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孩的问题（向农村孩子们讲）

在浙江缙云上课的时候，董东和学生们相处气氛融洽。在讲完如何保护自己之后，董东顺带问了同学一个问题：那么下课之后，你们愿意跟我回家吗？在场的所有孩子都没能意识到这是个陷阱，马上回答：我们愿意跟老师回家！在场旁听的领队汪伊听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咯噔”了一下。

志愿者指导孩子们用背书包的方式体验怀孕。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侯庆香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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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陶奕辰来到了北京蒲公英中学做志愿者，25岁的她已经习惯和陌生孩子一起度过夏天。在过去六年里，她和团队去过浙江、甘肃、山东等地，为小学生讲授性教育课程。

去支教前，有大学生志愿者没见过会跑的猪，也有人没观察过长在藤蔓上的葡萄。但为了讲课，他们中有人顶着酷暑，晕倒在讲台上；有人把桌子拼在一起当床睡。

六年前，读大二的陶奕辰决定发起性教育公益项目，第二年开始筹备支教团队，在来自34所大学的上百份申请里招募26名志愿者。像在新的土地播下种子，他们拥抱着未知。没有合适的教材，只能从零开始编写；没有资金，就自掏腰包。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每年为期两周的课程，该如何设计才能带来改变。

但这是一次必要的尝试。近几年来，大众逐渐认可了“性教育”的必要性，但对如何实践性教育所知寥寥。尤其在农村地区，性教育尚未正式进入大部分学校的课堂。这群年轻人希望，能够为那些对“性”一无所知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性”是什么

2019年夏天，在浙江丽水市一间小学阶梯教室里，陶奕辰带领的公益项目“守护神”（Patronus Group）正在给小学生们讲解青春期发育知识。听到“月经”两个字，台下有三个女孩一起做出干呕的动作。坐在最后一排的陶奕辰注意到了她们。她观察了一会，无法判断这些孩子是真的想吐，还是做个动作。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相对激烈的，表达不适感的信号。

正巧，介绍完月经的原理之后，老师宣布下课。陶奕辰和领队汪伊坐到三个女孩旁边，安抚了一会。看到女孩们情绪平静了，陶奕辰问：你们现在是什么感受？为什么会觉得想吐呢？有个女孩说，我一想到身体里有这个器官，就特别恶心。陶奕辰解释，可能是因为她们第一次听到女生在生理期要流血这件事，觉得很陌生。

另一个女孩说，其实自己听奶奶说过什么是月经，奶奶强调月经不能随便告诉别人。陶奕辰没有再多讲什么，她希望孩子们能在课程结束之后，解除掉这些不适感。

这是陶奕辰支教的第三年。此前，她带着二十几个大学生志愿者到浙江、山东等多地农村给小学生开设性教育课程。向孩子们讲月经，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进入青春期前对生理知识有熟悉感，减少他们可能的恐惧。此外，在传统观念中，月经被认为是不体面之物，除了生理上的陌生感，孩子们可能还会面临“月经羞耻”。

陶奕辰认为，孩子们不仅要了解生理知识，也需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比如：月经没什么可羞耻的。这也是陶奕辰的教学目标。她参考过在荷兰流行的“全面性教育”教育理念。荷兰小学入学年龄为4岁，性教育也从这一年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兰学生会在课堂上讨论性别刻板印象、性取向和避孕措施。这带给她一种启示：性教育不仅要讲生理知识、自我保护，还要讲人对自我、对他人最大程度的尊重。然而，尽管陶奕辰和其他志愿者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实际教学中，孩子们常常并不“买账”。

2020年夏天，在山东临沂市一间乡村阅读室里，志愿者余晏问出了一个让全场尴尬的问题：“在你们的理解中，‘性’是什么？”

这是读数学系的余晏第一次到农村讲课。村里建起的小型图书馆，已经成为当地小学生频繁“光顾”之地。孩子们喜欢在这里翻阅架子上的书，有一本讲天文学的立体书，能看出已经被看过很多次。余晏能感受到，这些孩子很渴望知识。

