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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当代“花木兰”薛廷华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久远,尽人皆知。在我军历史上,也有一个女扮男装、冒名参军的当代“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名叫薛廷华,四川广元市苍溪县元坝乡人,上世纪50年代末参军,先后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参加过西藏平叛、中印自卫反击战等大小战斗百余次,两次负伤,两次荣立三等功,护理过被俘的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这样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文革中却被打成了国际大特务,惨遭迫害。

2012年4月7日,在苍溪县城郊一间简陋的小屋,笔者见到了这位几乎被历史淹没的当代“花木兰”,听老人讲述了自己悲壮、曲折而又传奇的一生……

川妹子 女扮男装去参军

1936年12月,薛廷华出生于苍溪元坝乡张滩村,全家兄妹7人,薛廷华排行第三。

这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家庭。薛廷华的大妈曾是一名红军,在著名的伏公铺大捷中立下过战功,后来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解放后,薛家还因此获得了苍溪县政府赠送的“光荣烈属”牌匾。薛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薛廷华的父亲薛连秋娶了两房太太,薛廷华系小妈义莲所生,外爷为大资本家,薛廷华的两个姑姑和两个舅舅均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

薛廷华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过木兰从军的故事。上高小后,她又听老师讲述了大妈在伏公铺英勇杀敌的事迹。从那时起,薛廷华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女兵。她曾多次报名参军,无奈当时部队不招收女兵,只得悻悻而归。

转眼到了1958年,薛廷华已出落成一个22岁的大姑娘。在农村,她这样的年龄早该谈婚论嫁了,可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在那个疯狂崇尚“血统论”的年代,竟然无人敢上门提亲。于是,她想当兵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这年冬天,薛廷华去元坝赶场,无意中碰到小学同学刘义财,刘告诉她半月前报名参军,通过了体检、政审,再过几天就要应征入伍了,但自己10天前刚结婚,岳父岳母死活不让去,新婚妻子更是哭哭啼啼。无奈的刘义财本想去找薛廷华想办法,没想到恰好碰到了。刘义财恳求道:“你们家兄弟多,不如我们换个名额吧?”当兵!薛廷华眼前一亮,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吗?顿时,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脑际:冒名顶替,女扮男装!

于是,薛廷华与刘义财悄悄达成协议,新兵报到那天由刘义财前往报名,因为元坝区、乡武装部都在元坝场上,新兵只要到乡武装部报了名,就可以直接到区武装部指定的旅店住宿,当时没有相片比对,一个区60多名新兵又互不相识,接兵部队按县武装部提供的花名册点名应答后,就算过了关。

当天夜里,刘义财就把军装换给了薛廷华,说:“兄弟,谢谢你,今后你就是刘义财了,这个秘密只有我俩知道,打死也不能向外人讲!”至此,这个大胆村姑完成了从女人到男人,从薛廷华到刘义财的改变。

次日,薛廷华与650名苍溪籍新兵步行了两天,抵达广元县火车站,在那里,他们坐上闷罐火车到达成都,接着又换乘汽车到了雅安。之后薛廷华被编入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三O师三八八团三营九连,从此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军旅生涯。

为期4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薛廷华与大伙一起进行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晚上七八个新兵共处一室。当时是冬天,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军装,因此没有人发现她的真实性别。然而,她毕竟是个姑娘家,有些发虚,为了掩饰自己,平时很少与人交谈,从不脱衣睡觉,也从不和大家一块上厕所,星期天也不愿与别人一起上街,每次洗澡,都是等别人洗完后再偷偷摸摸地去,如果有人亲近她,她就大发雷霆。

最难堪的是来了例假,薛廷华只能偷偷处理一下,然后忍着阵阵腹痛坚持训练。她还做了个紧身背心,把胸部束起来,平时洗贴身衣物,晾晒时也用锁针别到长裤内,尽量不让别人窥见。但无论怎样掩饰,战友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谁也没有往深处想,只是觉得她性格内向孤僻,不好交往。

新兵训练结束后,薛廷华先是任团部炊事兵,后又改任团部卫生员。

赴边戎 出生入死平叛匪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薛廷华所属三八八团奉命开赴西藏,先后参加了路南路北、洛隆、仔驼、索凡多、牛滚寺、王多寺、北马、方达、游戏等地大小战斗100余次。

