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庆微博（刘红庆访谈录）

本文选自《山西民歌传承人口述史》

采 访 人：赵建斌 采访时间：2016年3月28日晚采访 2017年2月2日和5月7日 通过邮件补谈采访地点：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琴房 录音摄像：吉 川 徐 强

1. 与民间音乐结缘

赵建斌（以下简称“赵”）：刘老师，您好！作为资深传记作家，您发表的文著已经很多。这次采访，我主要想结合我主持的《山西音乐传承人口述史》课题，让您从一位文化学者的角度，谈谈山西传统音乐方面的话题，按照惯例，请您先谈谈自己与山西民间音乐的结缘经历。

刘红庆（以下简称“刘”）：我浸淫于山西民歌、戏曲、曲艺的时间，应该从童年时代算起。那时候，县里的小喇叭经常播放晋剧、北路梆子、蒲剧、上党梆子，还有二人台、道情、碗碗腔、上党落子。虽然不痴迷，但耳边听惯了，倒觉得这些成就了我少年成长不可或缺的艺术背景，没有这些背景，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些事业“前景”。

小喇叭里听的戏，许多也是我们不时就能看到的。每年县里四月十八赶会，会请省晋剧院、晋中晋剧团来演出。整个东大街封了路，搭台唱戏，看戏的人山人海。我们县里文工团（后来改名左权晋剧团）也能表演晋剧，除了不定期的在县里演，而且经常下乡演出，给村里的老百姓演。那时候在晋剧大戏开始之前，都会表演两、三个小花戏或者民歌独唱，很受老百姓喜欢。

武乡秧歌、上党落子、武安平调这些小戏也不时在县城里上演。这些小戏都是我们县周边的武乡、黎城、武安（河北）等县的特色。记得一次武乡秧歌《小二黑结婚》到左权大礼堂演出，连续演了7天。还有我上小学的时候，武乡县盲人宣传队在学校搭台演出，有花戏、秧歌、说唱，印象深刻。

1976年，刘红庆小学毕业留影

最近我看《朝阳沟》编导杨兰春的传记——《杨兰春传》，他的家乡河北武安就离左权县很近。应该是从十八盘上来，在左权县羊角、下庄一带，所唱的落腔就是武安平调的变种。此外，历史上河南人逃荒到左权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河南豫剧在左权也有市场，并且还有过民间落腔、豫剧团。

当然，我接触机会最多的还是我们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盲传鼓书、琴书。尤其是左权盲人宣传队演出的各类节目，更是看了无数。

赵：左权民歌里经常提到“开花调”，这个称呼一直就有吗？

刘：“开花调”是个书面词汇，不是口头用语。在口头上，左权人、和顺人、榆社人、武乡人、沁县人等，都只说“开花”。在乡下，唱个“开花”吧，就是指唱《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情歌，这是最为山里人喜欢的“开花”旋律。后来（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人编辑《左权民歌小调》的时候，用情歌旋律填上新词，并注明这个曲调用的是“开花的调”，有人也直接写“开花调”，开花调就成为左权情歌曲调的统称了。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有个新创的小花戏作品《开花调》在全国获奖之后，“开花调”这个概念就从学术概念成了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

赵：哦，开花调既指一首作品，也指一种类型作品。

刘：不仅仅所指这两个方面。按照我目前的归纳，我认为应该至少从四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单指一个作品。就是指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就是老百姓口头所说的“开花”。如果花戏作品，就是指《开花调》，这是把皇甫束玉创作的《四季生产》和刘改鱼演唱的《樱桃好吃树难栽》合在一起，成了舞台上的精品，被不断克隆搬演，成了经典。

第二，指以“开花”起兴的左权民间情歌中的精品。这包括《会哥哥》（门搭搭开花）、《没活好》（马莲开花）、《单相思》（豆角开花）、《不想走了返回来》（窗帘开花）、《苦相思》（山药蛋开花）等，曲调不超过十种。

第三，指所有情歌。有的情歌不是“开花”起兴的，但是唱的“花心”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也被理解为“开花调”。

第四，指所有的左权民歌。2006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国家级非遗，民间音乐第一项就是左权开花调。那么，这时候，就指所有的左权民歌。

在传统社会，民歌不是用来表演的。尤其是“开花”这类表达情爱的，更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唱。左权民间社火表演“花戏”，在未改造之前，也是“花心的戏”，不是唱“开花”，而是《高高山上一篓油》这样逗趣的段子，见什么唱什么。“开花”一定是一个人独自的表达。

20世纪40年代抗战红火的年代，“开花的调”被广泛利用了起来，服务于抗战，服务于政策宣传。到我欣赏花戏民歌的时代，登台演出的，一定是正能量的。民歌上了舞台。

赵：您儿时一定听过不少民歌开花调，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场景？

刘：非公开场合听到过。我记得深的是乡下来家里的“荷香嫂”唱《亲圪蛋下河洗衣裳》。“荷香嫂”比我母亲年纪大很多，小脚老太太了，但是因为辈分低，所以叫我妈“五婶”。因为我妈的名字是“爱爱”，所以荷香嫂兴致高时，就逗我妈，唱“小亲亲来小爱爱，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就唱这么两句。民歌没有什么完整不完整的说法，它是和生活融在一起的表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所以，这个旋律我听了很多次。我妈悲叹命运，所以唱《哭五更》，“一更里，不自在”，边干活边唱。就像今天打车司机哼着个小调一样。

左权民歌中也有劳动号子，小时候听得多的是“打夯号子”。谁家盖房子扎根基，就唱“打夯号子”，这种号子很多，是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赵：小时候您看到的小花戏是什么样子的？和现在小花戏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

刘：我出生在1965年，可以想见，我明白事情的时候，都是“政策花戏”。20世纪70年代初，北街村正月“糊”了个“龙”（龙灯）。正月十四在巷子里走了一圈，我还没看上，就听说被“公社没收了”。我特别遗憾没看到“龙”，心里不舒服了很久。同一时期的这种政策花戏，本质上已经不是花戏了，只是借了花戏的形式，唱词全部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计划生育”“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好”这类内容。花戏的精髓“花”的部分，只留下个手里的扇子。这种政策花戏，因为不谈情说爱，“扇子”也多余，所以，就延伸成了不要扇子的“表演唱”，调还是花戏调，但人物从少男少女变成了“老人老汉”（年轻人装的）。如果是少男少女讲政策，有点可笑，所以，“四个老婆四个老汉”谈社会主义就是好的“表演唱”非常盛行。

老实说，非常主流的，未必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传统花戏”形成的潜在审美还影响着左权人。所以，政策略宽松，传统花戏马上就回潮。我第一次看到“传统花戏”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老文化局长杨凤鸣的长子杨早生在县剧团乐队吹长号，他家就住我对门，某年正月，他组织他老婆——左权剧团著名老生演员王瑞英，还有我们的邻居——左权剧团著名小生演员朱俊英，王家巷的李铭芳等，跳了一组小花戏。都是传统的，但是都不唱，只有音乐和一生一旦的形式。在他们来说，就是闹红火挣纸烟，而我，因为他们都是名角，所以追着看了好几场。《放风筝》《卖菜》《卖扁食》《送小姨》，大约是这类节目，只有音乐和表演，不唱。我理解是，因为唱词的政策性把握不好，他们怕惹祸，所以，只有一个花戏的“壳”。

有一年，老艺人李如一还真的用红绸子裹了根扁担出来表演《卖菜》，好像他是唱的：日头上来西山红，担上担担出家门，今日不往别处去，一心要到心事村……。

“花戏”不是剧团，不是盈利和挣钱的。完全是民间娱乐，非职业的，进入门槛极低。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间，左权遍地花戏。平时是看不见花戏的，但正月十五锣鼓一响，谁都可以出来扭花戏。

