此时在香港的唐筼病情竟再次加重，在那段时间二人通过频繁的书信互相鼓励安慰，正是对爱人的挂念，支撑他们度过了那段各自最为艰难的时期。陪伴没有固定的形式，心与心的牵挂，也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陪伴。

在《陈寅恪与牛津大学》中记载，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前往该校做汉学教授，这也是该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得知此事陈寅恪原不想前往，但考虑前往英国有利于与家人相遇，便答应下来。

1939年6月22日，在学期授课结束后，前往香港与母女团聚并准备去往英国任教的事宜（陈寅恪公私分明，妻子生病，家中需要照料是私，但并未因此耽误授课。前往英国任教也是得到校长梅贻琦等人的支持）。

然而，命运弄人，在陈寅恪与家人准备前往英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瘫痪无法出国，因此无法赴约，出于责任，也为了生计，无奈下再次与家人分离孤身返回西南联大任教。

1940年7月1日，陈寅恪为履行前往英国任教的约定，再次回到香港，准备前往。然而不幸再次发生，首先是牛津大学推迟其前来任教的时间让陈寅恪第二年前往（后因局势又被推迟，直到1945年才再次发出邀请），其次国内的战争局势升级，他返回昆明任教的路也被截断，无奈下只好留在香港。

那段时间没有收入来源的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生活的非常艰苦，后幸得杭立武的帮助，香港大学聘任陈寅恪为客座教授，才能使一家勉强维持生计。

虽然那段时间非常艰苦，但是一家人从未放弃生活。即便当时陈寅恪任教的学校离所住的地方相距甚远，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无怨无悔。

如同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在《我们仨》中所说：“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我们相扶相伴，无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这就是婚姻中陪伴的幸福。就像席慕容说的那样：“婚姻不是从此只有两个人面对面，结婚应该是两个人牵手共同面对这个世界。”不管需要面对的是困难，还是艰辛，只要夫妻间二人执手相牵，就没有走不过去的坎坷。

当前社会，这种陪伴在婚姻中更为重要。

当前，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由此产生的困扰是大多数家庭不可避免的。遇到这种情况，部分夫妻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善。

• 一方或双方一味地抱怨

这是最不理智的做法之一，一是这样做并不能缓解压力，于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二是这样做很容易消磨彼此的感情，让生活丧失原本该有的温馨。

• 一方或双方一味地忍耐

这种做法看似短期对生活没有影响，但是却让存在的问题成为隐患，虽然不会频繁的出现争吵，但是却很有可能在持续积累后进行爆发，从而破坏婚姻的和谐状态，同时，一味地自我忍耐很容易失去对婚姻期待。

或许，最高级的处理办法，应该像陈寅恪夫妇这般携手相伴，互相鼓励。如同高尔基说的：“婚姻是两个人精神的结合，目的就是要共同克服世间的一切的艰难、困苦。”而克服的办法，就是在婚姻中予以彼此理解与鼓励的陪伴。

“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1955年，陈寅恪在结婚纪念日写给妻子唐筼的诗，唐筼随后和诗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彼此的情谊在诗中袒露无疑。

1942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不久后沦陷，日本接管香港大学后，陈寅恪主动辞去香港大学教授一职。

当时香港交通已被管制，陈寅恪一家被困在香港，失去收入来源后的一家人生活更为艰辛，曾几次无米下锅，幸得好友接济才得以度过。

在《陈君葆日记》中记载，1944年日本曾多次给陈寅恪一家送粮食，准备出资约40万港币让陈寅恪建立文化学院，皆遭到陈寅恪夫妇坚定的拒绝。莎士比亚说：“爱情是理想的一致，意志的融合。”面对国仇家恨，夫妻二人从未向侵略者低头，即便知道此举可能会将一家人置身于险境，但是两个人的气节融合，相互陪伴与支持，总能升起无限的勇气去抵抗。

1942年6月18日，得益于朱家骅等人的帮助，从香港逃出来到桂林，在这段时间陈寅恪曾先后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燕京大学任教，唐筼一直在身边陪伴，虽过的辛苦但一家人仍旧很幸福。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更为严重（在此之前右眼已失明），已无法看清东西，12月18日在陕西存仁医院手术失败，至此一代大师失明，这对于陈寅恪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对于学者而言，失去双眼等于失去多半的生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前往英国，并在英国进行眼疾治疗，经确诊无法恢复视力后，遗憾回国。

陈寅恪失明以后，唐筼一直陪伴在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其生活起居，并负责为陈寅恪查阅收集材料数据、诵读及记录等。那时的唐筼是陈寅恪唯一能依靠的人，后续陈寅恪完成的作品大多都有唐筼一大部分功劳。

泰戈尔说：“我相信，在群星当中有一颗星星，引领我的生命，穿越不可知的黑暗。”对于陈寅恪来说，唐筼就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光明。在电影《冷山》中Inman对Ada说：“只因有你，我才没有坠入黑暗。”在陈寅恪的心中，正是因有唐筼不离不弃的陪伴，他才没有真正的陷入黑暗，而这就是婚姻中的最深沉的爱。

1967年，唐筼心胀病发作，生命垂危，极度悲痛下的陈寅恪担心一旦出现意外无以应对，提前为妻子准备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陈寅恪舍不得唐筼离开，没有唐筼的陪伴他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妻子唐筼一步离世，45天后，唐筼随之去世。

不幸的是他的坎坷，庆幸的是他的婚姻，有温情的陪伴，生活始终存在着光明。

卿心君悦，头条原创作者，知名情感博主。用文字温暖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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