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任重道远(仰望他们的永恒信仰)

文化复兴任重道远(仰望他们的永恒信仰)(1)

方继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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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会员与方继孝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门口合影

文化复兴任重道远(仰望他们的永恒信仰)(3)

郭沫若致朱人瑞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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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耀寄语方继孝,确认《小兵张嘎》初稿完成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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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致京剧工作者联合会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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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炽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纪念封上题字

5月29日一早,青睐会员汇集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门前,准备参观“百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手迹”展览。本次的主讲嘉宾是知名文史学者、鉴藏家方继孝,这一次展览中的手稿真迹也全部由方老师提供。

活动开始,大家跟随方继孝老师走进“中轴的红飘带——永恒信仰 文化复兴”主题展厅。红色展厅内,郭沫若、茅盾、丁玲、梅兰芳、赵树理、曹禺等一个个夺目的名字熠熠生辉,令人景仰。

方继孝在参观开始前表示,“收藏了30多年,这次梳理出来一百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的100件手稿真迹,每一件都有一种亲切感,如见其面,如闻其声。在这些笔迹中也读到他们的初心、情怀与操守。”

手迹折射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德

提到本次主题展的初衷,作为西城区的文化名人,方继孝颇有些动情地说道,201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西城区区委宣传部在天桥艺术中心主办了“红墙下的文化名人手迹展”,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今年他再次接到“任务”,配合天桥印象博物馆筹备建党百年纪念展,“我觉得责无旁贷,应该尽力为各界群众、各个单位进行党的教育设立这样一个基地”。

何为中轴的红飘带?方继孝的说法是:北京城中轴线的起点是在永定门城楼,终点是钟楼。从历史上看,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轴线沿线两侧覆盖的区域内,许多的文化艺术界的优秀共产党员曾经在这一带工作、生活、居住。基于此,确定了“中轴的红飘带”这个主题。

主题确定后,从2020年底开始,方继孝从几千件藏品中挑选、梳理展品,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以“百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手迹”为展览主线,迎接建党百年。

在紧张的时间内,对展品如何筛选,方继孝划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我参考《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工具书,从文学艺术界找出的100位文化大家,他们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硬条件。也因此一些耳熟能详的人并没有出现在展览中,比如说巴金,比如民盟的侯宝林;第二条,必须是在北京长期或短暂地居住生活过;第三条就比较苛刻了,他们要在中轴线两侧工作或者生活过”。

这么多展品原件展出会不会受到损伤?方继孝笑言,“我多次展览中的展品都是原件,损伤应该会有一些,但为了让观众看到名人手迹的原件,增加亲切感,在尽量减少损伤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原件展出”。

这么多手迹,怎么才能从中看出门道?方继孝老师点明了手迹展的看点:首先是看人物简介,他们很多都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奠基人。毫不夸张地说,这里面至少有一百个第一,比如说郭沫若是第一届文联主席,茅盾是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周扬是第一任作协党组书记,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著名女作家等等;第二,每一件手迹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或记录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片段,或反映出他的工作、生活、创作的点点滴滴,以及折射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德。比如萧三与当年延安时期的战友朱子奇的信中回顾了“延安的新诗歌运动”;茅盾的《鼓吹集》后记阐述了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进程中看到的人们的奉献和成就;第三,看手迹的书写之美。大家在参观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百位作者都写有一笔好看的字。郭、茅本身就是公认的书法家,像谢添的“倒书”,钟灵的楷隶,姚雪垠和萧军的书法,各有各的美。我们看这样的展览,要比看一个单纯的“书法展”过瘾得多;第四,通过阅读展品,还可以学到书信的形式和书信礼仪。

影响几代人的《小兵张嘎》初稿诞生在北京

进入展厅,西侧展出的是徐光耀创作《小兵张嘎60周年》的纪念海报。“今年还有一件事,就是《小兵张嘎》出版六十周年纪念。我小时候刚上学就知道‘嘎子’的故事,小说的原作者就是徐光耀先生,他今年已经96岁了”。方继孝笑着介绍。作家徐光耀生于1925年,笔名越风,13岁参加八路军,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丰富的革命经历为他提供了无穷的创作源泉。“他以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小兵张嘎》和同名电影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方老师还回忆了30年前和徐光耀交往的一段故事,“我年轻时是文学青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买到了一个有徐光耀手迹的卷宗,卷宗里边除了有徐光耀老先生写的几封信,还有丁玲,陈企霞等人的信”。于是,方继孝写信给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徐光耀先生告知此事,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回信,“他问,‘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寄过来,让我看一看,我都忘记了’”。方继孝立刻把原件寄了过去。“结果老先生看完以后又寄回来,还随信送我一幅书法,写的是楷隶,很漂亮。展览筹备期间,《小兵张嘎》出版六十周年的纪念海报刚一出来,他就亲笔签了名,让朋友给我寄过来。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每一幅都有徐老的签名”。

