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禁忌 屋里有女就是安

前不久，“认出一个甲骨文字奖10万元”的消息又在媒体上流传。事实上，这一政策2016年就发布了，但是只有一个人获奖——2018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为首的专家委员会认可，复旦大学蒋玉斌老师凭借对甲骨文“蠢”字的释读获奖。2019年底，记者采访过宋镇豪先生，他认为：“甲骨文单字约有4000多个，其中约1400个容易识读的字大都已经突破了，剩下的多是难度大的。那些不认识的字，有的已经失落死亡，没有今天相对应的汉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甲骨文研究的其他方面。”

的确，近几十年来，地下埋藏的各类古汉字资料喷涌而出，其数量已远超前两千年所得的总和。由此，新一代学人对于汉字体系、汉字个体的认识多已发生巨变。《汉字再发现：从旧识到新知》一书，正是对以往古文字常识“纠偏”的一本通识读本，作者葛亮是古文字专业的青年学者，在该书前言中，他坦诚地表示，古汉字研究最大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它既是有答案的学问，又是常常“打脸”的学问；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常识”很快就会被新知取代；因此他期待自己的书“速朽”。

《汉字再发现：从旧识到新知》 葛亮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不过在记者看来，这本书确实有新意，论证也扎实，其善于联系出土文物和传世资料的方法令人赞叹，既然还没有“朽”，就值得推介一番。

屋里有女并不就是“安”

说到汉字的文化内涵，“安”字常被举例。“宀”也称“宝盖头”，代表有顶的房屋，比如“宫”“室”“宅”“寓”“宿”“寝”等等，都与房屋有关。“宀”里有个“女”，屋里住着女人表示生活“安定”或让人“安心”，看上去很顺理成章，不是吗？

问题在于，在时代较早、相对原始的字形中，“安”字里头并不是单纯的“女”。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从地下出土的、原汁原味的秦文字。其中的“安”字，不论篆书还是隶书，在“女”的旁边，总要多出那么一画（图1、图2）。

这种现象到汉代还大量存在，大约东汉以后，“宀 女”形的“安”字才逐渐成为主流。但在比较正式的使用场合，比如印章上、度量衡器上，篆书“安”的內部有时仍写作“女”加一画。

由秦文字上溯，在已知的各种战国、春秋、西周文字里，“安”几乎都有这一画。作者判断：这“多出”的一画肯定有它的道理，绝不会是随便的一笔。

作者继续上溯，在字形更加原始的商代甲骨文中，进一步发现：所谓多出的一画，原本都处于“女”形的臀部和脚跟之间。而在发表不久的山东济南大辛庄甲骨文和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中，甚至还有两个没有“宀”的“安”字（图3、图4）。一女、一男分别跪坐，臀部和脚跟之间都有一短画。

材料就到此为止了，作者思考的空间由此展开：这可以和上古时代的一种坐姿——“安坐”联系起来。隋唐以前，中国人“席地而坐”。当时所谓的“坐”，一般是两膝着地、双足在后。如果臀部落在脚跟上，就叫“安坐”，坐得比较安稳、松弛（图5）；如果臀部不落在脚跟上，腰板伸直，则叫“危坐”（成语有“正襟危坐”）。

原来，“安”与女人无关，而是从坐姿而来，以这种比较平稳的坐姿，来表示安稳、平安的意思。在人的臀部和脚跟之间增加一短画，可能是要强调这两个部位有接触，也可能表示可以在此放一个垫子一类的支撑物，使“坐得安稳”的意思更明确。

可以说这一画，正是作者“推理断案”的关键所在。那有没有更加扎实的证据呢？

有。汉代出土文物中，有一种名叫“支踵”的漆座具（图6），可在安坐时置于两脚与臀部之间，作为身体的支撑。

看到“支踵”实物照片的时候，记者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再怎么“安坐”，膝盖都是会痛的呀，有了“支踵”这种东西，就相当于塞进去一个小板凳，可以转移一部分力量，是很巧妙、很“偷懒”的发明，确实“安”了不少，原来古人和今人的人性真是相通的。

屋里有女就是“安”的传说就这样被解构了。《汉字再发现》解构的类似传说还有不少，比如屋里有猪就是“家”，以及“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爱中有心”“羊大为美”“女子为好”等等。

如何看待这种解构？一方面，古文字学是科学，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另一方面，那些传说，或美好有趣，或“有内涵”，是长期流传过程中人们心理意识的投射，这个过程也是真实存在的，可以作为心灵史、认识史的素材。