音箱的普及、伴奏带的制作与使用，严重污染了纯花戏！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事情。虽然近三十年来，被“钱”的概念污染了“花戏”环境，但是，花戏的根还在民间。我今年正月回乡拍摄《花戏》，在乡下都是乐队伴奏，没有使用音箱，反而是县城的花戏叫人反胃。小时候我觉得县城的花戏好——“脱土”“俏气”，而今反而是乡村的花戏更“本分”“地道”。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花戏，我力求是名家精品，力求正宗传承。别人改造不怕，我们左权人要尽量留下一颗“纯种”。

1953年4月，“满天飞”王全籽（左）和“半天飞”王莲籽合演的传统花戏《卖扁食》扭进了首都中南海怀仁堂，这成了左权花戏走向山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赵：舞台上的小花戏是什时候开始的？您能大致梳理一下舞台小花戏的历史吗？

刘：小花戏登上舞台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那时候皇甫束玉改造小花戏服务抗战。于是，舞台上的文艺表演样式就成了晋剧、秧歌剧、小花戏三足鼎立的格局。皇甫束玉曾担任左权剧团的领导，那么，在他的剧团里，这三个样态应该都有。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时的左权剧团，应该是风搅雪班，晋中传来的晋剧、晋东南的秧歌（襄垣、武乡）和左权本土的小花戏三合一。

1958年，左权县成立了“红旗歌舞团”，改造传统小花戏，为群舞花戏。这在刘瑞琪老师整理的简单团史可以找到演出剧目。

“文革”开始前后，传统戏被一扫而光。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块三角形的精细丝织品。家人说，是剧团解散了，把旧戏装减价处理掉，我爸买的一块。

我小时候，没有旧戏，除了电影上的样板戏，就是各个剧团来演出的样板戏的移植品。到“文革”时期，左权成立了文工团，也只能移植样板戏演出。文工团是戏曲、曲艺、歌舞都可以表演的，而小花戏无疑是左权文工团的优势。所以，在大戏开演前表演小花戏，是有传承的。

20世纪70年代，从京剧移植来的晋剧《磐石湾》在我们县剧团排演。我在姜家庄舞台上看过，演出程序依旧是大戏开演前先演小花戏。4个或6个、8个女演员，统一的服装，扇子。小花戏剧目遍地是，并且随时随地在改变。因此，小时候关于剧目的认识不清晰。学校就有文艺队，也有小花戏，所以，不会特别在意剧目。而且，主要是要随政策变化而变化。曲调大体都有类似点，适合三颠步、十字步（ 小花戏的舞蹈表演术语），但是词每次都不同。

我上了高中，县文化馆年年春节期间都油印一本《某某年春节文艺演唱材料》，里面以小花戏剧本为主。我也写过，似乎没有被采用过。

1987年我考入晋中师专，那时学校左权籍学生很多。并且晋中师专和左权县合作创办了“左权二中”，是个新生事物。1988年元旦校园晚会，老乡们接受了任务，编创一个歌颂左权二中的节目。他们找到我，让我写唱词。我写了《左权二中办得好》。写小花戏唱词只要写出七字一句、四行一段，有五六段唱词就行，至于用什么曲调，完全不用考虑，大家都知道，选择余地很大。那年元旦晚会，我编的小花戏压轴表演，引起轰动。

1987年，刘红庆在晋中师专毕业前与同学高志刚在校门前留影

赵：小时候您亲眼看到的盲传鼓书、琴书当时都在什么场合表演的？

刘：小时候我最常见的是左权盲人宣传队。他们就在我家排练，正式演出是在县里各机关单位。乡下他们经常去，我很少去乡下看过。

盲人宣传队演出，经常是围着一张桌子坐定。“打腾”是必须的，招揽观众；“打腾”结束，盲宣队长王贵明就站起来说：“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演出……”正式节目就开始了。

印象中，第一个节目都是政策类的，趣味性不够。随着演出进展，趣味会越来越浓。《仨兄弟分家》《拖荆耙》这样宣传“仁孝思想”的传统节目，我都应该听过。印象很深的一个节目主题是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意是一家生了很多孩子，吃不上穿不上，主要由郝生云演唱叙事部分，张二小模拟女声，小孩子的声音由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模拟。现场效果很好。

武乡县盲艺人为八路军战士演唱三弦书（常惠斌 提供）

赵：他们表演时都会带一些什么乐器？

刘：器乐曲必须的乐器是：锣、鼓、镲、唢呐和笙。唱曲必须的乐器是：三弦、二胡、二把、梆子。“打腾”完了，盲艺人们要换乐器。

赵：您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刘：从小见着，所以觉得这群人很良善。他们走的地方多，记得清楚的是，有人背的铺盖卷里不放家居的枕头，而是一个和马扎一样的、可以折叠的木质枕头。我当时觉得太硬，但他们说，下乡方便。他们中多数能说会道，但也有沉默寡言的。尤其是新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家会在一起议论。我记得陈玉文刚入队，20来岁，大家觉得他记忆力好，唱得好，就是嗓子一般。王玉忠也是那时入队的，被炸瞎了眼，炸没了手，脑子好，也是嗓子不行。

母亲是盲人，也爱唱，但我坚决反对母亲加入盲宣队。二弟盲校毕业，想进盲宣队，父亲坚决反对。吃千家饭，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家对这个队伍是包容的，但是让家里人参加，是接受不了的。

我没有想过会和他们在一起。我一路求学，就是想脱离这种生活。但是，他们的故事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的组成部分。只有听了大量的交响乐，看了芭蕾舞、京剧、话剧，在北京生活多年后，才会感觉到他们的可贵。

我对盲艺人的认识，是贯穿一生的过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左权盲人宣传队（弓宇杰 提供）

赵：在那时的左权，像你们这一代，在青少年时期还有哪些途径能接受艺术熏陶？

刘：传统戏。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先解禁的是《逼上梁山》，我们县剧团演了这出戏，接着是杨家的戏。我对女将穆桂英的装束非常喜欢。现在我随手一画，就是画这类画。哈哈，画不出来心中的美。女性扮的男装，非常漂亮。

另外，看电影也是我了解音乐的主要途径。全国著名剧种的影片，只要在左权上映，我约略都看过。电影样板戏是看了无数遍。旧影片解禁后，像越剧《红楼梦》《梁祝》《追鱼》，评剧《花为媒》，豫剧《花木兰》，京剧《铁弓缘》《杨门女将》《穆桂英大战洪州》《尤三姐》《李慧娘》，黄梅戏《女驸马》《牛郎织女》《天仙配》等等经典，和新拍摄的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及越调《诸葛亮吊孝》都是我喜欢的影片。

记得看了《花为媒》，非常喜欢，想获得剧本，就给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了封信。当然没有人理我。因为电影是他们很多年前做的，谁会对一个太行山里的小孩有这个兴趣？

赵：哦？您为什么想要这个剧本？

刘：就是唱词好。觉得他们唱得、对答得那样奇妙。不过，当时我更感兴趣的是剧情展示的趣味，而不仅仅是音乐。因为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长大做一个民间音乐的研究者。很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当画家，特别希望到中国美术馆画画。我对文化馆的绘画创作（包括漫画）最有兴趣，对画电影海报有兴趣，对工程队的纸扎（做花圈）也有兴趣，都是手艺活。但是因为没有人给我打基础，所以高中之后才确定当作家。高一起，我写了大量的剧本，投寄出去，石沉大海。现在偶尔在旧物中可以看到小时候的东西，很汗颜，真的没写好。不过，即使这样，我在同龄孩子中，算是作文水平较高的一个。小学五年级写了一篇元宵节看社火的作文，被老师拿着广泛传阅。现在想来，我那40年前的作文，是非常重要地描写“非遗活动”的文献了。不过，现在早没有了。