即便如此，面对余晏的提问，孩子们还是不说话。余晏马上意识到，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听到有人把“性”这个字单独提出来讲，觉得陌生。

余晏换了语气，温柔亲切地问：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性别吗？有几个孩子马上回答：就是男生和女生。他追问：除了男生和女生之外，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内容？不用害怕答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人回答问题，气氛又一次僵了。余晏这才想到，可能孩子们在性教育领域，唯一了解的就是男生和女生。他们没有接收过相关知识，也没人跟他们主动讨论过。

他马上决定，不再引导学生发散，而是把课程退回到更浅层、更生活化的内容。他想到到一句搞笑的话：“那么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是充话费送的吗？”台下荡开了笑声，气氛总算回到轻松。

听课的孩子们都在6岁到12岁之间，年龄小、易走神，余晏和同事常常琢磨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课程一共有四个板块：“性与性教育”“青春期发育”“我从哪里来”与“防范性侵和自我保护”。每一节课里都穿插了问答、小游戏甚至绘画环节。

在“我从哪里来”板块，志愿者董东在PPT里展示了“小黑向前冲”绘本，用小蝌蚪赛跑比喻受精的阶段。讲到怀孕，负责主讲的另一位志愿者马优拿出几个鼓鼓的书包，请孩子们上台。根据马优的引导，孩子们把书包背在胸前，绕着阅览室走了几圈。

她一边随着孩子们向前走，一边询问：“你感觉身体现在有什么变化？”，随后又追问：“那你们觉得，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感受？”看到孩子们已经代入了妈妈的角色，她接着启发：“那么，在妈妈怀孕期间，你和爸爸分别可以为妈妈做哪些事情？”

有些家长告诉马优，自己的孩子下课回家后询问母亲：你在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还有孩子会直接表达对母亲的心疼。

陶奕辰在蒲公英中学给学生们上课。受访者供图

观察者的忧虑

在图书馆的那一课，属于性教育课程的第一课时“性与性教育”，这也是余晏第一次面对学生。他发现，孩子们几乎没有受到过性教育，在认知上还是一张白纸。

到底能在这张白纸上绘出哪些内容？志愿者董东也不确定。在浙江缙云上课的时候，董东和学生们相处气氛融洽。在讲完如何保护自己之后，董东顺带问了同学一个问题：那么下课之后，你们愿意跟我回家吗？在场的所有孩子都没能意识到这是个陷阱，马上回答：我们愿意跟老师回家！在场旁听的领队汪伊听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们意识到，孩子们天性单纯，容易相信人，相关知识需要不断普及。但每年的上课时间只有两周。董东不无遗憾地说：“每年用两周支教，剩下的时间孩子们负责忘记。”他认为想要根本性的改变，更多依赖于他们成长的环境。

在这里，陶奕辰设想过自己能否深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她想过，孩子们也许会找自己私下交流，甚至向自己求助关于遭受性骚扰或者性侵害的问题，甚至提前带着志愿者演练过完整的援助程序。或许是因为在村里停留的时间太短，在村庄里，还没有孩子或者大人找她交流过这些问题。

在村里，支教团队始终难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们更像是观察者。很多志愿者发现，孩子们总在不经意间蹦出几个让他们惊讶的句子，里面包含着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

在山东授课时，讲到职业选择时，有个男生举手说，他认为男生比女生更加聪明。读数学系的余晏没有否定他，只是问：你觉得男女生有什么不同？他说身边的男孩子都比较聪明。余晏引导他说，男生和女生在大脑的构造上没有不同，这是否代表着和聪明相关的部分，男生和女生之间是没有差异的？

董东去过甘肃、浙江、山东三个省份参加性教育支教活动。他记得，2017年，他到甘肃省兰州市羊寨村支教，村子里没有自来水，他要趁着冰山融水流下来的时候去打水囤着用。在课堂上，他提问，“女生可不可以当警察？可不可以当工人？”，学生们齐声回答：“不可以。”

陶奕辰想过孩子们的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在空闲时间，她总能发现有孩子打开手机，埋着头刷起短视频平台，有时会刷到少儿不宜的内容。同时，大人们在日常闲聊中也传递出一些常见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某个村庄，她听到一个孩子说，女生到了高中就学不过男生，因为女生不如男生聪明，这是学校老师讲的。

