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在翻译中遇到体裁怎么办(在译者这两个简单的汉字内)

译者在翻译中遇到体裁怎么办(在译者这两个简单的汉字内)(1)

近日,在经世书局举办的《青年翻译家的肖像》新书分享会上,复旦外文学院英文系包慧怡老师与法文系陈杰老师、德语系姜林静老师一起,带领读者领略了英法德译作家的群像。

两个小时的分享中,他们从翻译《玫瑰传奇》的乔叟谈到典雅爱情,从支持儿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维克多·雨果谈到共同翻译莎翁全集的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与路德维希·蒂克,无论是哪一位译作者,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为自己和本国的语言拓展了空间,影响了后世的文学作品,留下了大量文学遗产。

“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的近身肉搏。”(雨果语)虽然翻译作品是翻译家的辛勤耕耘的结果,但它带给一种文明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包慧怡说,“无论作者如何绞尽脑汁想要确保写下的作品一字不差地流传下去,随着时光的流逝、介质的朽坏、读者的累积,文本传递的意义都将不可避免地偏离作者的初衷,悖离作者的意志,而在读与写、修改与增订、消化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生命。”

译者在翻译中遇到体裁怎么办(在译者这两个简单的汉字内)(2)

在“译者”这两个简单的汉字内,有一种坚实的力度

包慧怡/文

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我翻译出版了十本书。从练手阶段没有资历,只能接到佶屈聱牙、自己都读不下去的悬疑小说,到积累一阵后,开始译一些文学经典和社科专著,再到这几年只译对自己意义重大的作者,沿途的风景谈不上是玫瑰色,却还是妥妥地把我引入了一条羊肠小径,路的尽头是无尽的青苔,如一颗散焦的瞳孔所看见的大片深绿:沁凉,绵密,轻颤着、不带感情地托举着我,令我获得一种一切旷野恐惧症患者都熟悉的安心。

虽说是学外文出身,我不曾把文学翻译当作首要的志业,也从未获得过允许自己这么做的环境和时间。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译者一样,翻译是白日的劳作结束后昏灯下的零敲碎打,虽然谈不上争分夺秒,却是一种需要蓄意为之留出时间和能量的夜间工作。译者永远是一种夜行动物—— 即使不在物理时间维度上,也在心灵时间维度上——词语的排排立柱与管风琴在他身旁升起又降落,摩擦他的敏感系数,铺设或阻扰他一步步深入语言统御的幽暗国度。首先是和原作者对峙,然后是和自己——这对峙漫长、循环往复、永难令人放心,在翻译诗歌时,尤其可以把人逼疯。这儿确是暗影幢幢之地,每当眼睛指出一片开阔的林地,耳朵却又会把你带上荆棘蔓生的歧路。而在查询词源和相关资料时,短短一行文本就能诱人走进音义和语境的蛛网迷宫。需要脑中一个声音在某个时刻喊停并做出决断——“你不需要一张无限的清单”——否则,译者最终会迷失在这座可能性的迷宫深处,万劫不复。而书籍也将永远没有完成那天。

十三世纪神学家、方济各会总长波那文图拉将写书人分为四类:“有四种制作书籍的方法。有时是一个人写别人的字,不添也不改,他只是被称作‘抄写员’(scriptor)。有时一个人写别人的字,把别人的片断汇聚在一起,他就叫作汇编者(compilator)。有时一个人兼写别人的和他自己的字,但还是以别人的字为主,自己增添的字只是为了阐明问题,他就不能被称为作家,而只是评论者(commentator)。又是一个人兼写自己的和别人的字,而用别人的字来作为证据,他就应该被称为作者(auctor)。”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作者观,其根基是印刷术通行前寸字寸金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中世纪写书人还包括第五类人,“用自己的字来逐一表达别人文字的人”,也即翻译者。与今天看法迥异的是,中世纪译者往往被看作最接近现代“作者”的那类人(即波那文图拉笔下的“auctor”,英文“author”的前身),绝大多数中古盛期文学巨擘如但丁、薄伽丘、乔叟、高厄都曾将大量古代晚期或中古早期作品从拉丁文或宫廷官话译入俗语,譬如乔叟从古诺曼法语将《玫瑰传奇》译入中古英语伦敦方言(莎士比亚时代及现代英语的前身)。从语言史上看,正是这批译者兼作家的努力,为俗语(vernacular)作为文学语言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否则英语、意大利语或其他现代语种的文学史将无从谈起。

从自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古作家无不将翻译经典作品视为完善个人诗艺的关键步骤,他们的翻译作品也向来被归入其作品全集,而非作为译著另录。无限尊崇“古书”(olde boke)、以手抄本为文化源泉的中世纪作家们甚至常常“假托”自己的原创作品为译作,比如乔叟就在《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第二卷序言中自谦(或自我开脱):“我所写情感并非个人杜撰/而只是把拉丁语译成本国的语言……如有的词语不妥,并非我的过错/因为我只是复述了原作者的话。”

贯穿欧洲中世纪的这种有意无意对译者和作者身份的混淆,到了现代无疑会被皱眉而视。在后印刷术时期的今天(文学史强调作者的个体性,文本的地位首先由其独创性确立,个人风格被拔高到近神的地位,而非如中世纪般以沿袭古书传统为荣),大多数翻译理论体系奠立在不同程度的“忠”之原则上。在字义准确的前提下,译者对原作者语言或风格上的篡改都被视为僭越。对此类准则我大致没有异议,一切“书籍制造者”毕竟只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工作。但对翻译我确实怀有其他的寄托。一方面,翻译中近乎体力劳作的部分,那份类似于打坐的心无旁骛,在学术科研和个人创作的疾风暴雨间稳稳托住了我,使我免于难以避免的挫败感所带来的频繁崩溃。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写作者,翻译优秀作品的过程对我自身语言感受性的侵略、扩充与更新,以及我的语感精灵们同这类侵略之间看不见的角力或和解,是我怀着兴奋,乐意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愿意自己的语言是一座风格的竞技场,时刻处在声音与意义的动态守恒中,永远保持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的可能性。

这本小书收录了我为过去十年的译著所撰的部分序言或译后记,以及二十余首从英语或法语迻译的诗。书名是对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一次小小致敬,不是我的自我认知—— 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一名“译者”,觉得在这两个简单的汉字内,有一种坚实的力度。

作者:包慧怡

编辑:卫中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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