薛廷华清楚地记得,当年有一大股残余叛匪翻过唐古拉山,企图流窜到青海。

三八八团两个连对叛匪穷追不舍,哪知狡猾的敌人先期占领了制高点,布好了乱石阵,我追剿部队刚进入夹石沟,斗大的石头就滚滚而下,我军猝不及防,许多战士被乱石砸死砸伤。薛廷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拨乱石就迎面砸来。“危险!”炊事班长陈敦浩一把推开他,自己却被砸中头部,当场牺牲。这场恶战,我军两个连队仅生还了37人。

第二天下午,薛廷华和战友们汇合增援的大部队,将残匪团团包围在距夹石沟10公里的一片树林里,拂晓前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士们把成束的手榴弹投向敌人,在激烈的爆炸声中,敌人鬼哭狼嚎。战士们高喊着“为烈士报仇”,端起刺刀杀向敌人,轻重机枪也朝着敌人猛烈扫射,敌人成排地倒下,20多名残敌见无路可逃,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战斗结束后,薛廷华含泪将陈敦浩遗体抬出夹石沟,送到烈士陵园安葬。薛廷华为烈士换了套新军装,心里默念道:“陈班长,我的好哥哥,你安心去吧,如果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我一定帮你照料好家人!”

翌年,在雅安召开的全军平叛表彰会上,“刘义财”荣立三等功,升任班长。

1960年5月,平叛部队接到情报,一小股叛匪在唐古拉山脉一带活动,我军一个连奉命前往清剿,薛廷华作为卫生员随队前往。

“到了昆仑山,两眼泪不干;到了唐古拉,伸手把天抓。”唐古拉山犹如一条卧着的巨龙,高大而绵长,山上常年积雪,平均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海拔4000米以上。经过一夜急行军,高原反应让战友们呼吸困难,薛廷华也感到头晕、头痛、呼吸急促。战士们强忍着高山缺氧带来的不适,冒着凛冽的寒风缓慢前行。突然轰隆一声,平静的山体开始抖动,崩塌的雪块犹如脱缰的野马,呼啸而下,瞬间吞噬了薛廷华和他的战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薛廷华挣扎着爬起来,发现山腰的路不见了,战士们不见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似乎什么也未曾发生。

当时一连人仅剩下7个,100多名遇难者遗体直到第二年8月才找到。如今,他们全部长眠在洛隆县烈士陵园。

平叛结束后,薛廷华入了党,调团部给政委刘志波当警卫员。后来,薛廷华又先后任特务连侦察员、师部卫生员。

扬国威 诚心感动达尔维

1959年8月,印度政府悍然挑起了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印度国防部长声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脱离武装接触,并单方面命令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然而,印军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

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印军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仅有几米远。10月17、18两日,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10月下旬,薛廷华所属一三O师奉命入藏,准备参加克节朗和达旺地区的战斗,由于发现印度在瓦弄地区集结兵力,该师又挥戈瓦弄方向。

一三O师翻过唐古拉山,经邦达、然乌抵达西藏东南部下察隅地区,这个地区1954年就被印军占领。薛廷华随三八八团担任主攻,拽着马尾巴过了察隅河,进入老虎嘴原始雨林,这片雨林生长得异常繁茂,各种藤蔓密如蛛网。最令人头痛的是一片片荆棘林,一寸多长的尖刺锋利得赛过狼牙犬齿,战士们脸上、胳膊上全是横七竖八的血口子。

薛廷华背了两发七五式炮弹、350发子弹、4个手榴弹、1个救护箱和1支自动步枪,气喘吁吁地随战友们过了河。行至老虎嘴对面,一位战士不慎踩响了地雷,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薛廷华腿一软,跌倒在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负了伤。此时薛廷华顾不得包扎,拼命往前冲,突然一发炮弹“咣当”一声在她身边爆炸,她只感到背上发麻,不一会儿鲜血就染红了军服,薛廷华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冲锋。至今,薛廷华背上还有一个酒杯大的伤疤,一遇天气变化就会隐隐作痛。

在这次战斗中,排长李文金不幸阵亡。当薛廷华见到李的遗体时,李脸色苍白,全身多处中弹,右手臂被炸断,薛廷华用树枝做成一只手臂,为烈士穿好军服,并向他三鞠躬,流泪满面地说:“李排长,安息吧!兄弟我送你回家。”