但这里的孩子同样渴望新鲜的知识。在课后答疑时间，有学生举手问陶奕辰问题。他们对于性的好奇心超出了陶奕辰的想象。她印象最深的是，有男孩问为什么会遗精，有人问是否男女亲嘴后会导致女方怀孕。

陶奕辰感觉到，这些孩子正处在向外求知的阶段，但获取性教育知识的渠道只有两个——互联网和周围大人的闲聊。这些年，互联网让孩子们接触到了不少与性有关的新鲜名词。但同时，他们并不了解这些词语的内涵以及背后包含的刻板印象，一知半解。她决定趁这个机会正向引导他们。

自我保护课上，孩子们在自画像上涂出自己认为不能被触碰的地方。受访者供图

成为守护者

陶奕辰对性教育的关注是从2009年的一起校园强奸案开始的。那所中学位于浙江省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乡镇。

陶奕辰彼时正在浙江一所中学就读。在她的记忆里，为了杜绝恶性案件再次发生、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学校启动了性教育项目。她记得，当时学校给学生发了一本青春期读物，要求老师监督学生阅读、上交读后感，陶奕辰甚至参加了读后感竞赛。在如何预防性侵之外，她还学到了一整本关于性教育的知识，涉及性别观念、青春期生理知识等。

这桩案件，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性教育在陶奕辰的记忆中不断闪现。她感觉，2009年的事件像一粒种子，让她萌生给农村地区的孩子讲授性教育课程的愿望。这样的愿望，陶奕辰也在其他志愿的申请书上看到过多次。2017年初，她第一次发出志愿者招募公告，到今年一共收到约四百份申请书。申请者绝大多数都是在读大学生，有人看到性侵相关的恶性案件被触动，想要帮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有人在农村长大，从未接触过相关知识，因此认为农村性教育是紧缺的，想要“回馈乡村”，像是出于人类互助的本能，大家萌生了去支教的念头。

1999年出生的汪伊加入时正在读大一。她在上海长大——中国的一线城市，但她同样没能接受过系统的性教育。她反思自己小学时接受过的性教育，几乎一片空白。她记得，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是在小学四年级。体育课上，一个女同学突然问她：知道怎么怀孕吗？她给出了“两个人亲亲”的答案。对方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一个错误答案：怀孕需要男生和女生尿尿的地方接触。

24岁的余晏同样在上海长大，他记得到了初中，班里开始有男生偷偷看色情视频，浏览色情网站，他也看过几眼。但他隐约觉得，这些视频里男性常常在强迫女性，而强迫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对的。余晏认为这种性知识的启蒙是糟糕的。

陶奕辰意识到，充分的性教育能够给人带来深远的影响。她今年25岁，在成长过程中也遭遇过多次性骚扰：“去年我在路上被陌生人从后面抱住，我后来报警了，抓到了那个人。”

她设想过，如果自己不了解性教育相关知识。那么是否她也会像大多数女孩一样，在遭受伤害以后反复感受到恐惧、无助？会不会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类似事件的恶劣性质，而选择沉默？会不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身材丰满是有罪的，用苛刻的眼光看待自己？答案是肯定的。她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自己可能没有勇气直面这些经历。

这份经历让陶奕辰感觉到给农村地区孩子做性教育的意义。她给项目取名为‘Patronus Group’，‘Patronus’ 在拉丁语中有守护神的意思。陶奕辰认为，在性教育方面，孩子们需要成年人的耐心守护。她想成为一位守护者。

理想的性教育模式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性教育课题组做了一项关于性教育课程的研究。研究考察了全面性教育视角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与教材当中涉及到的性教育内容。结果发现，全面性教育内容在19项课程标准中有侧重地出现。比如，直接关联度最高的课程标准是《体育与健康》《生物学》《初中科学》，涉及“艾滋病”“青春期”“生殖”等教学内容。而这些课程标准中也缺失了一些知识点，如性别平等、性别刻板印象，许可、隐私及身体完整性，性行为与性反应等。

