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的奉献（我心中的老师们）

在西大上学时，我们不仅有幸聆听了一些，在全国享有盛誉大师级的老先生的授课，而且听了一大批中年骨干老师的精彩讲课，使我们受益匪浅在我们心中，印象最深的有，中国古典文学界，古诗词音韵大师，郝郁风先生，他是给我们上课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再加上身体不好，每次坐着给我们讲课，身后站着一位年轻教师替他板书“师徒”二人，一个讲，一个写，讲、写同步，配合默契久而久之，这一习惯就成了郝先生，独特的上课风格郝先生是新旧中国，古诗词音韵学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古音韵学属于绝对冷门，据说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在全国仅有几位，郝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第一次了解古音韵知识，就是从他这开始的，但只学了个皮毛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健康原因，他以后再也没有登台授业，我们成了他几十年教育生涯最后一届学生，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老师们的奉献?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老师们的奉献

在西大上学时，我们不仅有幸聆听了一些，在全国享有盛誉大师级的老先生的授课，而且听了一大批中年骨干老师的精彩讲课，使我们受益匪浅。在我们心中，印象最深的有，中国古典文学界，古诗词音韵大师，郝郁风先生，他是给我们上课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再加上身体不好，每次坐着给我们讲课，身后站着一位年轻教师替他板书。“师徒”二人，一个讲，一个写，讲、写同步，配合默契。久而久之，这一习惯就成了郝先生，独特的上课风格。郝先生是新旧中国，古诗词音韵学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古音韵学属于绝对冷门，据说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在全国仅有几位，郝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第一次了解古音韵知识，就是从他这开始的，但只学了个皮毛。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健康原因，他以后再也没有登台授业，我们成了他几十年教育生涯最后一届学生。

现代汉语学家杨春霖教授，知识渊博，口才超群，讲课风趣幽默，通俗易懂，但严谨缜密。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长安人，但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且能够用不同腔调，讲大江南北，各地方言土语。与其说他是一个汉语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个语言艺术表演大师。《中国汉语大辞典》编著凝结着他的知识和智慧。

在我们记忆最深还有一位解放前后被称为西北“三杰”（傅庚生、刘持生、霍松林），古典文学“活字典”的刘持生先生，他给我们讲《先秦文学》，主讲《诗经》。我们是从他那里系统的了解到了《诗经.三百篇》，及分类《风》、《雅》、《颂》的区别、特点和内容。刘先生讲课很有特点，特别是给我们讲授《国风》名篇《伐檀》、《硕鼠》时的神态举止，至今在我们脑海里历历在目，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回味无穷。刘先生给人的感觉，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我是班上古典文学课代表，职责就是把同学们的对本门课，在教学上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随时反映给主讲老师，然后把老师的要求，反馈给同学。所以，我就以此为“理由”，常去刘先生家。开始我担心他瞧不起我这个“工农兵”弟子，怕惹他讨厌，其实我的想法完全错了。我第一次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刘先生家门，向他介绍了来意后，他非常热情地把我让了进去，并招呼我进了他的书房。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满屋都是书，以前我只是听说过“四壁皆书”，可当我身临其境时，似乎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惊呆了。这下我才明白，之所以他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被誉为“活字典”的原因所在。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得寸进尺，从此我每个星期六都要找个“借口”去刘先生家。久而久之，我俩之间的师生情谊，超过了别的同学。我记得当时，我向他请叫过的第一个问题，后来觉着很幼稚。我问他春秋五霸盟主齐桓公，是公子小白，还是公子纠？他回答说是小白。由此引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其它历史事件、故事。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刘先生那里听来的。

1982年，我在西大进修时，听中文系赵俊玠老师说，刘先生193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47年调国民党总统府第三侍从室，做文字少校秘书，蒋介石下野前后又重操旧业，到大学教学。先后在长春大学、西北大学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教学。赵俊玠先生曾感慨的对我说，刘先生就因为“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和郑伯奇先生差点被整死。赵老师说，刘先生和郑先生受批斗时，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刘先生是“国民党忠实走狗”，郑老是“老寄生虫”。他还说，郑伯老，有一次从凳子上跌下来，腿都摔折了。说到这他神情很沉重，眼圈都发红了。郑伯奇长安人，1895年出生。191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并加入了同盟会。先后在上海大学、中山大学，黄埔军校任教。解放前夕，到西大中文系任教，1979年病逝。刘先生当年受的那罪和不幸经历，要不是后来听赵老师说，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三中全会”后，他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时的得意弟子、美国著名汉语学专家、纽约大学终身教授，唐刚德博士专程来西大看望他的老师。并且给西大中文系老师，每人奉赠了一部出版不久的，大作《李宗仁回忆录》。署名“李宗仁口述，唐德刚笔录”，作为几十年后对他恩师的献礼。并受邀在西大礼堂作了三场报告，每场都座无虚席。1981年初，刘先生因病去世了，享年67岁。但他给我们传授的知识，以及他对我们的师恩，永远铭记在我们每个同学的心中。

