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有批判精神（世界需要批判文学不应独立）

黄茜（《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石筏》《双生》译者）

王渊（《所有的名字》《大象旅行记》译者）

萨拉马戈和其首位中文译者范维信合影。

符辰希（《死亡间歇》译者）

杨柳青（《洞穴》译者）

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萨拉马戈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对话仅用逗号隔开，阅读难度大，翻译更是难上加难；加上国内葡语文学研究者相对较少，萨拉马戈的许多作品迟迟没有被译介到中国。

作为199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作品中寓言式的、充满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值得我们去仔细欣赏；他对人性阴暗的暴露，值得我们去思考。而他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批判性，受了哪些作家的影响，又是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新京报：在萨拉马戈的故事中，时常会出现议论性段落，作者的声音在小说中很突出，有些作家是反对作者在小说中如此明显地发声的，你觉得这种写作方式的好处是什么？

黄茜：小说里明确地出现作者声音，我认为它可以随时打断情节进展，提醒读者这是一个虚构故事——毕竟追求故事性只是一种较为低级的阅读乐趣——就像布莱希特营造的“间离效应”，它是一出戏剧里的清醒剂，戳破幻象的泡沫并促发我们深思。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萨拉马戈的小说有时候会被看成政治寓言。他认为作家的角色和公民的身份密不可分。他小说里的那些看似冗长的议论绝非“闲笔”，于他而言，最根本和要紧的是，“当世界需要批判观点的时候，文学就不应该遗世独立。”

新京报：在《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中，萨拉马戈用葡萄牙大诗人佩索阿的异名者雷耶斯为主角，描写了他回到里斯本的境遇，佩索阿对萨拉马戈的影响在哪些地方表现得最明显？

黄茜：虽然《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里有浓得化不开的诗意，小说家萨拉马戈几乎变身为诗人萨拉马戈，但我认为佩索阿对萨拉马戈最深切的影响在于创造的快乐、虚构的自由，以及对于人的复杂性的认识。“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一辈子从来没弄明白他到底是谁。”萨拉马戈说。《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里提到一本借阅的小说《迷宫的上帝》，这位“迷宫的上帝”譬喻的正是佩索阿，又或许是正在写作的作者本身。

新京报：在葡萄牙国内，哪些作品对萨拉马戈的影响较大？

黄茜：就葡萄牙文学而言，可以确认对萨拉马戈有所影响的，一是路易斯·德·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这首葡萄牙的民族史诗，几乎流淌于每一个葡萄牙作家的血液；一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及其作品。还有一个人不可忽略，即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萨拉马戈晚年依然反复阅读维埃拉神父的布道书，认为其写下的一切充满了“韵味和格律”，体现出葡萄牙语口语的本质特征。萨氏本身的行文风格亦是如此。

新京报：翻译萨拉马戈作品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黄茜：萨拉马戈不是一个晦涩的作家，但他是一个复杂的作家。翻译其作品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找到作者独有的“语调”，那种澎湃的、迅疾的，同时又充满曲折和分支、漫溢和回旋的语流——一种16、17世纪的低沉而智慧的葡萄牙语口语，类似于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的布道词。

新京报：《大象旅行记》中，萨拉马戈显著的“问题意识”或说社会责任感表露无遗，对人性的讽刺也贯穿全文，因为这些特点，有人称萨拉马戈是个“怒汉”，你怎么看？

王渊：可能更适合的形容词是“激情洋溢”。的确，除了在小说尽情讽刺以外，萨拉马戈在现实中也和安稳沾不上边，最为人所知的事迹就有他至死保留着共产党员身份，因为葡萄牙当局的审查愤而移居西班牙的兰萨罗特岛，以及在博客上对全球文化、政客（如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和宗教机构的辛辣批判。但就此将萨拉马戈视为一个愤怒的老头，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萨拉马戈曾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说“不”。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不妥协，不妥协是因为始终有自己的信念和思考，而坚持自我其实是非常需要激情维持的事情。

