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反击战后的国际反应 中苏印角力第二次亚非会议

文/夏明星 苏振兰

1955年4月18日，占当时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二的29个亚非国家代表，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西方列强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聚首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在大会濒临破裂的时候，由周恩来总理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扭转了会议差点夭折的乾坤，最终，会议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渗透和颠覆性国际学说”等含沙射影的提法，“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亚非各国找到了共鸣。4月24日，亚非会议最终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且考虑召开下一届亚非会议……

一、第二次亚非会议呼之欲出

1961年3月11日，为支持以安托万·基赞加为首的非洲团结党刚果民主政府，印度尼西亚最高评议院作出决议，建议本国政府迅速在刚果设立外交机构，“这是承认以基赞加为首的唯一合法的刚果政府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决议还要求政府在短时期内同其他亚非国家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会议的首要议程是铲除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印度尼西亚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接受建议，迅速向中国发出呼吁。同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商讨第二次亚非会议事宜。

由于中国的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

1964年4月10日至15日，经过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宣传和推动，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会议由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喀麦隆、锡兰（今斯里兰卡）、中国、加纳、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印度、柬埔寨、利比里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叙利亚、土耳其、几内亚、摩洛哥等22国参加。4月14日，筹备会议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与会国问题，会议通过决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将于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东道国由非洲统一组织选定；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筹备事宜；凡亚非独立国家、“仍然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政府”以及大洋洲的西萨摩亚，均将被邀请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等。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会场。

亚非会议，顾名思义，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首脑会议。它既不是群众团体的国际会议，也不是其他洲的国家首脑会议，更不是联合国的会议。所以，筹备会议决议：参加亚非会议的，必须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或者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组织。这是一个地理上的原则，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原则。

但是，在筹备会议期间，印度代表别有用心地提出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参加筹备会议的许多国家，坚持这个问题应当按照第一次亚非会议的先例办理，因此没有同意邀请苏联。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二、苏联准备“回击”，中国已经“回击”了

印度为什么提出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呢？

从1959年8月开始，屡屡在中印边界生事的印度，抛弃了和中国和平共处的初衷，热衷于搞领土扩张。1962年10月，中国奋起反击，两国开始交恶。印度想拉苏联参加会议，“抵消中国的影响”，和中国一争高下。印度的呼吁，正中想打压中国的苏联的下怀……

1959年9月，以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为标志，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论”）。中共中央及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这三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暴力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处处和苏共唱反调”。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三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揭开序幕。

1963年6月14日，中共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复信苏共中央，批评苏共的“三和论”“三无论”，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的复信进行全面攻击，挑起了公开大论战。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公开点名相互批判。中共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随之出炉，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面对中国的公开论战，苏联当然想搞点事还以颜色，参加亚非会议就是一个契机，于是积极要求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1964年4月25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送交了一份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声明，这一声明也发给了其他亚非国家。苏联政府在这一声明中，对雅加达筹备会议没有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横加指责，对与会国家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和无礼的谩骂。声明还用很大的篇幅，大谈苏联地跨欧亚两洲的事实，诬蔑中国“把种族特征提到首位”“诉诸种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思想”“强调种族差别”“煽动种族偏见”，想“分离”反帝力量，建立自己的“霸权”等。声明还指出，中国反对苏联参加会议，是由于中苏两国交恶。

1964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评苏联政府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声明》，对苏方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

1、苏联不是亚洲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不能因为苏联地跨欧亚两洲，就说它有两个政治中心。更不能因为苏联的亚洲部分比欧洲部分还要大，就说苏联的政治中心毋宁是在亚洲。诚然不错，苏联三分之二的领土是在亚洲，但是，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将近四分之三的苏联居民是在欧洲。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苏联的政治中心历来是在欧洲，因此，它在传统上被公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不管苏联亚洲部分的领土多么大，都不能使苏联变成一个亚洲国家。”

2、中国没有奉行“种族主义”。“我们要问苏联领导人：你们说，我们‘把种族特征提到首位’‘诉诸种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思想’‘强调种族差别’‘煽动种族偏见’，你们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你们应当知道，亚非国家不是一个种族概念，在亚洲和非洲也有白色人种。参加雅加达会议的就有不少白种居民占多数的国家。你们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是不能取信于人的。”