这一年，性教育已经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随后，性教育被写入了教育部发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这意味着，性教育被要求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之中。

但在教学层面，性教育尚在落地的路上。不仅是教学内容，在现有的学校课程设置中，性教育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山东省某农村联校担任主任的张老师称：“（学校里）健康教育的课本会发，但是考试又不考，更没有老师会教。”他直言，他所在的村镇里，人们“谈性色变”。

他的观点是，在小学阶段，理想的性教育就是告诉孩子们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让他们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就够了。他没有把儿童性教育的公益团体进学校支教纳入考量，担心会给学校带来未知的风险和额外的不安定因素。

或许是由于共识的缺乏，在实践领域，性教育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这一点，陶奕辰在读大学那年也发现了。那是2014年，陶奕辰在网上搜索性教育相关信息，想要找到一个专门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全面性教育的公益项目，报名参加支教。但她没有找到。

她决定自己创办一个性教育公益项目，到农村给孩子们上课。她能感觉到，这是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最开始，在2016年，陶奕辰通过曾经参加过的公益组织联系上了一所乡村小学，询问能否前去支教，对方看完陶奕辰准备使用的教材，觉得内容尺度过大，直接拒绝。

2017年，她招了第一批志愿者，所有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找到一本更简单的、能被接纳的教材。他们看过很多绘本。当时，市面上大部分绘本都从国外进口，书很薄，一本书只讲一个主题，不适合用来讲课。最后，他们试着自己编写名为《童年守护神》的教学材料，一共51页，支教的所有内容被压缩为四个章节。他们还在书中穿插了游戏指令，让教学过程更有趣味与实操性。

志愿者团队自行设计制作的游戏书《童年守护神》。受访者供图

绘本囊括了性教育的基本常识。陶奕辰设想，这一份教学资料是否有可能被哪家出版社看中能够出售，但又担心一旦有了售价，就意味着有了阅读门槛，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购买，都有可能会思考，这笔钱是不是可以被用在其他地方呢？那么接受性教育的壁垒就增加了，这与她的初衷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六年来，每年几千元的支教开支都由陶奕辰和汪伊承担。陶奕辰从事广告行业的哥哥包下了制作证书、锦旗和教材的工作，没向陶奕辰要钱。陶奕辰自己印了几十本教学资料，在扉页上写上寄语，给参与制作的每位志愿者都寄了一本。

靠着自己的绘本和新的团队配置，2017年，陶奕辰决定在浙江省丽水市开始自己的教育初尝试。她准备了一份介绍材料，为了增强说服力，还把北大本硕的闺密也拉入了团队。准备完资料，陶奕辰拿着材料跑去县政府，进门以后不知道该往哪走。家人提醒她说要不要去问一下团委，她鼓起勇气走到了团委书记办公室，有赖于对方的理解，幸运地得到一次机会。

但团队里所有人都清楚自己做得远远不够。他们设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取得学校校长的信任与支持，能有机会学校老师提供培训服务，或者走进校园给孩子上课。

领队汪伊在支教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最理想的性教育模式。她的答案是“由上而下”——由学校负责，给予学生们一套系统的性教育课程，也给老师提供专业的培训。她还设想过，由于全国不少地区开始实行“课后延时服务”，学生放学后可在学校停留参加活动或者辅导。是否能够在这两小时“排上性教育的课程”？

答案在不断更新，团队也在不断地寻找更好地介入农村性教育的方式，不断地质疑自己、调整自己。陶奕辰和团队把支教坚持了下去，做了六年。在此期间，他们也听到了零星的回声。让陶奕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孩子们的本地带队老师。起初，他只站在旁边默默地听，后来他突然变成了“助教”，站在一旁监督孩子们上课的状态，还会在课间强调课程十分重要，简单地给孩子们答疑。

课程临近结束时，这位老师告诉陶奕辰：“如果没有你们，孩子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听到这样子的课。”

这让陶奕辰看到了此行的意义。她想到自己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一篇文章里读到的一句话：“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这朵云还要继续飘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余晏、董东、汪伊、马优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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