赵：描写非遗活动的文献？您当时都写了些什么？

刘：写正月闹红火，彩灯、花戏热闹的场景。不过小学五年级的作文，你想想能好到哪里去？但是，六七年级都在传阅。老师们也认为写得好，可能是条理清晰，我用自己的视角，沿着走的路线顺序写过去，描写有重点，所以在小孩子中，算不错的了。

到了榆次读书之后，我专门诚心诚意看过晋中的社火，一个县一个县去看。就是喜欢，从来没有想过以此为职业。因为我考上大专，我的职业就固定了，当老师。

赵：嗯，当时您看过的晋中社火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请您描述一下。

刘：和左权的不一样。第一，牌楼不一样。街头要冲，搭建临时的牌楼是个传统。左权县都是用松柏树枝，挂上彩色纸条，纸条上写吉祥话。晋中平川县是彩绸，比我们左权技术含量高，色彩也绚丽。我们这里山多树多，就地取材，平川县采松柏树枝不容易，所以材质就不一样。第二，小花戏表演和背棍、铁棍表演不一样。左权县人少，山区县，地理上错落有致。所以，我们的环境本身就是大舞台，小花戏就地表演、分散表演就可以。而平川县，正月游行中最主要的就是背棍、铁棍、抬阁。都是将表演者高高地托举在空中。我们是一家一家串火盘，人流较分散。而平川县是游行，一对而过。晋中山区和晋中平川，就是两种文化形态。不了解地理，就难以理解他们的不同。

赵：那时候的晋中社火中，秧歌表演是什么情形？和你们小花戏有没有相似点？

刘：游行队伍中没有秧歌表演。晋中秧歌是秧歌发展的高级形态——秧歌剧，和东北大秧歌不一样。所以，那时候看的就是铁棍、背棍、抬阁以及较现代的彩车。秧歌是舞台上表演的，不是闹社火在游行队伍中表演的。我们小花戏可以游行，叫“穿堂花戏”，边行进边表演。最辉煌的一次，是在太原迎泽大街的百花迎春百人花戏，很有气势。但是，这种花戏到了剧场没法表演。所以，花戏是因场地来确定规模的，而秧歌剧就是固定场地表演的，我那时没有在游行队伍中看到秧歌。一定要说是秧歌，那就是游行的抬阁、铁棍化妆是秧歌剧装，也可能是秧歌戏中的人物，但是小孩子不唱，不道白。唱的是下面的成年男人，或者是喊的，算不得唱。喊的话较为通俗，领号子的踏着节奏喊，“你看那位奴儿好不好？”众和，“好呀好呀实在好！”和观众交流互动，达到社火的目的。

2.涉足民歌小花戏

刘：1988年有机会到北京读书，视野也就宽了点。1990年回到山里的中学教书，讲“戏剧”单元的时候，我就找到小镇上放电影的人商量，40块钱包场看《花为媒》《末代皇帝》，让学生在品赏戏剧电影故事情节中感受戏剧。后来到了另一所学校讲戏剧，正好有河南的一个小豫剧团来演出，我就请演员和导演给学生们说戏，结果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学生们讲，所以没有实现我的目的。不过，也正是在突堤中学，我举办的“元旦晚会”很成功，村里给6000元把春节文艺活动包给了我和几个同事，我编小花戏兼主持人，正月十五晚上在村里舞台上演出，引起轰动。

赵：这是您自己第一次组织文艺活动吗？当时您是怎么来做的？

刘：1991年是我到突堤中学的第一个新年，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决定和孩子们搞一场元旦晚会。我们班的主题是《甘苦与共·梦想成真》，我大大地剪了一个“梦”字，糊在红旗上挂在教室，非常耀眼。有位电工家长提供了不少彩色灯泡，并义务安装起来。因为都是一个村，办晚会消息传出去了，村里人晚上没什么事，不少人来学校看我们的晚会。教室不大，有人说不应该叫村民进教室，但是拒绝不是办法，都是一个村里，这么大的场面，谁刻意搞破坏，那在村里会臭名昭著的。所以，我开放教室，挤不进来也没办法。大冷天，愿意在窗外看，我们也不管。结果纪律很好，村民没有骚扰。我保存着当年的节目单上记载着，晚会分“新年的祈祷”“一场游戏一场梦”“我的未来不是梦”三部分。除了流行歌曲和知识问答，我巧妙地将“戏曲”“左权民歌”“左权民谣”揉在各个环节，不仅对传统文化有关照，而且传承了本土文化。

1992年前后在突堤庙上的留影

这个晚会，为我在村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于是，村里的春节文艺活动就有人主张由我组织团队承包。我自己不跳，也教不了，但是教花戏的人不少。6000元谈妥，我们开始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正月十四、正月十五两个晚上，在村里火盘（ 给村里家家串火盘跳花戏之后，每家都会给表演队送一些吃的、用的东西，以表示感谢。过去跳完花戏后，由于分配不均，总有意见。刘红庆这次一改往日习惯，让队员先拿，避免了矛盾）边上演出，需要有几个小花戏节目；2.正月十六在村中心舞台上搞一台晚会，需要两个小时的节目；3.正月十七到县城参加“游行”，要有“穿堂花戏”。我们四个年轻教师，加上两位学生家长，开始分工落实。我主要是编写剧本和负责舞台上的晚会。

保留下来的节目单显示，晚会27个节目，其中小花戏有《劝嫂嫂》《四唱社会主义好》《五哥放羊》《卖豆腐》及传统花戏《摘花椒》《送小姨》《放风筝》《打滑千》《打樱桃》《探妹子》联跳。还表演了潞安鼓书、晋剧等。

晚会我剪了个非常大的窗花，悬挂在舞台中央，我亲自主持，效果很好。第二天，小学王校长专门和我说：“村民们说，昨天晚上一台晚会，半台都是靠主持人出的彩！”因为节目是我排定的，所以我知道其内在逻辑关系。

过去，村里闹文艺，总有意见。我们几个承包人商定，咱们不要闹意见。分串火盘的东西，大家在一起，让他们先拿。所以，我们很圆满。

正月十八还是十九，曹家寨叫我们去“变花戏”。就是他们村的晚会到突堤村演，我们代表突堤村的，到曹家寨村演出，结果一样叫好。因为演过一遍之后，更精彩。本来大家意犹未尽，但是学校开始上课了，就没有演下去。可能到了夏天，县城四月十八赶会，我在街上，有几个村妇拉住我说：“你不是去俺村演花戏的？”我说：“你是曹家寨的？”她们说：“可不是啊！”（可不是，意思是“是的”。）看来，我们的演出是有影响的。但在左权，搞个小花戏，编段民歌，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不值得骄傲，也没有收益，因此，没有多少人当职业干的。

赵：但您“编”和别人“编”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否与您关注左权以外的文艺唱演有关系？

刘：有，单秀荣演唱的左权民歌，山西省歌剧院“三黄”（ “三黄”，即山西省歌剧院最具特色的“黄河三部曲”，包括《黄河儿女情》（1987，民歌舞蹈）、《黄河一方土》（1990—1995，民俗系列舞蹈）和《黄河水长流》（1997，舞蹈诗剧）。）系列中的左权民歌小花戏，我都关注过。我们本地的歌手和走出去的刘改鱼、李明珍，我都有机会或者找机会接触。左权民歌小花戏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小时候在文化馆，老一代的专家们也天天在研究讨论。以杨凤鸣为代表的那一代土专家，我非常熟悉。

赵：您怎么来看待民歌小花戏的改造？

刘：小时候，觉得我们的民间音乐元素被利用，很有自豪感。民间与精英的这种互动，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现在，伪精英太多。

早期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都有左权民间音乐元素，并且使用得非常好。尤其是《小二黑结婚》，对山西民间音乐进行了搬用、化用，成了经典，现在很难再做到。