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打击下,印军第七旅伤亡惨重,8小时后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旅长达尔维和随从被迫躲进深山老林。10月22日清晨,耐不住饥饿的达尔维钻出山地。“不准动,放下武器!”一声吼叫震耳欲聋。达尔维迅速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未等扣动板机,他的手枪就被打掉在地。达尔维成了这次战争中被俘的印度最高级别的军官。

此刻,达尔维已经66小时没吃东西,神智恍惚。解放军给达尔维安排了一个单间,送上水和干粮,让他的情绪先稳定下来。

一天,营长关会林交给薛廷华等人一个特殊任务,专门负责照顾被俘的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营长特别交待:好好服务,耐心宣传我军政策,防止其自杀,不准搜身,不准拿战俘东西。

薛廷华来到达尔维的房间,友好和善地朝他点了点头,并通过翻译告诉这位印军准将,我奉命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什么需要,希望提出来,我将尽量提供帮助。随后,薛廷华为他量了血压,听了心跳,又帮他换了药,还给他补充了一些饮料和水果。

达尔维40余岁,身高1.7米以上,相貌堂堂,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这位印军准将曾经骄横一时,认为印军早已占领了世界屋脊,中国人根本无法适应寒冷缺氧的气候,他指挥的第七旅必胜无疑,谁知却当了俘虏。虽然中国人送来了他爱吃的豌豆和土豆罐头,也给他讲了优待俘虏政策,但他仍然焦躁不安,神情沮丧,有时叽里哇拉大喊大叫,有时则抱头沉默不语,整天都在惊恐中度过。

第二天,薛廷华又去为达尔维量血压、听心音、换纱布,并给他补充食品。一进门,就看见这位准将正蹲在墙角流泪,见到中国卫生员,达尔维突然上前拉住她的手,表情痛苦地向自己的颈部砍了几下,意思是问何时处决他。薛廷华不由哈哈大笑,连忙摆手和摇头,表示中国不会这么做,并通过翻译向他解释,中国准备遣返被俘的印度士兵。达尔维虽然似信非信,但看得出,他的心情已经舒坦多了。

一星期后,几名中国军官带走了达尔维。临走时,达尔维向薛廷华伸出了大拇指,并微笑着朝她点头表示谢意,薛廷华也友好地向他挥了挥手。

1963年5月26日,昆明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门口,候机大厅内,中印两国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交谈。不一会儿,几辆轿车驶到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就是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青色毛料衣裤,脸色红润,微笑着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

据报道,达尔维回国后,得到了印度军方的“宽恕”,先被提拔为十五军参谋长,后又晋升为陆军少将,出任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退役后,达尔维还撰写了一本名为《喜马拉雅失策》的回忆录。

结良缘 前世今生战友情

参军5年,薛廷华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与个别战士迸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只能把这份情愫深深埋藏在心底。

薛廷华第一个恋人是炊事班长陈敦浩。陈是她的顶头上司,又是她的四川老乡,身高1.7米,仪表堂堂,性格豪爽,嗓门特别大。陈见薛廷华身材瘦小,平时就经常照顾这位小兄弟,替她站岗,行军途中帮她背枪和背包,薛廷华也经常帮他洗衣服,卷叶子烟,俩人亲如兄弟一般。其实,陈敦浩早就发现这个小老乡喉部平坦、腿上汗毛很少,体形有点像女性,但他并没有贸然说破。

一天晚上,部队放电影《南征北战》,陈班长叫薛廷华一起去,薛感到肚子不舒服便去上厕所,谁知刚蹲下不久,陈班长就推门而入,薛廷华慌忙站起来,连声说:“你干啥子,快出去!”陈班长狡黠地道:“出去,你究竟是啥子人?”“啥子人,解放军战士!”“刘义财”连忙解释。“嘿嘿,你这个解放军与别人不一样哦?”陈班长步步紧逼。“你莫要胡说,有啥不一样?”“那好,我来问你,为啥蹲着解手?你不是女人是啥子?”陈班长一把抱住了薛廷华,她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薛廷华只好将真相告诉了陈班长,并表示愿意与之结为伴侣,但他要对天发誓,永远替她保守这个秘密。可是,陈班长为了救她,却永远倒在了夹石沟,再也不能关心照顾她了。