我和赵俊玠老师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关系，他给我们讲授的是明清文学。他和刘持生先生都是甘肃人，50年代初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取了山东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冯沅君先生研究生。冯是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胞妹。其丈夫是解放后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著名《楚辞》研究大家、一级教授陆侃如。我和赵先生的师生情谊，仍然与我当课代表有关系。本来我和赵老师关系开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我又利用课代表的“特殊”身份，经常往他家跑。赵老师本来就是个活道人，再加上我每次去对他尊敬有加，他对我也越来越亲近。他爱人是中学老师，不但仪容端庄秀丽，而且待人热情温和。由于我经常去赵老师家，时间一长，他们一家人都把我当成了朋友。赵老师有一对儿女，都很优秀。儿子赵晓彤，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取了北大数学系，女儿赵晓瑜当时正在读高中，不仅学习优秀，而且长得很美丽。赵老师曾笑着对我说，咱们这个专业吃不开，孩子们一个都不喜欢。赵老师是研究明清文学的，我们上学时期，正是在全国掀起“评《水浒》，批宋江”高潮时。当时中文系成立了一个“评《水浒》批宋江小组”，他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对于《水浒》这部经典名著的评价和看法，以及全盘否定的做法，我和他观点完全吻合。我们共同认为这场运动，是对毛主席历来对《水浒》的评价是一个歪曲。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水浒是一部农民革命的史诗》副标题叫《重读水浒有感》。作为毕业论，我们班，文古典文学评论一共两篇。郭同珉同学的《评西游记中的“释、道、儒”》系上通过了，而我的文章交给“评《水浒》小组”，被完全否定了。说我的观点和主席对《水浒》评论的宗旨唱反调，所以作为毕业论文，不能过。这时我的压力很大，几个月的心血白费了事小，要从写别的时间已来不及了。后来在赵老师的协调下，充当毕业论文勉强过关。从此事后，我把赵老师看着就是我的“恩师”。1982年我在西大马列主义教研室进修时，只要有机会，我就去找他交谈、聊天。我们又提起当年“毕业论文”的事，他依然肯定我的观点，但只是时机不成熟罢了。1988年，我调回西安后，隔三差五带着3岁的女儿马可，去西大新村看望他们夫妇。有一次，晓瑜还给我女儿送了一对彩绘小蜡人，她可喜欢啦。后来由于我得了类风湿病，行动不方便，再也没有去过他家。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老两口当年对我的那份热情和关爱，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

曾经给我们上过课、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还有：唐诗研究专家，武复兴、房日昕、郭绳武、李志慧，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岂之先生夫人孟昭燕，现代文学理论家张华、刘建军和毛里村夫妇、董丁成、关以洁、蒋树铭、景生泽，电影编剧郑定宇，外国文学专家石昭贤、薛迪之、曹汾，哲学老师李西彦教授，经济学老师何炼成、朱玉槐教授，党史老师李祥瑞教授，班主任老师张书省、桑玉祥、冯友源。

1982年我在西大马列教研室进修时，关心和教育我，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如：李振民、龚大德、赵保真、李祥瑞、李永森、索士杰、满苹、张春山、杨中州、徐文学、梁星亮等老师。尤其是李振民、赵宝真、李祥瑞、李永森、徐文学、还有我的师兄梁星亮。他们在学习上把我当着学生，在交情上把我当做作知己朋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更让我难忘的是，李振民老师把教研室钥匙交给我，从此红楼（西大具有传统意义的行政中枢）二层，党史教研室就成了我白天晚上学习和休息的地方，进修一年我几乎没有回过学生宿舍。教研室主任李振民先生，在我心中，既是严师，又像慈父。后来我听说他退休后患了三叉神经痛，十分痛苦，我心里很是挂念，多么想去看看他呀。可是这该死的病魔，使我步履维艰，真是“咫尺千里，寸步山河”。每当想到这儿，我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在我进修结业时，教研室部分老师和我在红楼草坪广场合印留念。现在具有几十年传统意义的、西北大学行政中枢——“西大红楼”早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几张近50年前的珍贵照片，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最珍贵的纪念品。在西大学习期间，给我关心和帮助的老师还有外事办王周琨先生，以及许许多多记不起姓名的老师，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她）们的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