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全过程（人物奸邪小人还是千古一相）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即位之初，国家内忧外患，内有积贫积弱之困境，外有北方强敌虎视眈眈。

这一年的神宗赵顼，十九岁，尚且不满弱冠之年，但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却坦露无疑；他想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亦不甘心偏安沉迷于江南的纸醉金迷之中。

而与他共谋大计之人，神宗心里早已有了人选，非王安石不可。

而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在地方上为官二十余年，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早早就发现了国家的弊病，他在地方上不断的推行改革，试验新法，成效显著，早年上书建议新法推广全国，却无人回应。

以诸葛武侯为志的王安石时时刻刻都想的是富国强兵，他不敛财，甚至不换洗衣物，不纳小妾，吃、喝、玩、乐他一无所好，除了著书立说，静写诗文，便只剩下了忧国忧民。

后世抨击王安石之人众多，但极少以他的私德下手，至多说王安石为人邋遢。可为人邋遢又怎能说是缺点？只能说其不拘小节，却无半分有愧于私德。

果然，神宗即位不过数月，便将王安石召回京师担任翰林学士一职。

1068年，四月初四，王安石受召进京，君臣共两人共单独谈话三次。

神宗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答：“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

神宗问：“然则卿所设施以何先？”

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神宗以为然。（参见《宋史·王安石传》）

君有志臣亦有志，第三次谈话，随着王安石的一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1069年）次年二月初三，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位同副相。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宋史·神宗纪》）

二十四天后，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看着账面上“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八个字，一声令下，变法正式开始。

于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熙宁变法就这样在神宗的支持下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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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变法的具体措施与局限性

王安石任相后，主持制订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农田水利、矿税抽分等一系列新法，以求富国强兵。

今天我们具体讲青苗免疫市易三法。

青苗法:政府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食、种子，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等到夏秋两季有收成

政府从地主阶层贷款者手中夺利，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高利贷的盛行，还大大增多了政府的收入。

但是呢？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施政的过程之中却逐渐演变成了对农民的强制借贷，本来不需要借债，但政府强迫你借，遇到灾年难免还不起，又导致一部分农民破产。“青苗法”推行时, 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取息2分, “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 许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 甚至更多。本来这就是得罪官僚地主而有利于农民的事，却因为利息颇高与强制借债而演变成了地主反对，农民也同样反对的政策。

这就是政策执行出问题的一个例子，同样的是其他新法推行时都存在这种问题，本来政策分出发点是好的，却因为执行上的偏差而导致适得其反。

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免役法同样极大的增多了政府收入，同样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但是呢，这部分免役钱对劳动人民非常高昂不说，还造成了大量的官员中饱私囊的问题，又加上所有本来免除服役的士大夫阶层也要缴纳免役钱，又触及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可市易法演变到后来，控制物价的功能不但没起到，反而造成了官方工商业对民间工商业的压迫，导致了民间工商业的大量衰亡。

以举例的三法可见，新法实施主要有三个问题

• 过于理想化，而忽略了执行上具体实施的过程的变数，导致适得其反。
• 改革最本质的便是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而触及利益阶层切身利益的时候，人就不可避免的成了容易维护利益的产物，王安石变法损失了利益既得者的利益，却对利益缺失者未带来实惠，就导致了上层士大夫地主阶层与下层农民工商业者的共同反对。
• 新法实施过程中的用人不当，还忽略了客观的发展规律，变法过于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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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极力反对

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增加政府税收的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其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到什么程度呢？充裕到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的水平。

但是，新法实施的过程中免不了各种弊端。而这些弊端，则成了旧党攻击王安石的重要依旧。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人才济济，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都属于保守派，这这些人，在朝堂之上不断给予宋神宗压力。

王安石改革认为祖宗之法非变不可，而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除了守儒家保守思想的影响之外。加上王安石变法本就触及了大量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这就促使了司马光等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北宋初始便赋予的特权而与王安石产生的分歧。

加上王安石为了变法的顺利推行对保守派的贬谪，而造成对旧党对王安石一言堂的攻击。然而，在王安石下台，司马光当政之后，抨击王安石不善于容纳白家之言的他，对新党清算之时，成了真真正正的一言独夫，苏轼甚至评价司马光是一个知行不一的人。