薛廷华第二个恋人是排长李文金。她俩一同参军,分到一个团,都是党员,又同时上前线。由于她们是苍溪老乡,平时自然经常来往。

三八八团攻打察隅河,在雨林中休息时,李文金一脸严肃地说:“刘老弟,有句心里话,我早就想告诉你,因大战在即今天才讲,我近来观察你像个女人,走路姿式不像个男人,在藏北一年四季穿棉衣没感觉,但这里气侯不同,有时大伙热得穿背心,你却穿衬衣,外套军装,如果你真是女娃,希望你以后向组织上讲清楚,我俩组成一个家庭好么?这次战斗,假如我光荣了,还望转告我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没有给祖国丢脸,请在我的坟头放上一瓶酒,我在那边也好喝上一口……”

李排长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了薛廷华,她深情地望着战友,羞涩地点了点头。然而,李排长却倒在了冲锋路上,死得那么惨烈,给薛廷华留下了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痛。

薛廷华第三个恋人是他的丈夫余仁多吉。中印战争结束后,一三O师回到了四川雅安,按照李排长的叮嘱,薛廷华向师首长坦白了自己女扮男装的经过,师长董占林亲自找她谈话,并决定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体工大队,授予准尉军衔,副排长级别。

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出雅安,薛廷华身着女军装坐在车上,开车的是他的藏族战友,副连长余仁多吉。

交谈中,薛廷华了解到余仁多吉家住甘孜,比她早两年参军,熟悉藏汉生活。余仁多吉则对薛廷华的作为敬佩不已。余仁多吉中等个头,皮肤白皙,性格温和,一点也不像个藏族人。一路上,余仁多吉对她关怀备至,薛廷华不由得对这个藏族小伙产生了好感。

军区体工大队将薛廷华安排到女队参训,练习跳高跳远、短跑、骑马、打蓝球、掷铁饼、铅球等。薛廷华恢复了女儿身,一下变得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起来。一次,三十八军军长、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了薛廷华的故事,亲切地对她说:“你长得乖,有出息,能干,干下去!”

薛廷华在体工大队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女蓝的主力队员,多次参加正式比赛。在一次比赛中,薛廷华不幸受伤,住进了医院。余仁多吉闻讯后,特地请了5天假来照顾她,俩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薛廷华伤好已是半年以后,组织上认为她已不宜留在部队,于是决定让她转业,分配到苍溪皮肤病防治医院工作,体工大队长金国华亲自将她送回家乡。薛廷华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母兄妹。

1965年的一天,苍溪皮防医院来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神情沮丧,满脸疲惫,一身风尘,这个人就是余仁多吉。

原来,一年前,余仁多吉的父母领回一个流落甘孜藏区的女子,要儿子与那女子结婚。尽管余仁多吉一百个不愿意,并再三解释他已有了意中人,但他父母根本听不进去,硬逼着他与那女子圆房。后来那女子生下一个女婴,就在孩子刚满6个月时,那女子突然不辞而别。虽然他们发动亲友四处寻找,但至今沓无音讯。余仁多吉这次千里迢迢赴苍溪,就是特地登门向薛廷华求婚的。

余仁多吉一见到薛廷华就“扑通”一下跪到地上,哀求道:“好妹妹,我已深爱你几年了,请你嫁给我,救我女儿,救我全家吧?”“多吉哥,别这样,快起来,我答应你,我跟你走!”

两位昔日的战友深情相拥,久久依偎在一起。

遭迫害 历尽坎坷斗志坚

薛廷华追随心上人来到了情歌之城康定。婚后,多吉在甘孜康定姑咱镇汽车队开车,薛廷华在镇医院当护士,夫妻俩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女儿余仁泽玛活泼可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后来,薛廷华又生了大儿子王多,后改名薛琪,二儿子林多,后改名薛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席卷全国,就连康定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并且将薛廷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薛廷华的光荣历史成了污点,红卫兵将大字报贴到医院,贴到宿舍,硬说薛廷华是混入解放军、混入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污蔑她与印军准将达尔维卿卿我我,参加了境外敌特组织和反共组织,是国际大特务。并不由分说地将她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挂上黑牌进行揪斗。

