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音乐剧培训地点（鲁艺学员在礼堂里演出）

1939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由此，延安各类学校掀起了培养“革命新人”的教育新风。

「“陕北小毛驴有时不听话”」

延安时期，学校对青年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信念教育。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专门作了一次时事问题报告。他引用“陕北小毛驴有时不听话”的事例，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逼蒋抗战”的方针。

听课的学员们在会心的笑声中，深刻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939年，国统区的一些报刊大量刊登攻击共产党的消息、文章。为了帮助大家明辨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当时有人提议延安几个学校开展辩论：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另一方代表共产党立场反驳国民党，辩论地点就放在中央党校礼堂。

因为马列学院阅览室订了不少国统区的报刊，学生们可以随便看，故准备相对充分。辩论的结果是，“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一方因准备不充分，反而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了”。

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风趣地说：我去驳一驳，看能不能驳倒。随后，他讲解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有力驳斥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这是一部必读教材，学员必须“学到底”，且要“不偷、不装、不吹”，认真阅读。

在学习过程中，延安学校提倡同志式辩论学习法。比如，对孟什维克的观点和主张进行辩论交流，对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大家就各持己见、积极辩论。

「“让他在这太阳下锄一天地”」

在保卫延安的过程中，延安大学开展战时教育，“头两课就是熬火硝和坚壁清野”。

据学员回忆，大家在化学课本里学过硝酸钾、硝酸钠，也知道含盐的成分，有皮硝，有火硝。等到熬出来的时候，却发现是硝盐，而不是火硝。搞了几天，还是如此，大家未免有些着急。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才发现硝不能一下子熬干。当熬成浓汁时，要把上面的一层盐汁舀去，让底下的浓汁风干，才能造出火硝。

由此，学生深刻体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明白要用科学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通过艰苦奋斗的劳动过程。

这一时期，延大学生还不分昼夜，担的担，背的背，还有用大车，把粮食埋在40里外的山沟中。军事化训练不仅锻炼了青年的体力，更磨砺了革命意志。从此，大家认识到：“枪杆、锄头和笔杆在革命战争中是统一的，不可分开的。”

在大生产运动中，马列学院组织有劳动能力的学生上山开荒、耕种庄稼。为了解决烧炭问题，学员们经常在城南30里外砍柴。这是较强的体力劳动，但大家热情高涨。

一些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知识青年，亲身体会了劳动群众的艰苦生活，提高了革命觉悟。一名学员说：“今后如有人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就让他在这太阳下锄一天的地来烤一烤。”

「加强革命观、劳动观和群众观」

在办学过程中，鲁艺曾走过一段弯路，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

曾在鲁艺求学的马可回忆，当时我们在礼堂里演出、观摩技巧，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老乡就在外面敲门打窗，说我们是“关门提高”，还编了个歌谣讽刺道：“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指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鲁艺积极转变办学方向，广泛组织学生下乡调研，向劳苦大众取经。比如，以劳动英雄父女马丕恩、马杏儿的故事为蓝本，借鉴和吸收旧秧歌形式，创作了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文艺工作者为群众演出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新华社发

毛泽东说：“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老师，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与此同时，边区教育厅还对小学教育教材内容不断编订。每一次编订，都把思想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注重加强革命观、劳动观和群众观教育。

1945年夏季，边区教育厅编审室重新编写小学教材，相对减少了宣传动员内容，增加了生产知识和养成劳动习惯的内容。

《国语》第一册里有这样一课：“我的手会扫地，爸爸的手会种地，姐姐的手会洗衣，妈妈的手会缝衣。” 这一课用韵语形式写出，便于读写，也讲出了劳动的价值。

为了把陕北农民“从文盲中解放出来”，边区教育厅还特意编写《日用杂字》《抗日三字经》等。后来，《日用杂字》再版，加入了插图，更名为《（绘图）老百姓日用杂字》，包括植树、建房、妇女接生等内容。这套以“杂字” 形式编纂的教材，四字成一句，在轰轰烈烈的“冬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强成文）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项建英

题图：延安鲁迅文艺学院合唱队的资料照片

来源：作者：强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