甚至说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反对，甚至达到了意气之争的地步，以阿云案为例。

阿云十五岁，正是如花的少女，受到家中逼迫，而嫁给了一个大龄光棍，最后在与丈夫的争执下捅了丈夫几刀。。史书载：“十余创，不能杀”，只是“断其一指”，并未造成实质伤亡，随后阿云被捕，被抓之后，立即主动承认罪行。《宋史·刑法志》

这件案子，在政治家的争论之中，闹到了皇帝面前，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各执一词，互相争论。

王安石认为判刑是理所应当，但罪不至死，司马光认为自古纲常如此，必须杀之，神宗仁厚，最后听取了王安石的意见。

王安石不支持死罪，认为“熙宁元年七月起，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司马光支持刑部，理由是《宋刑统》：杀人时，“于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即阿云本来就不能自首。

但是，这件事情却远远不曾结束，在司马光当政以后，哲宗时期，司马光上位的第一件工作竟然是重审17年的阿云案子，阿云以谋杀亲夫之罪被斩首。

当然，新党奸妄小人也不在少数，但王安石私德，着实无攻击之处。但阿云一案也是司马相公心中公理所为，着实不能抨击。

司马光还倡导尽数归还神宗时期收复的西夏领土，理由是西夏反攻，将会造成巨大军费的开支。

旧党的反对一直在持续着，而新法的弊病也真真切切的存在，神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本就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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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图与变法失败的必然性

终于，导火索爆发了，王安石败在了一张图上，这张图叫作《流民图》。

熙宁七年，宫门守卫郑侠将《流民图》与《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一同混在了上报神宗的加急文件之中，得以被神宗所见。

神宗看过此图，心神不安，寝食难安。

天不降雨，赤地千里，天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路尽饿殍。

郑侠不忍，于是冒死上书。

他说:“我在京城的宫门，天子的脚下，尚是如此景象，那更远的地方，又该是何等惨状”？郑侠认为是新法压榨，才会造成此等惨状。

郑侠有错吗?

没错。

郑侠诬陷新法了吗?

同样没有。

王安石倡导“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可实施过程中到了最后还是与民争利，保甲法影响了农业生产是事实，免疫法给农民添上了沉重负担也是事实，青苗法强制农民借债加息也是事实。

王安石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大宋财政问题，可政策的具体实施却产生了差错，任由王安石再怎么眼光超前，也还是敌不过那句放眼当下，走的太快，想法太过超前，也是一种不幸。

事实上，司马光的政见才是当时的主流，新法的失败也说明了事实。

郑侠错了吗?当然没错

可王安石错了吗?同样没错。

大宋面临的，不仅仅是内部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还有北方崛起的游牧民族契丹、金和西夏的虎视眈眈，随时南下。

王安石的初衷是何？富国强兵，目的也确实达到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谁也没错。

而王安石变法失去了神宗支持，又没有得到底层民众支持，失败也就有了必然性。

王安石虽二次拜相，但最终还是离了朝堂。

半生辛劳，终究是只留了句荼毒天下的评价，甚至认为靖康之难因他而起，可他王安石，何时在乎过他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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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千年久。

更谁能，推心置腹，呼朋唤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不信蝇营狗苟。

是与非，惟天知否。

问道人心何所见，却原来，只是跟风走。

真心话，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想当年，神州陆沉，举国悲愁。

只取临川成一梦，怎奈杯中残酒。

看群贤，争说肥瘦。

毕竟文章惊海内，且由他，覆雨翻云手。

知己在，何所有。（梁启超《王荆公》）

研究、评议王安石的文章、论文、著作自古而今历来颇多，而这些研究评价又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任凭后人评价如洪水滔天，他在乎的，只是未曾完成的抱负与废除的新法。相较于岳武穆侯莫须有的枉死，“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不甘，王安石一手缔造的新法尽废，后来的郁郁而终同样令人扼腕叹息。

他也曾是恃才傲物、只念诗书不念愁的少年啊，立志变法之时，几乎是和全世界在作对。一生为之奋斗的变法，一生努力的政治作为，死后却连谥号都不被承认。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这样写道:“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尽志便无悔，半生缔造新法，终归毁于一旦，但若是用尽全部努力，便不必悔恨。

尽半生之力，以吾之志，不负于己无愧于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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