新京报：葡萄牙的历史如何影响了萨拉马戈的写作？

王渊：萨拉马戈的早期作品中（《失明症漫记》之前），葡萄牙的历史占据了中心地位。史实不仅仅被当作故事背景，很多小说的叙事核心都建立在对历史的重构和反思上，比如《石筏》与伊比利亚半岛的非洲性、美洲性，《里斯本围城史》与官方历史的真实性，《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与葡萄牙的现代主义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萨拉马戈对历史的重构将官方历史中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人民与历史进程重新建立了联系，如在《修道院记事》中，主角并不是王公贵族，而是士兵巴尔塔萨尔和平民布里蒙达。在萨氏后期作品中，很多时候时空背景更加模糊，主旨也更加国际化，但在重返葡国史的作品（如《大象旅行记》）中，焦点依然更多地放在了没有历史的人民（乃至大象）上面。

新京报：萨拉马戈是个如他自己所说“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在《死亡间歇》中，他映射葡萄牙的现实，虽可循的迹象很多，但多少有些模糊，你认为他这么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符辰希：在萨氏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似是而非的重叠。一方面，萨拉马戈始终保持着对葡萄牙乃至欧洲现状的关切，而他的经历、语言与思想，都脱离不了葡萄牙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萨翁讲述的奇幻故事多有深刻的普世意义，《死亡间歇》中“长生不死”的僵局，至少在每一个面临老龄化危机的社会都容易引起共鸣。何况地点、年代、人物姓名既已通通隐去，再把跟本国读者玩的黑色幽默弄成明显的影射就有些笨拙了，高明的作者大概都不会这么做。

新京报：作为诺奖得主，相比其他几位同等重要的作家，萨拉马戈在中国的阅读不算广泛，你觉得其中原因有哪些？

符辰希：这里面内在和外在、长期和短期的因素都有。萨拉马戈善用长句，标点只用逗号和句号，文字口语化，大小写不分，而且作者学识广博，用典信手拈来，即便对于本国读者都构成颇高的阅读门槛，对译者更是提出了考验。早先，葡语前辈范维信先生为译介萨拉马戈作出了可敬的努力，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但整体而言，国内对葡语经典文学的系统译介和研究起步较晚，培养精通葡语且在文学、翻译学上皆有专业训练的人才梯队是个系统工程。更准确地说，这不止是中国读者对萨翁的不公，我们视界里的文学版图，对于整个葡萄牙乃至葡语文学，都存在大片的盲区和着色不均。

新京报：包括你在内的译者都提及萨拉马戈行文的特点之一，即通篇仅用逗号和句号，对话也仅用逗号隔开，阅读难度很大，这种行文方式有哪些好处？

杨柳青：好处就是节约纸张。（笑）这样的行文一开始确实会让人有点不适应。为了跟得上作者的叙述节奏，你的眼睛和大脑必须紧追不舍，逼得你心无旁骛。但阅读本当沉下心来，一旦沉浸到故事里，这种行文就有了很大的优势——叙述与对白之间、对白与对白之间无缝衔接，大脑切换的速度更快，故事仿佛电影镜头般直接在读者脑中呈现。在葡语原文中，对话是通过句首字母大写来进行区分的，要比中文的分号更醒目一些，中文是为了不破坏原著风貌，才作此处理。萨老的小说通篇没有其他标点，读来更加纯粹。

因为标点也有表达感情的作用，失去了这种辅助，文字的意味全靠文字本身传达，当作者源源不断、天马行空的叙述将你淹没的时候，你无暇顾及他物，也就更容易抓住作者的本意，似乎也是一种“少即是多”。

新京报：通过翻译《洞穴》近距离接触了萨拉马戈，他最打动你的地方是哪里？

杨柳青：为了让翻译更加贴近萨拉马戈，还原出他叙述的节奏和语调，我曾去网上搜索他本人的采访视频来看。看后发现，所谓相由心生、文如其人，萨拉马戈给我的感觉是坚笃而温暖。他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是个“愤怒的人”，在我看来，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照。其实他的内心一直都住着一个孩童，纯真、狡黠而善良。萨拉马戈作品“絮叨”、和缓的叙事风格，与他平素的说话风格十分接近。而他的幽默在其作品中也一直都是随处可见，尽管有时可能是黑色幽默。他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如此深入，如果不是心中有大爱，是无法发出这样惊醒世人的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