赵：伪精英太多？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您在某报纸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好像在骂当今对左权民歌小花戏的改造？请您讲讲其前因后果。

刘：1997年我在北京做《音乐生活报》的编辑，看了很多的演出，也试图宣传我们当地的民歌和小花戏，但都没有合适的机会。

2002年，中山公园音乐堂搞了个系列，是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民间艺术表演，其中有左权民歌小花戏专场。我去看了，结果，很令人生气。文化馆的做法已经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我写了《呸，哪里来的民间》。我说：几年前地方政府曾经出版过一个民歌的盒带，还请了北京、省城的专业演员加盟。我当时在专业的音乐报纸，想写稿子批评，但因为盒带影响太小，就没有做。现在看来，今天的状况比几年前更糟，归根结底是年轻歌手四个要命的放弃。

赵：哪四个放弃？

刘：第一，对方言母语的放弃。语言是地域风貌最重要的信息密码，其不易解读性，是其区别于他人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数。如果我们放弃了在本土使用了数千年的母语，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来自民间？你的唱词、曲调别人很快就可以学去，而惟独你的母语是别人不理解、没有当地生活经验就无法学到的东西。你自己放弃了母语，是你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资本，你让别人轻易学到你的东西，然后看不上你，这是左权歌手最大的悲哀。

第二，对传统唱词的放弃。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省歌舞剧院采用大量左权民歌创作了《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等轰动全国的歌舞作品。于是左权人错误地认为走省歌的路就是左权民歌走向全国的必然之路，这就是长达二十年的对左权民歌与小花戏的改造。对民歌的改造，就是直接取省歌舞剧院的创作成果回到地方普及。因为这些歌词是按照普通话的语言规律创作的，所以必须用普通话唱，再者，这些唱词不符合当地语言习惯，因此，这批创作作品只活在舞台上，而进入不了生活，没有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

第三，对即兴创作的放弃。民歌在民间的时候，唱词是即兴创作的。现在有了伴奏带，有了字幕，即兴创作已经受到制约。老一代民歌手，每一次演出都根据场地与观众的实际情况即兴发挥。年轻民歌手这种能力的丧失是电子文化的罪过。当然，年轻民歌手生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当地网络已经流行，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欲望可以到聊天室去，更快捷与方便，完全不用借助歌曲这种形式。因此，民歌已经从民间走向了舞台，并且再回不到民间了。太行山年轻一代在聊天室是即兴的，唱民歌的时候，只能按照词作家的定格，再次无病呻吟。于是今天的民歌演出仅仅成了演出，没有了一个精神的支撑，无源之水，甚至是一些文人的口水，我们还怎么听？

第四，对古老配器方式的放弃。民歌在民间的时候，不需要伴奏。正月闹红火，因陋就简，起烘托气氛的作用，并不很讲究。往往是元宵节演出，正月初六大家才到一起磨合。为了照顾歌手，对节奏的把握是随意的，而现在将电子琴引入，乡野的纯粹荡然无存。

赵：嗯，这四个放弃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刘：如果说由省歌舞剧院创作的“假民歌”在这次演出中证明已经失败的话，那么由专家指导在全国获奖的“假左权小花戏”的演出，是彻底的丢人现眼。其根源是三个要命的分离。

第一，创作与演出的分离。民间歌舞在民间的时候是即兴的，演员用肢体语言与现场观众同乐。而现在是主题先行，比如“修路”、“节约用水”。为了这个主题将所有动作编排好。这是民间舞蹈，还是晚会舞蹈？来自民间的演员不会创作，不会抒情，他们成了一堆符号，像晚会舞蹈演员一样，丧失了自我，在舞台上盲目地奔走，完成导演的要求，这是民间舞者的悲哀，也是民间舞者的坟墓。

第二，音乐与表演的分离。舞蹈全部采用伴奏带，音乐离他们已经远去，剩下的就是节奏。民间小花戏的灵性光彩，因为伴奏带而面目全非。

第三，演与唱的分离。小花戏演员成了哑巴，这是天大的笑话。在民间是载歌载舞、活灵活现、与观者沟通，现在是符号化、格式化、晚会化、僵化，只有动作，唱是伴奏带的事。要知道，伴奏带是死的，而演员是活的。活人走死路，是工业化的操作，而非民间艺术的出路。如果就是扇子舞，我们为什么要请左权小花戏进京？北京能跳这种舞蹈的总有几千人。你今天把光盘给他，明天他跳得比你还好一百倍。

说到底，左权民歌放弃了土地，左权小花戏与土地分离。这是省歌的影响，是电视传媒的影响，但绝对不是他杀，是自杀。忘记了土地，就没有民歌，就没有小花戏，就没有了自己。

这篇文章发表在《音乐周报》和《华夏时报》上。演出是王保牛老局长负责的，他告诉我，“看了你的文章，很心痛！”

为了继续阐述我的观点，我不得不又写了几篇。接着，石湘涛局长就想请我回去和大家谈谈。我说：我谈可以，更应该有专家。这样，就请了我当时并不熟悉的田青、钱茸等。后来，就是石占明的大火（大火，即石占明让全国的观众开始关注。）2003年再次上太行山，就是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出现。2004年，将刘改鱼再次呈现到舞台上。于是，为了写好他们，推广好他们，我写了大量的文字。这就是经历吧！

3.四本书

赵：在您目前创作的草根传记中，《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向天而歌又十年》应该属于您关注民间传统文化群体的三个代表著作吧，您撰写这几本书的基本定位是什么？出版后反响如何？

刘：还有一本《民歌·原生态》，非正式出版物。它们的出版顺序是：2004年，《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由北京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分别推出汉文版和盲文版；2007年，《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由齐鲁书社出版；2012年，《民歌·原生态》我的音乐非遗文集自费出版；2013年，《向天而歌又十年》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大字版（老三号字，弱视的人也可以读）。

这四本书，各有不同。

第一本，《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是纪实文学，写的是从事音乐的人，但不是音乐的本体研究。我关注的是盲艺人群体，而不是在做学院派的音乐分析。虽然张振涛等不少专家都给予《向天而歌》以音乐学的肯定，但我自己不敢往音乐上靠，要靠就靠文学。

第二本，《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中的主要文字，在写书之前都有了。就是分别写了皇甫束玉、刘改鱼、李明珍、石占明、刘红权，都不是第一次写。甚至主体的论述部分也是为《左权文化志》写的，《左权文化志》没用，我把关于“开花调”歌者的所有文字放在一起，重新组装，就成了《亲圪蛋》，恰好齐鲁书社有意出版，我就出版了。它确实是讲“音乐”的书，但是在音乐界没有任何影响力。若不是无意中被周勤如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我想这本书就只有你这样关注山西民间音乐的人看看而已。周勤如老师发现后，一口气读完，觉得是符合欧美阅读的中国音乐学论文。他亲自翻译成英语，在2016年《音乐中国》分两期载完。周老师说，条件成熟时做成单独的英文书。可见，周老师是多么呵护我呀！

《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封面

第三本，《民歌·原生态》，我的音乐非遗论文集，是为了“占明成名十年”而编辑的2002年至2012年十年的论民间音乐的文章，因为非正式出版，所以我把十年间，音乐会的策划书、宣传稿，统统放了进去。我在第一页写道，“献给恩师田青、好友占明、母校晋中学院、故土太行山”。是我那些年关于民间音乐、家乡文化、山西艺术的几乎所有文字。在《羊鞭一甩惊天下》演唱会前后，分送给老师、同学、朋友们。最近景蔚岗老师找我聊刘改鱼，他说他在晋中学院一个老师那里，得到我的这本《民歌·原生态》。他说他还读了，真感谢他。我这本书部分地实现了“学术为歌手护航”的功能。

