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修仙（嘉靖皇帝修仙）

嘉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修仙皇帝。他的修仙活动影响了整个嘉靖朝政治，决定了众多朝臣的荣辱沉浮，严嵩的命运也与此息息相关。

　一位皇帝对宗教的推崇与平民百姓的宗教信仰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和后果。他们既用它欺骗民众，也用它麻醉自己。道教宣扬的羽化登仙、长生不死的幻想和“黄白龙虎之术，房中采战之方”，对于贪利无厌、纵欲无度的帝王们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嘉靖皇帝自嘉靖二年开始供斋醮神，至嘉靖中期又掀起一股尊奉道教的狂热。他将“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既遵王道，又遵神道；既有皇帝尊号，又有道教道号；既是人间的皇上,又是仙界的帝君。劝谏者治罪，颂扬者高升，文武官员从风而靡，崇道之风愈演愈烈。举动尽管荒诞，但却寄托了他的强烈追求。

　　幻想长生，妄图永享皇帝的尊荣同样是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的原因。他自幼体质欠佳，十五岁当了皇帝以后，又荒淫无度，自我戕害，再加之生长南方，对北方环境不太适应，因此身体日渐虚弱，年纪刚到三十，便已“血气衰初，发须脱半，精神大减，大不如旧”。嘉靖十三年得了一场大病，重咳六十日；十九年冬，“复得奇疾，非热非寒，卧三旬乃起”。死亡即将降临的恐怖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仙的保佑，并企望羽化成仙，长寿不老。

　　借助神仙的力量树立皇帝的权威是嘉靖皇帝鼓吹道教的又一原因。由于他继位的特殊性，因此一种难以排遣的自卑感和威胁感时刻都在折磨着他。他认为，他这位外藩子弟之所以能够入继帝统，全靠“皇天”的授予和保护。为了巩固皇位、强化皇权，他不仅需要通过“大礼议”在宗法上为自己确立正统地位，而且需要通过尊崇道教使君权神化。对于臣民，“君权神授”的说教有时甚至比暴力更有威慑力。于是他便把自己打扮成天神的化身，无论是杀戮大臣，还是重大决策，都说成是玉帝的意志。嘉靖年间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天神”成为皇帝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祭海而“抗倭”，设坛而“御虏”，醮斋而“消灾”，一切都建立在虚幻的“天恩垂降”上面。现实社会中的皇帝之所以感到只有披戴上“上清帝君”的衣冠才有力量实施统治，正好表明了他内心的空虚。

　　一场“奴婢之变”更加坚定了嘉靖皇帝崇道修仙的决心。他平日虐待宫女，稍不如意，辄令捶楚，以致杖之毙命；还令道士们取用她们的经血炼制长生仙丹。宫婢们蓄怨积苦，相谋举事，欲将皇帝勒死。为首者杨金英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再加上方皇后、曹端妃、王宁嫔之间争风斗宠之事搅在其间，于是便在皇宫之内发生了一场宫女“行弑”皇上的奇案。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夜晚，皇帝临幸爱妃曹氏宫中，睡之正酣，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闯入寝宫，用黄花绳勒其颈，黄绫抹布塞其口，钗股刺其胯间，数人坐其身上。皇上气将断绝。无奈宫女们不熟悉结扎绳扣的方法，误为死结，勒之不紧，未能立即使其毙命。正在奄奄一息之际，叛变者告密，方皇后率众赶来营救，皇帝脱险。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壬寅宫变”。这十六位少女虽然全被“凌迟处死，磔尸枭首”，但是那勇敢的叛逆精神却永彪青史。宁嫔王氏、端妃曹氏也被牵连在内，同遭极刑。据说曹氏实未与谋，因皇后妒其得宠，遂乘机将之窜入逆案，后来皇帝深为痛悔。

　　在嘉靖皇帝看来，这次大难不死，化险为夷，全赖“百神佑护”，于是分遣成国公朱希忠等勋戚并文武大臣祭谢天地、宗庙、社稷及一应神祇。方皇后父亲安平侯方锐又以私人名义在东岳庙为皇上作大醮三昼夜；吏部尚书许赞也率朝廷九卿、堂上官捐金，延请道士，在显灵宫作醮事三昼夜。皇帝本人更躬服道教衣冠，“以为祈天永命之事”；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咒”。皇宫内外弥漫着一片神仙气氛。

　　“壬寅宫变”对嘉靖皇帝的刺激相当强烈，甚至引起了心理变态。他精神紧张，疑惧不安，经常幻觉宫内有冤死的厉鬼作祟；并且认为列祖列宗都死在宫内，皇宫实非吉祥之地，因此决心迁出大内（紫禁城皇宫）。于是自此移居西苑离宫，日夕修仙，“往岁宫变，蒙上天恩赦，我已世外人矣，故别居西内，奉玄修”。明代西苑在紫禁城之西，西安门之内，南海、中海、北海一带。内有太液池，池有琼华岛，岛上有广寒殿，乔松高桧，俨然蓬莱。嘉靖皇帝自嘉靖二十一年移居于此，至四十五年逝世，二十多年再未返回大内。