“呜呼”其实是“啊哈”

读古书，经常会遇到“呜呼”二字，古人有什么感慨，就会喊这么一声。它的写法多变，有“乌虖”“乌乎”“乌呼”“乌嘑”等等，其中最早的写法是“乌虖”，见于西周金文。

发出一声感慨，这是古人今人未来人都会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古人会这么奇怪地用“wū hū”的音呢？难道古人天然就文雅些？

其实不是的。《汉字再发现》写道：在上古时代，所谓“乌乎”大约就念ɑ hɑ，相当于现在的“啊、哈”。

《汉字再发现》特别举出一个有趣的证据：在《汉书》和《后汉书》的《西域传》中，都记载了一个“乌弋山离”国；在甘肃敦煌出土的汉简中，也提到“乌弋山离使者”。所谓“乌弋山离”，就是汉代人对Alexandria的翻译（今译“亚历山大”，这个Alexandria并非亚历山大帝国，而是一个希腊化的地名，在今阿富汗境内）。用“乌”翻译ɑ，说明直到汉代“乌”字仍然读ɑ。

“乌”字为什么读ɑ？这就涉及“乌”的字源。《汉字再发现》告诉我们：“乌”的本义应该是乌鸦，这一点，古今都没有异议。已知明确的“乌”字最早见于西周早期，它和“鸟”的最大区别，在于“乌”一律仰首张口，“鸟”则闭口向前。

学界有一种看法，从“乌”字仰头朝天的形体出发，认为它的造字本义可能和乌鸦幼鸟被哺育的姿势有关。《说文解字》对“乌”的解释是“孝鸟也”；此外还有“乌鸦反哺”的传说；这都证明乌鸦喂食的姿势给古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乌鸦幼鸟被哺育时的姿势，正是仰头朝天、张大口，发出ɑ——ɑ——ɑ——的叫声。

《汉字再发现》认为，尽管很多种类的幼鸟都有这样的姿态，但结合反哺传说来看，古人很可能特地把仰首张口的字形给了“乌”，以记录他们对乌鸦的印象。

商朝并非只有甲骨文

在介绍了两个有趣的《汉字再发现》个案之后，应该回过头来，介绍这本书在基本概念上的创新。

作者铁口直断——在文字发明以后，纸张普及之前，对于把字写在哪儿，各大古典文明的先民作出了类似的选择：少数纪念性的文字，留在坚硬牢固的材质上，使它长久保存；大量的日常书写，则尽量就地取材，使用轻便易得的载体，比如苏美尔人选择软泥板、古埃及人选择纸莎草、古印度人选择贝叶等等。上古时代的中国人也是如此，多以竹木制成简牍，用毛笔蘸墨进行书写，古汉字的主要载体是简牍而非甲骨。

作者写道：“如果我们展开中国历史纪年，按时间先后给汉字的主要载体排个队，其实只能排出三个阶段：东晋之前以简牍为主，东晋至今以纸张为主，从今而后可能是数字载体为主。”那么，是否存在以甲骨、青铜器、陶器等硬质材料为主要文字载体，以铭刻为主要书写方式的时代呢？不存在。

作者举例：商代文字“书（書）”和“画（畫）”，都包含了“聿”，“聿”字包含了代表右手和毛笔的两个构件，可见造字之时，人们已经使用毛笔很久了。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壶上有用毛笔蘸朱砂书写的符号；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一块商代陶片上，有墨书“祀”字，其用笔已非常流畅，横画用侧锋、竖画用中锋，推测书写者很可能是用“三指法”执毛笔的，类似我们今天拿硬笔的姿势。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不同载体上的文字大多长期并存，往往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我们熟知的一些说法，比如“商代主要用甲骨文、西周主要用金文”“汉字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汉字起初以刻为主，后来改用毛笔书写”等等；或者“简牍脱胎于甲骨”“我国书写的历史有甲骨→简牍→纸张三个主要阶段”，恐怕都是把兄弟当成了父子。

此说就像是“捅破窗户纸”，确实令人豁然开朗：是啊，古人写信写文书，怎么会大费周章凿乌龟壳呢？只有特殊用途的书写才会选择甲骨、青铜器等不易腐朽的载体，这类载体被保存得好、发掘得多，如果因此就以为甲骨文、金文就是当时的文字主体，那其实是“幸存者偏差”。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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