第四本，《向天而歌又十年》。2012年，是占明成名十年，我编了《民歌·原生态》，还编了一本《羊鞭一甩惊天下》的画册，算是纪念占明的成名。2013年，是左权盲人宣传队进京十年。怎么办？我于是动手编了《向天而歌又十年》，是2003年到2013年十年间，左权盲人宣传队被全社会接纳的过程。是“太行民间瞽人音乐”的“社会接受史”。这本书也是2013年10月21日，在北京皇家粮仓《向天而歌又十年——太行盲艺人刘红权北京答谢演唱会》上赠送前来捧场的朋友们的。那天主要来的，都是田青的朋友和媒体的朋友。现场气氛非常好。

第一本书，《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汉文版在2004年印了四万册，其中一万册是财政部文化部乡村图书馆工程送出去的。第二本《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大约印了五千册。《民歌·原生态》印了五百册，但是其中不少文字都公开发表过。《向天而歌又十年》是不是印了1000多本？好像现在找到都不容易了。

2014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再版了汉文版《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英文《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据说在网站上可以找到。不过，是不是有人找？我不知道。

赵：您写作这四本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每本书在写作风格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刘：《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是生命的诘问。我从哪里来？我需要解决。写盲艺人，实际上是写我自己，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可能用这本书最狠的是亚妮，她写电影《没眼人》，可能要把我的书翻烂了。我去她的机房，看到她就拿的我的书。今年她的新书《没眼人》隆重面世了，非常轰动。她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十年。

我的身边为什么是一群盲人，而不是别人？这是我命中安排的。我的所有痛苦，所有欢乐，都是盲艺人的音乐给的，他们的生命给的。我觉得，我的《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采访写作是扎实的，虽然可能不够学术，但是一本真诚的书，人生的书，音乐与命运的书。这相比别的学术著作，更多的是情感的体验。你觉得这一点，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你定吧！

《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回答的是“左权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音乐而不是别的音乐？我的细致梳理，融入了更多是关于土地的思考。第一本是情感，这一本理性多了，有点学术味了。但是，与音乐学正规要求的学术著作还是不一样，这是缺点遗憾，也是周勤如老师看重的“非八股”风的写作。好坏，你来评价！

《民歌·原生态》是论文集，更见观点。这些观点是在田青老师门下获得的启发，也有我自己的心得。很多篇什，我非常得意。《向天而歌又十年》是资料集，有记录就好。

所以，四本书，是我写的，但都不同。从情感表达，到理性分析，到观点阐述，到资料汇集。这就是我做的工作。是我和“左权民间歌者”的情感纽带，是我对太行山表达的最深最深的爱！

《佛心学侠：田青和他所可以改变的》封面

赵：您在四本草根文学作品里，总要重墨提到音乐学家田青和教育家皇甫束玉，我想听听您对田青和皇甫束玉的评价以及你们之间的故事。

刘：我写过一本田青的传记《佛心学侠——田青和他所可以改变的》，2007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写过一本皇甫束玉的传记《诗画情缘——束玉淑贞的60年》，是皇甫束玉家人出资，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里，我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他们文化贡献的理解。

田青，从一个音乐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原生态民歌、非遗文化的旗手，是机缘巧合，也是他自己奋斗半生的有效报答。在他之前的音乐学家，没有他这样的社会影响力。我奉田青为“教父”，他是我生命中开启我新的航程的人。他的坦荡、赤诚、大气、智慧、热情、包容、淡然，都是需要我学习的。他是佛，也是侠。有菩萨心，也有利剑。所以，我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当然，他不是完人，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非常正常。但是，他对于我就是明灯。他对于山西原生态歌手的崛起，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他给了占明一片天，给了红权一片光，给了改鱼新的自信。和田青老师交往，可以调侃着说话，无拘无束。他很自由，我也很轻松，又有信赖感。他从来不会说，我的哪句话不能告诉谁，他直抒胸臆，臧否人物，是大智慧。

我以在人生中与田青老师相遇为荣，既是幸运的，更是我的福。田青老师曾说，我感觉我的生命会和你有一部分重叠。这重叠，升华了我。我感谢他！这是佛的赐予！

刘红庆在《田青文集》首发式上发言（弓宇杰 摄）

相比田青老师，和皇甫束玉的交往更久。1988年我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后，就开始和皇甫束玉来往。因为是老乡，都是教员出身，都对乡土文化有兴趣，所以感情上很近。

皇甫束玉比我年长近50岁，但是在多年交往中，我们像朋友一样。他呵护我，鼓励我，关照我，勉励我，信赖我，甚至依托我。这种信赖，使我决心把他的事情做好。他认为的善事，很少教别人去做，而是亲自去做。这是他的做事风格，也是他修养高的地方。但凡与他接触的人，都不反感他，而是敬重他。这种功力是需要“修”的。我一直在努力。

我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提到他们呢？

皇甫束玉是左权民歌改造的实践者，并且是已知最成功的一位。说到左权民歌的传承，他是绕不过去的。

田青引领中国原生态民歌，恰好和占明、红权的实践奇妙地互补了。理念和操作，这样有机地发生了“化学反应”共同创造了一个原生音乐的格局。这非常了不起，非常精彩。

皇甫束玉和田青之间隔着50年。前者是改造旧时代的民间音乐迎接新的需要，后者则是把改造的冲动压制在最低的限度，捧出真实的土地上的歌唱。两者的方向是反的，但都是顺应时代，都是站在时代前沿的鼓动者或实践者。

4.推广传播左权民间音乐

赵：从2002年起，您就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和草根文化的传播，而且多次担任音乐会或音乐节目的策划、主持。既定位作家，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却要走出来做这些社会音乐活动呢？在您策划的节目中，您最得意的“作品”都有哪些？

刘：本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前台，但事实是我埋头书桌和走上舞台都做了。好不好，别人评价，我能做的，我该做的，我都尝试了。

当年做的时候没有什么理论，后来听田青老师说，杨荫浏大师也是非常注重实践的。没有杨荫浏的推广，哪里会有瞎子阿炳为世人所知？周勤如老师更是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他说美国的一个音乐学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了苏联图瓦共和国，采集那里的民间音乐。去了多次。后来，他把图瓦的歌手带到美国演出，向全世界推广。当这个乐队在世界演出很多次之后，这位音乐学家才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而他的论文颠覆了世界对原生图瓦音乐的认识。

听了前辈们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太多的学者，在民间采集到一点点东西，就以为这是自己的了。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和大地上丰富的音乐生活比，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应该向更多的人介绍原生民间音乐。

从1997年起，我以《音乐生活报》编辑的身份策划过不少文艺演出活动。但真正关心民歌，是2002年的事情，那年成功推广了“羊倌歌王”石占明。2004年8月11日，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三晋三高演唱会”是我在北京舞台上的处女作。那台演出，我力荐石占明、刘改鱼、左权红孩子组合，都非常成功。那台演出还有辛礼生和阿宝。所以，那台演出吹响了三晋歌手主导北京原生民歌舞台的号角。

我多次担任音乐会或音乐节目的策划、主持，或文学台本写作、宣传，主要成绩有：

2002年成功推广“羊倌歌王”石占明，2003年成功推广“左权盲人宣传队”。2007年起在山西晋中学院、晋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开设“原生态民歌课程”。2010年，该课程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特色课程。

为中山公园音乐堂策划的演唱会有“三晋歌王北京演唱会”（刘改鱼、石占明、辛礼生、阿宝）、“烂漫开花调——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山西左权民歌演唱会”“太谷秧歌交响音乐会”“传统昆曲·牡丹亭”等。

为天津音乐厅策划的演出有“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开花调演唱会”。为中央电视台策划了“逛太谷 看秧歌”和“花开左权”各六集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