　　明代礼制，朝仪有大朝、常朝之分。圣节、正旦、冬至等，群臣朝贺，为大朝；每月朔望百官朝参及每日日朝为常朝。日朝又分早朝和晚朝（即午朝），奏决政务。除此，遇有军国重事，随时入奏，或宣召近侍大臣面议。嘉靖皇帝虽然独揽生杀予夺之权，但对朝廷实际政务却日益厌倦，一意玄修斋醮。自嘉靖十三年以后，三十余年不视常朝，“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尤其是移居西苑之后，更是诸般朝仪尽罢，与群臣完全隔绝起来，除少数侍值大臣之外，朝廷百官罕得一睹龙颜。因此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十三年来至今，早朝尽废，政多失理”，“与尸位同”（《历官表奏》卷二《奉谕上东宫监国议附圣谕》）。

　　祭神修仙需要建筑宫观，搭设法坛，采办黄金、白银、珠玉、宝石、香料、蜡烛、缎匹、蔬果等。为此耗费了巨额资财。

　　道士是设坛祭祷的主持人，受到嘉靖皇帝特殊的礼遇。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袭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王金等道人方士皆备受宠幸。又在各地广度道士，嘉靖二十六年度道士二万四千余人。其时朝廷奏章有“前朝”、“后朝”之分，诸司百官所奏者为前朝；道士方伎所奏者从后朝入，前朝官员不得与闻。道士们博得旷世尊荣，究竟有什么高超的法术？其实不外打醮、扶鸾、符箓、祥瑞、服气、导引和炼丹等。

　　如果说扶鸾炼丹是道士的职责，那么撰写青词则是侍值大臣的要务。“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奉献给天神的奏章表文，配之以管弦，“即古迎神送神曲也”。一般为骈丽体，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嘉靖中期以后，内阁宰辅、翰林词臣、朝廷九卿的重要任务是为皇上撰写青词和玄文。嘉靖皇帝移居西苑后，钦定几名主要官员随之侍值无逸殿，“俾供应青词、门联、表疏之类，庶务从便取裁”。侍值大臣在西苑皆有值庐，不再赴朝办公，夜晚亦需宿住于此，不得随意回家。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和尊荣。先后入值西苑的勋戚和文武大臣有二十余人。他们不仅自己竭精竭虑，而且招募海内名士代为撰写青词，争新斗巧，以求得宠。

　　青词贺表的优劣已经成为仕途进退的主要条件。青词工丽者，立可超擢，直至入阁，故有“青词宰相”之讥。嘉靖中期以后的内阁首辅夏言、严嵩、徐阶都曾把精心撰制青词作为邀功取宠的手段和击败政敌的武器。严嵩从嘉靖二十年至四十一年侍值西苑二十年，徐阶从二十八年至四十五年侍值十七年，成国公朱希忠从二十年至四十五年侍值二十五年，三人“首尾恩赐最为优渥”。

　　嘉靖皇帝晚年寻求长生之术益急。派遣使臣分赴各地访求仙人、符箓、秘籍。但是长生术不仅未能改变生老病死的规律，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因食用道士王金所献长生药，燥热发作，气绝命亡，终年六十。

　　正当侍值大臣们头戴道冠，把最精巧的青词供奉在醮坛的时候，一些正直的官员则为谏止修仙废政而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社稷，表现了非凡的乾坤正气。嘉靖中期的太仆寺卿杨最、御史杨爵，晚期的户部主事海瑞就是杰出的代表。

　　海瑞备棺直谏已成为历史佳话。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以必死的决心痛陈“君道不正，臣职不明”。他“自知触忤当死”，所以在上疏前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妻子，遣散了童仆。海瑞此疏一出，“一日而直声震天下”。它一反“务为容悦，谀顺曲从”的积习，不一毫溢美，不一毫讳过，是明代批评君主过失的最尖锐的奏章，而论述嘉靖皇帝修仙误国则是其核心内容。它指出，“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天下之不安不治”皆由此而产生，致使“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因此民众皆以“嘉靖”年号之谐音比喻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奏疏请求皇上幡然悔悟，一洗“数十年君道之误”，臣下奉公尽职，一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嘉靖皇帝览奏，勃然大怒，“拍案叱咤”，以“詈主毁君”之罪将海瑞逮捕入狱。

　　杨最、杨爵、海瑞与严嵩们的不同的政治行为显示了刚直不阿与谀顺曲从，爱国忧民与谋权营利两种不同的政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