3、中国反对苏联与会不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既然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就当然不应该参加这个会议。这是原则。我们信守这个原则。我们这种原则立场决不因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如何而动摇。一九五五年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当时我们并不因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好，就主张苏联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现在，我们不赞成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也决不是因为中国同苏联的目前关系比较不好。相反，即使在目前关系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如果苏联一旦遭受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论这种进攻先从欧洲部分开始，还是先从亚洲部分开始，中国人民一定会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对敌作战的。而且中苏两国关系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好起来的，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不会赞成苏联参加亚非会议。我们的立场是无可指责的。”

4、中国没有建立“霸权”的野心。“中国对待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会议上尊重所有与会国家、坚持和解和团结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建立自己的‘霸权’等等帽子，是扣不到中国的头上的。”

5、中国不怕苏联的“回击”。“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气势汹汹地说，它要对不同意它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进行‘回击’。好吧！把你们的‘回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你们可能觉得你们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们采取这种态度，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柄。亚非国家虽然穷，困难很多，但是，亚非国家是有骨气的。亚非国家听任旁人摆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奉劝苏联领导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态度的好。为了加强亚非团结，为了准备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恳切地希望苏联领导人克制一些，不要把中苏争论强加在亚非国家头上。”

中国外交部声明一出，国际舆论众口一词：“苏联准备‘回击’，中国已经‘回击’了！”

三、苏联出尔反尔，中国寸步不让

1964年7月17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由毛遂自荐的阿尔及利亚担任东道国，主持常设委员会。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航船继续开进。7月28日，遭到中国痛责的苏联政府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决没有认为必须要参加”。声明说，“苏联不能让关于邀请它参加会议的这个问题，成为这些或那些亚非国家的难题。”声明还说，“苏联没有主动提出过关于它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现在它也没有主动提出，并且不用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决定来约束自己或他人。”11月21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一项照会中，又信誓旦旦地说，“苏联政府不希望这一问题的解决，成为亚非国家之间产生分歧和纠纷的原因。”如此一来，苏联与会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争论似乎结束了。

因东道国阿尔及利亚物质准备上的原因，原定1965年3月10日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至6月29日举行；届时，还将先期举行亚非国家外交部长会议（6月24日），以最后核定亚非会议的进程。

这时，苏联的态度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和苏联总理柯西金。

1965年5月，强硬反华的印度总理拉尔·夏斯特里访问了莫斯科，极力怂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新领导人对华强硬。苏印双方密谈以后，苏联的态度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坚持它非参加亚非会议不可。印度政府也积极地为苏联参加会议四处活动，到处游说。苏联的负责官员，也到处施加压力。显然，苏联领导人决心作一番最后的努力，硬要挤进亚非会议。

196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观察家”的评论员文章《苏联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重申了中方的观点。

对于苏联的意图，国际社会有识之士心知肚明。1965年6月19日，日本亚洲和非洲事务研究所所长冈仓古志郎向中国记者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现在硬要挤进第二次亚非会议是有它自己的企图的，这就是说，苏联企图破坏这次会议应有的团结一致，使会议发生混乱。”

四、横生枝节，第二次亚非会议举步维艰

1965年6月19日，阿尔及利亚国内发生政变，原总统本·贝拉下台，胡阿里·布迈丁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政权。布迈丁新政府一上台，首先关心的是政治上得到各国的承认，而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新政府宣布将遵守它的一切国际义务，一切照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出于如期把亚非会议开起来的想法，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把会议开好。表示同中国同样愿望的，还有一些国家。因此，就在阿尔及利亚政局发生变化后的几天内，中国仍派出外长到达阿尔及尔，准备参加外长会议。同时派外长抵达阿尔及尔的，还有越南、朝鲜、印尼、叙利亚等国。