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中国民俗狂欢之夜”策划了传统小花戏和民歌组合演唱。

为“晋中·中国社火节‘十台大戏闹新春’”策划并组织了“亲圪蛋亲”（2011年）、“晋地之中”（2012年）。

为晋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策划了“皇甫束玉教育艺术展”“山情水怀——皇甫束玉作品演唱朗诵会”大型六幕小花戏“樱桃树”。

在晋中电视台、榆次文化中心策划或主持了“歌起太行——石占明成名十年演唱会”。

在北京皇家粮仓、中国盲文图书馆、清华大学策划并主持了“向天而歌又十年——太行盲艺人刘红权进京十年答谢演唱会”。

在左权将军殉国地——十字岭，搞了“‘5·25’刘红权十字岭演唱会”。

在大寨礼堂策划了“梦回大寨——纪念农业学大寨50年文艺晚会”。

2014年，倡议并组建了“太行盲艺人联谊会”，两次组团赴京演出。

2015年1月，策划了34名太行盲艺人参加的“铁壁雄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太行七县盲人经典曲目演唱会”在左权县、长治市演出。

2015年7月16日，策划并主持了“晋中瞽书汇”，组织左权、榆社、平遥、介休四县盲艺人在榆次演出。

2015年8月1日，策划并主持了“瞽记1938”，组织左权、武乡、襄垣三县盲艺人在长治学院演出。

2016年端午节，策划并主持了两场“太行瞽书汇”在沁县演出。

2016年中秋节，策划并主持了两场“太行盲艺人中秋书会”在襄垣县演出。

2013—2017年，为晋中电视台策划了春节特别节目“乡味连年”。

2014年“乡味连年第二季”共计9集，分别“歌后唱春·刘改鱼开花调拜年”“花神戏春·李明珍小花戏拜年”“名丑闹春·孙贵明秧歌拜年”“歌王喊春（上下集）·羊倌歌王石占明山歌拜年”“向天吼春（上下集）·盲艺人刘红权老歌拜年”“歌仙唤春·刘海萍恋歌拜年”和“歌伴迎春·亲圪蛋欢歌拜年”。

2016年“乡味连年第三季——从电影中品读晋中”共计七集，分别是“太行接春”“花月放春”“汾水赞春”“大寨播春”“麻田燃春”“老井望春”和“红灯照春”。“火箭军军官歌手”石占明、“开花调歌仙子”刘海平、“小花戏泰斗”李明珍、“开花调歌后”刘改鱼、“最美亲圪蛋”王熙、“活着的阿炳”刘红权和“太谷秧歌名丑”孙贵明带来“鸡毛信”“小二黑结婚”“罗汉钱”“花好月圆”“打金枝”“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汾水长流”“山花”“泪痕”“点燃朝霞的人”“老井”“血色清晨”“大红灯笼高高挂”“龙城正月”“白银帝国”“小武”等16部拍摄于晋中或反映晋中人生活的经典电影以及民歌、花戏、秧歌、晋剧，和观众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晋中。

2017年“乡味连年第四季——‘鸡祥晋乡’”共七集，分别是“开花调歌后”刘改鱼主持的“桃花映春”，“小花戏泰斗”李明珍主持的“彩扇耍春”，“秧歌名丑”孙贵明主持的“秧歌逮春”，“向天而歌”刘红权主持的“琴弦悟春”，“羊倌歌王”石占明主持的“红都播春”，“开花调歌仙”刘海平主持的“晋乡守春”，“亲圪蛋组合”王熙弓宇杰主持的“山娃梦春”。晋剧、秧歌、曲艺、花戏，都非常丰富。

赵：为什么要搞“音乐活动”？您是怎么“力荐”咱们这些山西歌手的？您觉得哪几场演唱会在您的策划下很满意、很成功？

刘：因为写了那么多，别人还是不明白我想要什么，或者我想倡导什么。于是，在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之后，就开始将我的想法付诸实践，让我的理念走向舞台，走向荧屏。

2007年7月7日，榆次文化中心大剧院的“明亮之夜——左权民歌演唱会”，是我第一次将刘改鱼、李明珍、石占明、刘红权整到一个舞台上的演唱会。没有经费，时间很紧，但是非常轰动。

2009年5月25日，榆次文化中心大剧院“左权之歌——五二五开花调演唱会”，我再次将刘改鱼、李明珍、石占明、刘红权集中到一起。这次还有了石存堂、曹彦明，还有了刘海平、弓宇杰、王熙等年轻的歌者。应该说一样轰动一时。

2009年主持《左权之歌——五二五开花调演唱会》（弓宇杰 提供）

2009年10月7日，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烂漫开花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左权民歌演唱会”，依托了晋中学院，我们一起排练，全部是民间歌者、乐手，非常好。

我和民间艺人，没有经济诉求，也不可能有经济回报，但大家因陋就简，办民间艺人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味道。“烂漫开花调”搞得惊心动魄。活动以田青老师主政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主办单位，已经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传出去有盲艺人表演了，因为我个人批评左权县的政绩工程，领导授意，不让左权盲宣队到京。我赶紧到和顺县组织盲艺人排练。我节目成型了，左权县答应让刘红权到京演出，这已经给了我很大面子。所以，刘红权与和顺盲宣队合作，表演一样精彩。演出那天，王昆、乔建中、姚艺君、高保利等来了不少专家、歌手，不少观众是买票来的，我非常感动。因为我比较贪婪，想展现更多民歌、秧歌，所以时间长了点，个别乐手表演时间段出现小瑕疵，但是王昆、乔建中等都坚持到最后，还上台接见演员。真是非常不容易。

每一次都有收获，每一次都殚精竭虑。临到演出前一天，都非常紧张。总是在那时下决心，搞完这次再不搞了。但是，遇到下一次机会，就又雄心勃勃地搞了起来。东张罗，西张罗，总想把自己喜欢的真东西，推介给更多的人。

只要自己尽力做了，就都成功，瑕疵都有，但不算失败。这样，左权不少朋友说，活动交给红庆最放心。人家是做什么成什么。

他们越这样说，我越是小心谨慎，丝毫不敢懈怠。

《烂漫开花调》演唱会广告图片（刘红庆提供）

赵：在北京开演唱会，组织就是个大问题，可以想象此期间您一定费了不少周折吧。

刘：组织大型活动非常不容易，好在弓宇杰是个得力助手，而且，每次总有人帮忙。我尽量把自己腾出来，想舞台上的事情，其余的事情，都由弓宇杰协调。

“烂漫开花调”演员住在宾馆，有的演员没有身份证半夜无法入住，有的盲艺人抽烟烧了地毯，盲艺人在北京西站滚梯上摔倒一串等等，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本来演出结束，就可以直接回我北京的家，但是我第二天随艺人们还是一起回了山西。荣光是大家赢得的，责任是我没有管理好。所以我要送大家回家。在高铁上，欢声笑语。大家说，“再演两场吧，再演两场我们会更默契！”

每每回忆起来，都非常感慨。

2010年，我策划的“太谷秧歌演唱会”在天津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演了三场。艺人们不想解散，还想演，可是没有台口了。队伍庞大，住宾馆，步调需要一致，所以，每天早饭都要我的助手弓宇杰招呼大家起床。我说，你负责去“叫床”，演员们哈哈一笑，都说，我们就等小弓来“叫床”！

我更愿意做没有钱也没有前人做的事情。2014年起，我组织“太行盲艺人联谊会”的演出，三年来，先后在长治、良户、陵川、沁县、襄垣演了多场，晋中、长治、晋城三市十几个县的盲艺人和河南、安徽的盲艺人，一起说书唱曲，非常开心。

