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红楼梦（红楼梦文学背景考证）

二、宝玉焚书与疑经辩伪

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除毁谤儒家典籍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放在创作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人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十七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地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些痴情者，获得幸福多不以科举功名为前提，其情人也极少以科举功名相劝勉。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厌恶举业的思想，应属来源有自。宝玉就读并大闹的学堂，正是十七世纪学校废弛情景的真实写照；宝玉厌薄举业，正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宝玉斥骂“禄蠹国贼”，正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宝玉对封建正统伦理观念的批驳，也正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可以推论，《红楼梦》反映的正是十七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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