1965年6月24日，为了争取更多国家参加会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常设委员会决定外长会议推迟48小时举行。6月25日，一共有2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其他部长到达。但是，仍然还有不少国家没有来。一些对布迈丁政变抱有敌意的非洲国家要求会议延期。6月25日，会议大厦发生了爆炸事件，这使与会代表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时的形势表明：首先，那些没有到达或主张会议延期的国家，是希望能够开好这次会议的，但“不想成为认可军事政变的道具”；其次，有少数国家对这次亚非会议是另有打算的，如印度报纸《印度时报》就毫不掩饰地宣传“亚非团结概念本身已有些过时了”，印度《政治家报》承认，印度从来不想召开另一次亚非会议。此外，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一时之间也对一些国家代表产生了影响。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按照原定计划举行会议已经不适宜。中国和一些国家的代表们，郑重地考虑了这种新的局势，从维护亚非团结的利益和确保各国首脑和外长的安全出发，主动倡议把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一起推迟，东道国不变。根据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一倡议经过充分协商，得到许多国家的赞同。

◆1965年8月17日，陈毅参加印度尼西亚纪念独立日20周年庆祝大会。

1965年6月26日晚，常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郑重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到1965年11月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前的外长会议于1965年10月28日举行。特别会议公报明确重申，雅加达筹备会议对常设委员会的授权继续有效。

中国参加倡议并赞同会议延期，是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期，使准备工作取得进展，以便有可能把会议开好。但是，自从1965年6月底以来，形势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利于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复杂因素。

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大肆活动，有些亚非国家又重新提出了要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东道国外交部发表公报，也表示要将苏联与会的问题提交亚非外长会议讨论，这是违背雅加达筹备会议公报的。另外，除了苏联的搅局外，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也存在着障碍：

1、第二次亚非会议要不要反对美国

1965年7月以来，美国林登·约翰逊政府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它公然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军队，投入越南战场，并且更加疯狂地轰炸越南北方。因此，许多亚非国家认为，坚决谴责美国，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已经成为亚非会议的首要任务，但仍有些国家认为不能谴责美国。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谈到这个问题：“最近有某一个国家的部长对我说，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美国援助，解决面包问题，因此，不能在亚非会议上公开谴责美帝。”虽然中国不同意这种不能谴责美国的立场，但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着的。显然，在要不要反对和谴责美国这一点上，亚非国家之间一时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2、应不应该让联合国插手第二次亚非会议

常设委员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所发出的参加会议的邀请，虽然遭到中国等国代表的反对，但一直没有撤销。亚非会议同联合国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而联合国当时受美国的控制操纵。中国认为，联合国派出的代表是贯彻美国旨意的。当时，中国表态：不反对别的亚非国家同联合国发生关系，但是别的国家也没有权利强迫中国和朝鲜同曾经诽谤过他们为“侵略者”的联合国的代表坐在一起。当时，中国反问个别国家如印度：许多地区性和其它的国际会议，都没有邀请联合国的代表，惟独有曾经遭到联合国诽谤的中国和朝鲜参加的亚非会议，却非邀请联合国代表参加不可，这不是要当众侮辱中国和朝鲜的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吗？

在当时，让联合国插手会议，就是让美国插手会议，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召开会议的又一个障碍。

此外，在当时，若干亚非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和冲突，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以及亚非一些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歧。上述各种情况，对开好会议也增加了不利因素。

五、痛作决断，中国建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些复杂和困难的因素，早在1965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就提出，如果第二次亚非会议不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这样的会议还有什么必要召开？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亚非）会议应该支持越南人民……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这个会议按照这个方向开成开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各方面拉在一起搞成一个大杂烩，那就不如推迟。”

从会议常设委员会第九次会议（1965年10月14日至15日）起，中国即表示会议应延期召开，认为如果勉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势必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论，从而使会议陷于破裂和失败。在10月19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和柬埔寨王国代表正式提出了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联合建议。10月22日，周恩来还写信给亚非有关国家政府和首脑，阐明中国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召开的立场：希望亚非各国政府和首脑能郑重考虑中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提出的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建议，并作出有利反应。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常设委员会能作出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如果硬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将被迫不能参加这种导致分裂的会议。