我每做一次，都得意。最紧张的时候，想放弃，但咬咬牙，坚持下来了。起初，演出前一晚，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节目的安排细节。甚至主持词需要一字一句写好。现在好像好多了，没有那么紧张，也不用写主持词了。是得心应手吗？我不知道。但毕竟磨炼了好多场了，心态平和了。

最近的一次，是占明的父亲去世。如果现场策划占明朋友的演唱会献给占明父亲，影响力不会太大。所以，我三天做了个《歌王老爹》，18分钟，通过手机微信平台，传播很广。另外，占明在灵前演唱了一首我新写唱词的歌《爹甚时回家唱开花来》。民歌是怎样产生的？正月需要，正月编出来，我这次是出殡需要，我临时编出来。邀请好友宋外宾专业拍摄，在网络传播，效果非常好。

赵：通过这些策划、主持、推广山西左权民歌，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民歌，要有传播才是好民歌。我相信。我也一直在努力！

5. 在晋中学院讲原生态

赵：2007年起您在晋中学院开设“原生态民歌课程”，课堂上您都讲了些什么内容？

刘：我给你先展示一下“晋中学院民间音乐特色课开设历程”：

2007年9月3日起，“晋中音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视界下的左权民歌”课在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大三、大四学生中开设。

第一讲：热爱民歌，感谢土地。时间：2007年9月3日

第二讲：审视现状，珍爱传统。时间:2007年9月10日

第三讲：铭记历史，感念英雄。时间:2007年9月12日

第四讲：莫忘天下苦人多。时间：2007年9月13日

第五讲：左权民歌六大成因。时间：2007年9月14日，

第六讲：播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文艺晚会”和乡土艺术片《石占明在家乡》。时间：2007年9月17日，

第七讲：左权民歌三大特点。时间：2007年9月19日

第八讲：播放电影《向天而歌》。时间：2007年9月20日

第九讲：民歌不老 爱情万岁——从小二黑说到皇甫束玉的创作。时间：2007年10月30日。

第十讲：电影《老井》。时间：2007年11月6日

第十一讲：刘改鱼的成长与艺术成就。时间：2007年11月9日

第十二讲：石占明的成长与艺术成就。时间：2007年11月12日

第十三讲：播放田青主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文艺晚会”。时间：2007年11月13日

第十四讲：挚爱艺术，善待批评。时间：2007年11月20日

第十五讲：左权民间艺术的组织、管理与推广。时间：2007年11月22日

第十六讲：李明珍的成长与艺术成就。时间：2007年11月26日

第十七讲：刘红权的成长与艺术成就。时间：2007年12月4日

第十八讲：广袤神州 各享雅俗——民歌与昆曲的比较研究。时间：2007年12月5日，

第十九讲：灵性民间 神奇即兴——民歌的精神。时间：2007年12月6日

第二十讲：综述左权民间艺术的四十个小时旅程。时间：2007年12月7日

2008年9月9日下午和10日晚上，分别在音乐系两个班，“晋中音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视界下的左权民歌”继续在新一批学生中开设。第一讲：面对传统的思索。时间：2008年9月9日下午和10日晚

第二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间：2008年9月11日、17日晚

第三讲：播放亚妮专题片《向天而歌》和《弟弟的歌》。时间：2008年9月18日晚

第四讲：我的桃花红。时间：2008年9月19日晚

第五讲：播放田苗《向天而歌》。时间：2008年9月23日下午

第六讲：播放太原电视台《向天而歌》，讲述“盲人音乐”。时间：2008年9月25日晚

第七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时间：2008年9月28日下午、29日晚

第八讲：山西民歌概论。时间：2008年12月11日晚

第九讲：昆曲。时间：2008年12月15日晚

第十讲：刘改鱼与左权开花调。时间：2008年12月17日晚

第十一讲：左权民歌的形成。时间：2008年12月18日晚上

2009年初，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学生弓宇杰、李国英等自愿成立了以演唱左权民歌为宗旨的“亲圪蛋组合”，随即弓宇杰拜刘改鱼为师学习左权民歌的风格化演唱。

2009年5月25日，晋中市广电局、晋中市交通局联合赞助，晋中学院成功地在榆次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了“左权之歌——五·二五经典开花调演唱会”。“亲圪蛋组合”第一次登上大舞台。

2009年7月22日-23日上午，为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做准备，晋中学院师生到太谷，在宾馆多功能厅，欣赏最好的秧歌演员带装表演了一组秧歌节目。

2009年7月27日，晋中学院师生常士继、弓宇杰、张转琴、刘敏飞等参与太谷秧歌民间艺人表演的《逛太谷 看秧歌》六期节目艺术片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顺利录制。

2009年8月11-20日，民间艺人刘改鱼、李明珍、刘瑞琪、李贵锁、杨二旦和晋中学院亲圪蛋组合在晋中学院冒酷暑排练节目，为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烂漫开花调”做准备。

2009年9月21日-26日，每晚21点10分到21点40分，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连续六天播放电视系列片《逛太谷 看秧歌》。这是晋中学院音乐学院民歌特色课师生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亮相。“亲圪蛋组合”弓宇杰演唱了《夸土产》。

2009年10月7日，“烂漫开花调——献给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山西左权民歌演唱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晋中市委书记李永宏题词祝贺：“烂漫开花调是晋中优秀民间表演艺术的代表，是晋中人民传承千百年情最深意最浓的歌。”著名歌唱家王昆、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钱茸、姚艺君，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赵中悦、晋中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建华在演出结束后上台接见了演员。王昆双手都竖起大拇指，盛赞演员的精湛艺术，并留言“左权民歌好听、纯朴，我很喜欢。”

2010年3月6日-16日，为中央电视台录制《花开左权》，民间艺人与部分师生集中在晋中学院排练节目。

2010年3月18日，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录制节目《花开左权》。

2010年3月20日晚，《花开左权》剧组到中国音乐学院演出受到欢迎，在接着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著名音乐学家谢嘉幸、樊祖荫、乔建中、张天彤、徐天祥等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

2010年7月19日至24日连续六天，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每晚21点10分播出一集《花开左权》。

2010年8月4日夜，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由7000名中外音乐教育家和表演艺术家参与的“中国之夜——民俗音乐狂欢”现场，晋中学院亲圪蛋艺术团表演了左权小花戏《放风筝》《买菜》《探妹子》《送小姨》。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等观赏了小花戏表演，并给予赞扬。

2010年9月，晋中学院民歌特色课程在教育部公布的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上又榜上有名。晋中学院的民歌特色课程，得到国家20万元的资助经费。与晋中学院民歌特色课一起上榜的有山西省12所高校的17个专业。

2010年9月19日-21日，中国音乐学院“左权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保护、开发专题研讨会”到左权举办，“亲圪蛋组合”主唱弓宇杰协助策划并陪同国内顶级专家在太行山采风。

2010年10月13日-16日，晋中学院特色课师生接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课题，到河北保定市、安新县、雄县采访“冀中笙管乐”。

2010年10月19日下午，“太谷秧歌专题研讨会”在晋中学院举行。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师生与北京、太原、晋中来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邓明、郭齐文等在研讨会上有精彩发言。

2010年10月31日，“亲圪蛋组合”主唱弓宇杰应80岁高龄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董维松先生邀请，在“咬定青山——庆祝董维松教授80华诞演唱会”上表演了太谷秧歌《卖元宵》和左权小花戏《探妹子》。与他同台演出的有吴碧霞、龚琳娜等董门弟子。

2010年12月3日、5日-7日，“太谷秧歌交响音乐会”分别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天津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亲圪蛋组合”张转琴、刘杰、刘敏飞参加了演出。

