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四个特征（韩非子有哪些自相矛盾的主张）

法家崇尚威德，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权威，不能够拥有过多的自由。《慎子·威德》说：“贤而屈于不肖者，轻权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强调权势对于治国理政的作用。《商君书·说民》提出了：“威生德，德生于刑”的思想。《韩非子》综合前代法家的观点，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主张，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人，就要消灭掉。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太公被分封到山东，东海上两有个隐士叫狂矞和华士，他们相约“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太公走马上任后，害怕他们“乱法易教”，于是命人把他们杀掉。周公于是问太公说：“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

太公回答说：“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狂矞、华士不臣服从于他，虽然有智慧，但对国家没什么用处；虽然贤良，却也不能为国家立功。如果不把他们砍了，怎么号令齐国，治理一方？如果人人都效仿他们，国家还不完蛋吗？最后说：“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于其轸也。”对于那些不服从威权的知识分子，即使有才能，也应当杀掉。

韩非子认为齐太公的做法符合“赏之誉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的威权原则，大为赞赏。在《智囊》里，也以太公的例子为开篇，冯梦龙评论说：“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认同太公的做法。

其实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评论，因为它跟韩非子自己的赏罚原则自相矛盾了。

齐太公走马上任杀隐士

齐太公与韩非子都认为只有为国家耕战出力的人才有价值，那些不听号令、不服从威权者就该杀掉，这不仅无理而且野蛮，会在国内形成恐怖的氛围，而孟德斯鸠说恐怖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

首先，狂矞、华士不肯出仕，隐居荒野，自给自足，这于国家是否有害呢？太公认为诛杀他们，以避免百姓都来效仿做隐士，导致国家号令不行。王充在《论衡》里就嘲笑了这种逻辑，认为它好比说尧要杀掉许由，以免百姓都学他住在树上；武王要消灭伯夷，以免百姓都学他不食周粟而死。“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狂矞、华士洁身自好，不肯出仕，不代表所有人都愿做自甘清贫的高士，更不代表人们都愿意过这种生活。相反，热爱功名的人照样攀炎附势，贪婪好财之人照样媚富贱贫。况且清贫的生活是人情所不乐的，所以杀了他们对国家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本身于国无害。太公杀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新官上任，向百姓耀武扬威而已；

其次，法家讲究赏罚分明，赏无功，杀不辜，是韩非子所非议的行为。狂矞、华士于国无利也无害，反而被杀，这说明太公认为不出仕就是有罪，要罚；那么出仕就是有功，该赏吗？这岂不是自乱法度？其实，不出仕未必有罪，出仕也未必有功，赏罚与是否出仕并无关系。如今太公以不出仕为由而杀害两个无辜的隐士，韩非子却赞誉这种行为，是与自己的赏罚理论自相矛盾。

最后，以是否有功于国家来定赏罚，这本身就是狭隘的。这种价值观会引导百姓都热衷于官场，所谓“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贪多利”，国家不尊重隐士，而热捧官迷，最终会导致积功越多的人对权力越贪婪。只有贪，才能立功，会造成“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局面。功劳大的高官会觊觎最高权力，国君为了避免被篡权，就会把他们杀掉，这样又是无罪而被杀，与赏罚理论再次矛盾。如果不杀掉他们，也会导致政权被篡夺，就像田氏篡齐一样，这又跟韩非子尊崇君主、抑制强臣的初衷又相矛盾了。

杀害无辜的隐士，除了在国内制造恐怖，鼓吹威权之外，并没有什么意义。

《老子》曾告诫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没有人会永久慑伏于威权，没有人愿意永远在威权的脚下颤抖。如果统治者迷信威权，不肯清净无为，行其躁欲，任其权威，就会导致物扰而民僻，最终威权也不能再制服人民。所以王弼说：“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威权是靠不住的。

战国与秦朝崇尚诈力，但霸主的结局都像老子说的那样“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宋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威服天下，筑诸侯铜象于厕，羞辱之，国人大骇。齐国趁机伐宋，宋民皆奔散，康王走死于温；齐湣王谋不逮下，政令戾虐，百姓怨怼。又南侵楚国，西破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诸侯皆欲叛秦而朝齐，乐毅趁机游说五国，东下齐城七十二，湣王败死；秦国尚武崇诈力，虽能兼并六国，却不能得人心。陈胜一呼，六国之后又纷起，破关以灭秦。

法术之士们，自吴起、商鞅到韩非、李斯皆不得善终，崇尚威权的人，最终也会深受其害。威权的治国理念就像满弦的弓、将溢的壶、枯槁的木，不过是灭亡前的荣光而已。所以王充说：“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此外，韩非子的赏罚观念也是狭隘的。韩子主张要明法尚功，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来作为衡量每个人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虽然很有才干，但不为国出力，那么就不加赏；如果很不中用，只要无害于国，同样也不施罚。

孔子崇仁，墨子贵义。但在韩非子看来，儒者和墨者就是不为国出力的废物，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参与战争，不为国出力。儒者只知道专研经籍，倡礼制而说仁义；墨者只知道游侠聚义，私养剑而立节操。他们跟纵横游说之徒、逃避兵役之人、聚敛商工之士一样组成了“五蠹”，就是蛀虫一样，蚕食国家的财富，应当依据“势不足以化则除之”的原则，全部清除掉。

在韩非子眼中，耕战才是国之大用，礼义、侠义、纵横、工商都无用，这种观点本来就是片面的。别的不谈，仅论礼义。韩非子认为礼义烦劳人体，无益于人身。那么他是否能够与人会谈而不行礼节？见到熟人而不打招呼？不祭祀先祖，不根据场合来穿衣服呢？在他的时代，能够逢人不拜、见君父不谒吗？如果他做不到，那就说明他在执行自己所反对的东西，言不由衷，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儒者修礼义与农夫行耕战不同，前者对于国家“有之无益，无之有损”，而后者则是断断不能少。但不能因后者而废弃前者，他们并不矛盾。礼义风俗就像防洪大堤一样，平常看似无用，可一旦撤去，就会导致人心大乱，无礼之人、无义之士像洪水一样泛滥于国家，纲常毁坏、社稷倾危，人人遭殃。所以，魏晋“越名教”而使天下乱，梁武毁纲常而国以亡。

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里的“奉法者”是指统治者、君主。君主用功法度来绳制大臣与百姓，人为善，则据法度以赏之，为恶，则罚之。善恶的标准在于是否冒犯法度，是否于国耕战有用。韩非子并不否认德治，只是他认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只好用法度和刑罚来治国。可是在衰世、乱世就只能靠法而无德吗？

法家认为水过于柔顺，所以百姓都去亲近，多被溺死；所以法度要像火一样炙热，使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使用严刑峻法来督责百姓，百姓就不敢作奸犯科。所以在法家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出台新规，法网越来越密，可结果却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为法家的法“不专意于明法，而专心求奸”，法度的目的不是防乱，而是惩恶，以罚代管，越罚越乱。

子张曾请教孔子怎样治国理政，孔子告诫他要“ 尊五美，屏四恶”，其中有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法家热衷于出台政令，却不进行教化，不向人们普及禁令而严厉责罚无知犯法者；不先告诫而责成于人；政令才出台就叫人立即整改。

一切皆听从统治者的威权而折腾，人治通过法度而任性，真乃劫杀之法、危亡之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