有会员问到,徐老先生基本上都在河北生活,为什么这次主题展把他放在开头的重点位置?方继孝微微一笑,略带神秘地说,“文坛上,《小兵张嘎》的诞生地一般认为是河北保定,这一点徐光耀先生也没有明确说过。那么,《小兵张嘎》到底是在哪里孕育出生的?”看到众人面面相觑,方继孝笑着说,“这次让我破解了这个谜”。

方继孝继续揭秘,“徐老1958年的日记里有两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今天起,开始写中篇小说李故得儿的故事’——‘故得儿’就是我们北京话说的‘老疙瘩’‘老儿子’的意思。日记里一开始叫‘李故得儿’,后来改成叫‘张故得儿’。而且日记最后一句话是‘张故得儿的故事已经完成初稿’”。

可是后来张故得儿的故事没了下文,“当时徐老被遣送回了河北老家”,方继孝查证发现,1961年秋,徐老先生与北京少儿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后来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推出《小兵张嘎》。那么,《小兵张嘎》是徐老在北京工作时创作的,还是回到河北写的?方继孝研读《徐光耀日记》时发现,小说《小兵张嘎》的初稿,是徐光耀在1958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时,在北京西城区大耳胡同15号完成的。“当时徐光耀在那结的婚,在那写的张故得儿。最后老先生经过回忆确认:《小兵张嘎》是1958年1月23日开始创作,三个多月后,小说与电影剧本一同完成,二者均诞生于北京。延寿寺街旁的大耳胡同15号,我曾经去找过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是大杂院了。当时跟徐老一起住的还有剧作家胡可和杜峰,三个人住在一个小院。”

在方继孝看来,徐老的文学创作涉及面非常广泛,除了小说,还有诗歌、散文、纪实文学、话剧,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杂文、文学理论与批评,“像《平原烈火》感情丰沛,《昨夜西风凋碧树》理性深沉,风格多样,文笔感人,到今天都值得一读”。

每一封信札背后都有动人故事

转过一个弯,进入以文学为主题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郭沫若给上海社科院朱人瑞的信,方继孝点明信文的关键,“仅六十余字,却简练、扼要地对朱氏所著《替殷纣王翻案》一书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

转过身,方继孝指着展柜里刘绍棠致杜强信札读道,“挂号寄上《蒲柳人家》与《小荷才露尖尖角》简报。学者、评论家认为这两部小说是我的乡土文学代表作,一个写过去,一个写现实”。他接着介绍道,“刘绍棠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50年一年内,他又写出了20多篇小说,在多家刊物上刊登后,引起文坛关注。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代表作有《京门脸子》《蒲柳人家》《青枝绿叶》等,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乡土文学作家”。

另一个展柜里展示了赵树理关于新鼓词《朱买臣休妻》的修改意见,方继孝揭开背后的故事,“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负有盛名,成为‘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的赵树理,曾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等刊物主持工作。那时,赵树理发现在所刊曲艺作品中有一些低俗的、封建的东西,为了创作民族的、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作品,他先后拜访全国文联负责人周扬和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李伯钊,汇报提倡作家创作新鼓词的想法。” 在方继孝看来,今人要以正直之心,实事求是看待老一辈艺术家所作的历史贡献,“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资格去对前人评头品足,还是要认真学习”。

曲艺、戏剧界的“许多个第一”

进入艺术界展厅,首先参观的是戏剧家党员的区域,“文学界里出了很多个第一,艺术界也同样出了新中国的很多个第一”,方继孝带着大家细数起来:李伯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安波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喻宜萱是中国第一个新中国声乐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吕骥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钟灵是开国大典天安门会场的布置者;贺绿汀是《游击队之歌》的创作者;周巍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创作者;薛恩厚是中国评剧院的创始人之一……