201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六）晚，“晋中市2011年十台大戏闹新春”最后一场“亲圪蛋亲——左权民歌小花戏专场演出”在榆次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晋中市舞蹈家协会主席、69岁的小花戏泰斗李明珍和她传承、传授的传统小花戏《放风筝》《卖菜》《探妹子》《送小姨》，是演出的第一个亮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传承人之一、山西省歌舞剧院老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开花调”歌后刘改鱼和她的学生弓宇杰、王熙，演唱了最经典的左权民歌《桃花红 杏花白》《会哥哥》《土地还家》《二婶婶》，成了演出的第二大亮点。加上实力派左权籍歌刘海萍、曹彦明演唱的《樱桃好吃树难栽》《没活好·苦相思·单相思》《山小雀飞在圪针上》等经典“开花调”都被演绎了一番，让听者大饱耳福。整场演出反响最强烈的是左权县盲人宣传队主唱刘红权，他先演唱了《谁说桃花红 谁说杏花白》《问天问地问爹娘》，每唱一句，台下掌声不断。两首歌之后，欢呼声、喝彩声、口哨声，引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光棍苦》。

我不只是在上一门课，我想带一批人。上课的目的，是传播理念，培养人才。如果不能培养人，上课有什么意思？所以，告诉同学们什么是“原生态民歌”，还希望学生中的爱好者们，能够走进最深的民间，走近最好的艺人，走上最高的舞台。

2007年在晋中学院讲学（弓宇杰 摄）

赵：什么是“原生态民歌”？

刘：我的理解是，音乐与土地结合最好的地方，音乐与土地完美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地上有歌，歌里有土地。

“开花调”非常典型。花，必须开在土地上，开在人心里。不知道两者的关系，表达不出两者的联系，就算不得原生态歌者。

改鱼老师呈现山花的温婉恬然美；占明呈现山花的绚烂缤纷美；红权呈现山花的傲然倔强美。歌中就是土地的味道。我把名家请进课堂，我把学生带向土地。这样之后，我和大家一起寻找机会传播原生民歌的美。

6. 关于原生民歌的传承和保护

赵：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推广者，您觉得现在还存留的活态传统音乐应该怎样传承和保护，就山西民歌（如左权民歌）而言，您觉得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传承和保护？

刘：原生民歌活态传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当记录设备已经非常先进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让“民歌”活着！

第一，环境问题。民歌和大地上的植物一样，和花朵一样，需要土壤、阳光、水分。就是说民歌要有自己的生存环境。

山西资源掠夺严重的后果，是我们的自然生态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煤炭采空区比比皆是，重污染城市、重污染乡村到处都有。人们在土地上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危机，民歌的环境正在剧烈地恶化着。

民歌是农业生活的产物，当前正处在从农业生活向现代化生活转型时期。大家都住高楼大厦，民歌赖以生存的“熟人社会”正向“陌生人社会”过渡。

所以，活态传承民歌的前提是重新认识农村、乡村。如果青山绿水还在，民歌就在！否则，民歌就难以为继。

第二，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反思，甚至需要“重建乡村文化传承体系”。在所谓音乐院校，永远培养不出“原生歌手”。审美标准注定了他是“圈养的”，而非“野生的”。将“圈养的”再放回自然中的可能性有多大？需要努力，现在还没有成功的例子。

今天能够代表左权文化的刘改鱼、李明珍、石占明、刘红权，恰恰都不是现有教育体制的结果，而是传统的延续。刘改鱼最好的歌，都是民间艺人教的，李明珍在民间滚打多年，石占明的歌是放羊的灵感，红权的歌是常年奔走乡间的感受。

捧着“歌本”就想把民歌唱出心声，很难。歌本很珍贵，但是对原生歌手没有用处。歌手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声音表达故事。歌手本不应该是歌手，他是放羊的，他是砍柴的，他有自己的职业，工作的时候唱着，这便是“原生的魅力”。

一旦以此为职业，“原生”也就异化了。

第三，政府问题。把民间艺术交给民间，所有行政主导的行为，很可能适得其反。今天错误不明显，未来会饱受其害。

一切向钱看，以“钱”为中心的时代，应该走到了尽头。未来几年一定是“文化”“德行”回归的时代。民歌作为最不俗气的一种品质，应该有回归的希望。我们可以相信。

赵：您提出上述“问题”的确是让民歌回归“原生”的关键问题，可是，当务之急，您觉得先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传承和保护？

刘：想到了，就赶紧做，不做，人就老了。

现在说是当务之急，也急不得，急也没有用。还是随缘，有机会就做，没有机会等待机会做。

2017年，我的当务之急就是把《郭兰英传》写出来。这是中国音乐学院给我的任务。通过整整一个月听郭兰英老师的课，我收获非常大。我觉得郭兰英是真正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大师。她脾气倔，在20世纪60年代，就拒绝唱“洋歌”，她的直觉告诉她，那些不是她想要的。前几天我看到杨丽萍的一个采访，当年在国家歌舞团大家都跳芭蕾，像芭蕾一样练功，她不干。占明也一样，领导让他唱合唱，他不干。

艺术需要个性，他们都做得对。

为了写《郭兰英传》，我重新阅读《丁果仙传》《程玉英传》，买了《牛桂英传》《郭凤英传》《杨兰春传》，感受他们一个时代的气息。

郭兰英和中国音乐学院学生一见面就问，“你们学过戏曲没有？民族歌剧演员要有戏曲功底。”“不要只顾声音，不顾吐词咬字。音乐学院的老师是注意你的声音、位置，而我不仅注意你的声音、位置，更主要的是吐词咬字、人物感情，角色思想，灵——魂！你们现在没有灵魂！我说的是严重了一点，但我听到的，你们光有大白声，一让有点字眼，把字说清楚，你们就不行了。这对得起谁啊？中国人必须把中国字吐清楚！在学校学了人家的东西，为的是丰富我们自己，而不要把自己是中国人给忘记了。”

全国最好的音乐院校都这样，我们真的能回到传统吗？所以，事情要一件一件做。

我爱我的土地，和郭兰英、田青一样，和改鱼、明珍一样，我尽我的责任。

---

赵建斌与刘红庆合影（李福锁 摄）

采访人随笔

我相识的刘红庆是一位从左权大山里走出来的文化学者。他不是从专业音乐院校毕业的音乐人，却尽干些音乐人、音乐学者干的事情。

他喜欢写书，喜欢搞文艺活动和讲座。他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不仅有李凌、田青、耿生廉、施万春、郭兰英这些音乐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也有左权将军、皇甫束玉、左权唱开花调的人们、左权盲人宣传队这些与家乡文化有关的人物。他写精英，是为了追魂；他写草根，是为了安魂。他策划的文艺活动和讲座大多都是在向更多的人宣传草根。他提供给我的活动轨迹我一字不改地粘贴到口述文本里。因为，在他的活动日程中，我看到的是一年中、一月中、有时是按天来计算的活动。他的清单里，晋中、左权、开花、盲人这样的关键词很多。

初次见他之前，我还猜想，这个刘红庆是不是长了两个脑袋、四条腿外加分身术的特殊人。他整天干那么多很认真、很费神的事情，一个人忙得过来吗？后来通过访谈慢慢了解，这个人是太热爱左权这块生长他的土地，太热爱那些鲜活的、却散落在左权大山里唱开花调的人们。为此，他用生命在诠释、抚慰、守护、传播、推广这块土地上开了花的亲疙蛋。

他平日不吃肉，不喝酒。他或许是想以此去除每人身上都带有的蛮夷之气，成为一位心存善念、有信仰的人。

他不是左权文化遗传的任何一项传承人。他却在用实际行动传播“传承”、推广“传承”、诠释“传承”。

在他的口述中，我知道了他眼中的开花调、小花戏，他对保护和传承原生性文化遗产的看法。

他是深入了解左权民间文化，而又能鸟瞰这一文化的学者。我喜欢他这样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型传承人若能多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前景才会真的看好。

草根文化需要文化学者介入传承，更需要真正了解草根文化的原生文化学者的介入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