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城在哪里（伞城转型记从）

长三角有一个“中国伞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以伞立镇，有1400余家伞厂，年产各类成品伞6亿把以上，年产值100亿元，占了全镇工业总产值的近一半。当地人常津津乐道：“全球三把伞，一把崧厦造。”有人在网上买伞，中午11时下单，还没吃完午饭就收到了伞，收货时才发现发货地就在附近。

不过，曾几何时，崧厦人不愿买崧厦伞，他们戏称本地生产的雨伞为“礼拜伞”或者“垃圾伞”，意思低档伞质量不佳，常用不到一个礼拜就得换；价格也便宜，一把伞卖5元至10元，“9.9元包邮”是常态。其实，不仅是“伞城”，在长三角有许多传统制造业的“版块”，在产量和市场份额上早就是“世界工厂级”，它们和崧厦伞一样，早早遇到了发展瓶颈，近年来也一直发力转型突破。崧厦雨伞的故事，也是长三角的打火机、珍珠、袜子、眼镜、服装布料等产品的故事。

伞城的危机和转机

崧厦制伞，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伞业是个副业。农民农忙务农，农闲时出门修伞，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带出了一批徒弟，而为了给修伞郎提供足够的伞件，崧厦逐渐形成了一个加工、销售和贩运伞件的专业市场。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庭作坊式的小伞厂开始在崧厦出现，但尚未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原材料从哪里来？“主要用国营大厂的一些残次品和外地贩运来的边角料来加工。”上虞伞业商会秘书长何永昌介绍，这样的“出身”难免导致崧厦伞“先天不足”。长期以来，伞业市场高速粗放的发展使得大部分伞企都把重心放在扩大生产上，而忽略了对质量的提升。另外，崧厦伞出口一直不少，东南亚等国市场的外贸订单源源不断，也让不少伞企乐得其成，缺乏改进的动力。

用何永昌的话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崧厦伞问题的根源在于伞企自身，企业只重眼前利益，缺少必要的研发投入，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始终“捅不破低端市场的天花板”。“重量不重质，盯着低端伞市场不放，崧厦伞业不可能翻身。”何永昌说。他还记得，2009年5月，崧厦伞企参加春季广交会，首开广交会历史上以乡镇块状经济抱团参展的先河。虽然阵仗不小，参展团也热情高涨，不过“中国伞城”听起来很厉害，却被挑剔的采购商们冷落了。

“伞城”的转机，发生在2012年。伞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制伞环节中人工依旧不可替代。早些年，当地人力成本是优势，一个普通伞面，人工成本在1角左右。现在不行了，每个伞面人工成本涨到约4角，熟练工人也一度短缺。同时，随着外贸和汇率等因素的变动，雨伞外贸订单也一度“缩水”。这些都倒逼着崧厦伞，不得不转型。

“减量提质”产值增

转型中，“减量提质”常被提及。比如，以当地规模较大的浙江天玮雨具有限公司为例，这两年，天玮的年产量从高峰时的2300万件减少到了大约700万件，但总的产值却提升了。为什么？设计和原材料品质的提升，原有的设计部门被独立出来，主攻定位中高端的原创品牌“紫丁香”。还比如，浙江天合雨具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玉璇介绍，企业与国内高校合作开发了纳米面料，“纳米伞”最近成了热销产品。“纳米伞”伞面几乎不会湿，“雨水会汇聚起来流走，伞面干燥，携带和收纳都很方便”，售价160元人民币一把，在国内和日本等国际市场都畅销。

文化创意也是一条转型路。玉璇介绍，公司还有设计过一把以《兰亭集序》为设计灵感的“兰亭伞”，“网红”了一阵子。对此，何永昌有自己的顾虑，伞毕竟还是日用品，一味强调文化附加值，是否会适得其反。况且，现阶段的制伞工艺还达不到收藏的标准：“多少人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把不太可能雨天带出门的伞？”不过，崧厦街道党委副书记胡银洲支持文创产业，他觉得将孝德、春晖、青瓷、东山等上虞本地文化元素融入设计，不仅可以显著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认知度，还能成为宣传当地文化的契机。当地政府已设立了产业扶持发展基金，新建了伞业科创服务中心，与浙江理工大学共建伞业工业设计研究展示基地，开展创意设计、工艺开发等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伞艺小镇”未来也有望成为浙江省级特色小镇。

“中国伞城”应该是能造出一把好伞的，就如长三角诸多以制造业出名的乡镇，已在诸多细分领域出现了一批隐形冠军。在长三角，让中小企业主大胆创业、安心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正形成，中小企业做强做优做精，大浪淘沙会留下更多好产品。 （海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