方老师首先在李伯钊的照片前停了下来,说道:“李伯钊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她是著名的剧作家、文艺活动家,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团体的创始人。李伯钊是重庆人,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时期,因为李伯钊在红军中参与建立随军剧社,对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之后部队文工团就逐渐多起来了。她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她是杨尚昆的夫人,还创办了中国戏曲学院,是当时的党组书记。”这次展出的手稿是李伯钊在1961年写的《又红又专》的手稿首页,就是为中国戏曲学院的新生们讲话时的稿件。

方继孝还特别提到了新中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喻宜萱,著名歌唱家吴雁泽就是喻宜萱的学生。这次展出的手稿收藏是喻宜萱写给著名翻译家、文学家赵萝蕤的书札,方继孝说道:“喻宜萱跟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十分要好,比赵萝蕤大两岁。”

接着,众人走到了著名导演、编剧、电影《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的照片面前,方继孝把大家的视线引导到了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表格上,这是成荫亲笔填写的。“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届文联大会的代表登记表,大会是1949年7月召开的,比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要提前三个月,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文化艺术界的重视。”方继孝说。

首日封上的题字,流淌着艺术家们的情怀与初心

方继孝有集邮的习惯,所以在这次的展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艺界代表人物在方继孝收藏的首日封上题的字。“我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化界人士。”方继孝说起了这些题字首日封的由来。

说着,大家走到了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岳的照片前。赵子岳是老革命,1936年入党,“七七事变”后,他与石家庄地下党的许多同志一起上了太行山,在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做干事。方继孝介绍:“他本来不是职业演员,有一次拍电影缺少一个老汉的角色,就让他来演了,演完之后就‘下海’成了演员。”这次展出的是赵子岳在1991年题写有“奋进”的首日封。

继而,方继孝在著名美术家、电影家、漫画家钟灵的照片前驻足。钟灵曾经是林伯渠的秘书,新中国开国大典天安门会场就是他主要负责布置的,天安门两边的标语也出自他手。方继孝说道:“这个人很了不起,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就是他写的。他还参与了中国人民政协会徽和我国国徽的设计,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的歌词《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广为流传。”这次展出的是他在首日封上面写的“祖国万岁”。

之后,众人便跟随方继孝的脚步来到音乐家门类的展台旁,出现了两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音乐家的照片——《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词、曲作者,乔羽和刘炽。方继孝接着讲起了刘炽的个人经历:“刘炽是15岁参加红军,然后上鲁艺学的作曲,他是冼星海的学生。”这次展出的是刘炽在78岁高龄的时候写给方继孝的一张首日封,刘炽在首日封上写道:“是延河水、土窑洞和小米饭把我养大,是革命熔炉把我培养成作曲家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词曲作者,在北海公园游玩时产生创作灵感

许多大家熟知的经典歌曲都是出自乔羽、刘炽之手,比如刘炽作曲的《我的祖国》《英雄赞歌》,乔羽作词的《难忘今宵》《爱我中华》等,而二人合作的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了几乎每个孩子成长路上都会唱的歌曲。歌词朗朗上口、曲调优美流畅,是人们共同的“童年回忆”。方继孝也分享了他所了解的这首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他透露,这首歌是先写成的词,再填的曲,但二人都是在北海公园游玩时找到的创作灵感。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电影于1958年开拍,1959年拍成,是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儿童快乐生活的电影。导演组把作词任务交给了当时只有20多岁的乔羽,要求他三天之内写出歌词来。乔羽当时带着女朋友到北海去划船,正好看到对面有一个小孩儿边唱歌边嬉闹,划着船就过来了。小孩躲不开要撞到他的船,他看到了孩子当时的窘态和憨态,看到了小船推的那浪头,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赶紧跟女朋友上岸,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小本儿,当即就写下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成为了经典。”

词写好了,任务就到了作曲家刘炽这里,方继孝继续讲道:“当时刘炽带了电影剧组的一些小孩儿来北海公园体验生活,他看着孩子们又唱又跳,走到犀牛望月那块石头的旁边儿,也突然间有了灵感,赶紧坐在犀牛望月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拿笔就做出来了。”

方继孝带着大家走到了展厅的结尾,说道:“我当时构思这个展览的时候就想,新中国文化的奠基,不光是文学家,还应该有音乐家、曲艺名家的身影,是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我们新中国文化完整的结构。”

文/本报记者 李喆 雷若彤

供图/方继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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