薛廷华据理力争,根本不承认强加给她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果是揪斗升级,体罚加倍。造反派用各种方式羞辱她,并抄了她的家,搜走了她的证件、奖章、照片及所有个人资料。

由于薛廷华“顽固不化”,拒不交待“罪行”,造反派于是做出5项决定:一是停止其党籍;二是停止每月8斤大米15斤面粉和副食供应;三是停止工作;四是停发工资及生活补贴;五是押送下乡劳动改造。

1970年2月,寒风阵阵,薛廷华刚给两岁的女儿喂完奶,便被造反派押送到姑咱镇一个叫母猪坪的地方,开始了为期3年的劳动改造。

母猪坪是一个藏、汉、土家族杂居的山区,除放牧外,还种一些玉米、青稞、土豆。在这里,藏人把猪叫“爬”,马叫“打”,吃饭叫“热么热么”,坏人叫“西西拉拉”,最好的人叫“四四多多有”。

薛廷华要干的活,就是将留在地里的桔杆点火烧了作底肥,然后种上作物,当地人叫火地。还要做粪饼,就是将牛羊粪便和人粪便调匀,然后糊在地上成饼,晒干后作燃料。

由于造反派大肆宣传薛廷华是国际大特务,是“西西拉拉”,并不准乱说,不准乱动,不准申诉,不准宣传封资修,当地牧民自然都鄙视她,除让她干重活、苦活外,牛羊肉也不给她这个“西西拉拉”吃,能吃些土豆、青稞就算不错了。好在她自幼就参加劳动,因此每天挖的火地比藏民还多,两个月后大家都说她“牙莫牙莫”﹙藏语有点好﹚。

薛廷华发现,藏族妇女大便后一般都不用手纸,而是用穿的皮衣擦擦,待一两天风干后,再用力把皮衣抖一下就算完事,所以老远就能闻到她们身上的异味。薛廷华就教她们使用手纸,又教她们经期用纸叠成卫生巾使用等,使她们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一年以后,薛廷华完全与当地藏民打成了一片,人们都说她“四四多多有”,请她搬到山下住,可以每周回姑咱镇与家人团聚,并且不顾造反派的阻挠,经常悄悄给她送牛羊肉和酥油。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薛廷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虽然她一贫如洗、穷困潦倒,虽然造反派不准她交党费,但是她还是用辛苦了一年捡的20多个牙膏皮卖的6角钱交了党费,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谁也不能剥夺我交党费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薛廷华的冤案得以平反,又回到了姑咱镇医院工作。母猪坪的藏族同胞凡到姑咱镇赶场,办事,都要来看望她这个“四四多多有”。

1987年春节刚过,多吉突然感到肝区胀痛,腹部不适,经康定医院检查为肝癌晚期,虽然薛廷华不遗余力请名医找偏方,但丈夫的病情仍然急转直下,日益恶化。

1989年3月18日,丈夫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多吉吃力地对爱妻说:“廷华,为了这个家,你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我对不起你啊!我一生清贫,没啥积蓄。我走后,希望你把儿女们带回苍溪,养大成人。”薛廷华强忍着悲痛,用毛巾擦去丈夫脸上的泪痕,说:“多吉哥,你不能丢下孩子们,不能丢下我,求求你,你不能走啊!”

然而,无论薛廷华多么地不情愿,无论孩子们怎样呼唤,余仁多吉还是撇下妻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后,薛廷华大病了一场,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人也憔悴了许多,成天望着多吉的遗像发呆,忽而喃喃自语,忽而失声痛哭……

1994年,薛廷华携3个儿女回到了家乡。薛廷华重新回到了苍溪皮防医院。在那里,她拼命工作,沉默寡言,绝口不提过去的戎马岁月,直至2003年3月退休,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中年妇女,却有着一段峥嵘岁月。

薛廷华对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教育孩子们不要忘了军队,她说在这个家族中,第一代大妈当了红军,第二代有大哥、弟弟、自己和丈夫参了军,第三代又有女婿和侄儿到了部队,她希望能看到第四代重孙参军,这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薛廷华说,她经常做梦,梦见陈敦浩、李文金、余仁多吉,梦见那些牺牲了的烈士,梦见唐古拉山、夹石沟和老虎嘴原始雨林,梦见达尔维和那些狂妄的印军士兵,她和战友们正呐喊着向敌人发起冲锋……

文/何广华 周正培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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