中国政府关于延期开会的主张，得到了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几内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和同情。在15国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会议内，就有5个国家表示了主张延期开会的明确态度。

由于常设委员会举行多次会议，一直没能就会议延期问题达成协议。中国代表为了打开僵局，在1965年10月25日第十一次会议上提议召开一次外长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亚非会议延期问题。中国的这一建议，立即受到了柬埔寨和几内亚代表的赞成，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国代表也认为中国的提议“是一条出路”，“体现了和解精神”。但是，会议主席在会上拒绝了中国的这一提议，并作出了所谓“裁决”，强行宣布亚非会议如期召开，从而创造了破坏万隆会议协商一致原则的恶劣先例，使得常设委员会会议陷于破裂。

1965年10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是符合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利益的，而强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只能给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国政府决不参加10月28日举行的必然会导致分裂的亚非会议。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同亚非友好国家和广大亚非人民一起，高举万隆旗帜，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强行召开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后来推迟到1965年10月30日下午才开始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5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由部长或部长级官员率领的有20多个，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阿富汗、坦桑尼亚、几内亚和刚果（布）等国，因反对举行这样的外长会议，都没有出席。

1965年10月30日晚，举行了第一次秘密的全体会议。会议一开始，印度代表就提出邀请苏联等国参加会议的动议。马里代表在发言中郑重指出，会议应该首先讨论延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的建议。

这样，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先研究会议延期问题，还是先讨论扩大与会国的问题。这个程序性问题，体现了要不要强行召开分裂性亚非会议的实质性问题。争论结果，印度的企图没有得逞。在许多代表的要求下，会议首先讨论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的建议。

第二次秘密的全体会议在1965年10月31日上午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印度代表继续纠缠要先讨论它提出的关于苏联、马来西亚等参加会议的问题。结果，支持印度的只有突尼斯等几个代表团，而主张延期举行首脑会议的国家越来越多，形成压倒的优势。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先讨论亚非首脑会议延期的问题。

两次全体会议争论没有结果，10月31日晚间改为召开代表团秘密会议，有17个国家向会议提出了要求延期举行亚非首脑会议的建议。由于在会议是否延期和是否让苏联、马来西亚等参加会议问题上争持不下，按照摩洛哥代表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九人小组委员会，来寻求折衷方案。11月1日下午，代表团团长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要求亚非首脑会议延期的决议草案。晚上举行了最后一次秘密的全体会议，讨论了最后决议草案。到这时，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必须延期，已经成为压倒多数的普遍意见。但是，印度代表硬要在决议中写上让苏联参加将来的亚非会议内容；还要求成立新的筹备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从参加这次外长会议的代表中选出，把中国排斥在外。但是，印度代表团的主张遭到了拒绝，其别有用心的纠缠终于没有得逞。这次秘密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会议还决定，继续委托常设委员会负责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

六、尾声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是在亚非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进行的。从筹备到延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强调会议应遵循反帝反殖方向、反对美苏插手会议的过程。中国在这场斗争中，根据复杂的形势，制定了灵活机动而又坚持原则的政策和策略。为防止出现美国、苏联所期望的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形势向中国表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使会议延期，不导致亚非国家的公开分裂，使常设委员会照旧保持，不另组排斥中国的筹备组织，不给美国、苏联提供可乘之机，这就是最大的胜利”时，中国的外交斗争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1965年12月30日，陈毅接见日本《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时，自信地谈到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问题。

记者问：最近在亚非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动荡，如亚非会议延期召开……有些人散布论调说，中国被孤立了……

陈毅答：和有些人散布的论调相反，中国并没有被孤立。就拿你提到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的这件事来说。中国曾经同许多亚非国家一道，倡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当形势变得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利的时候，中国又同许多亚非国家一道，本着维护亚非团结的一贯立场，倡议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了，帝国主义分裂亚非国家的阴谋失败了。中国同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站在一起，我们并不感到孤立……

40年后的2005年4月22日至23日——这时苏联已经解体近14年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雅加达举行，探讨加强两大洲在多个领域里合作的问题。周恩来等亚非政治家“实现亚非团结”的梦想，最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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