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突厥和古代波斯（波斯-突厥文化对唐代绝句形成的影响）

绝句大盛于唐代，此前也有古绝，但意蕴与唐以后的绝句迥异。《声调四谱》云：“绝句之名唐以前即有之。徐东海撰《玉台新咏》别为一卷，实古诗之支派也。至唐而法律愈严;不惟与律体异，即与古体亦不同。或称截句，或称短句。世多谓分律诗之半即为绝句，非也。盖律由绝而增，非绝由律而减也。绝句云者：单句为句，句不能成诗;双句为联，联则生对;双联为韵，韵则生黏;句法平仄各不相重，无论律古，黏对联韵必四句而后备，故谓之绝。由此递增，虽至百韵可也;而断无可减之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四句是一首诗的最少句数。徐晋如《大学诗词教程》也赞同此说。

王力引孙楷第说，绝句最初只是乐府的一解。一篇乐府有若干解，现在只去一解，所以谓之绝句。此即古体绝句。而近体绝句，王力认为显然受到律诗影响，至少唐人会有“截取半首”的感觉。

以上说法，从文体角度，提出绝句的演变源流，即如何因律诗的产生而形成律绝。但都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绝句这一诗歌形式，何以至唐朝大受诗人青睐。

唐薛用弱的《集异记》中“旗亭赌酒”的故事今天广为人知。此事真实性且不管它，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的绝句广泛用于吟唱，可以说酒肆歌楼的消遣、公众的普及娱乐为绝句创作提供了广阔市场。这一文化娱乐活动的兴盛，与当时中亚、西域音乐的流行有密切关联。

唐燕乐用隋九部乐，其中西凉、天竺、龟兹、安国、疏勒、康国均来自中亚西域。大量乐工从西方来到中国，带来了他们音乐、歌舞，甚至宗教、文学。杨宪益在《译余偶拾》中曾考证《秦王破阵乐》即是由突厥传入的胡乐。甚至到明末蕲州民间上保存唐代的《西凉伎》乐舞。这足以说明，胡乐在唐代内地民间已经广泛传播，当时的士人对这种外来的文化显然也是趋之若鹜。唐以前北方一直处在北方民族的统治下，应该说，即便是北方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突厥文化)并不陌生，也不可能排斥。唐王朝的创建者不仅自身出于鲜卑血统，与突厥政权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早期创业过程中，甚至一度臣服突厥，借助外部势力以图自存和发展。杨宪益先生曾考证，为李世民歌功颂德的《秦王破阵乐》可能源自古罗马。从史籍看，唐代民间俗乐也有不少来自西部各民族的音乐，而非汉文化本有。那么，为演唱这些外来音乐而配的歌词，自然必须按照这些音乐的节律来填写。

许多人注意到，中国波斯也有一种形式与中国绝句极其类似的诗歌体裁，翻译作“鲁拜”或“柔巴依”。杨宪益认为：“鲁拜(Rubai)的原意是四行诗，在这四行中，第一行、第二行和第四行需要押韵，第三行不押韵，所以在形式上同我们唐代盛行的绝句是很象的。这种诗体在古代波斯又被称为“塔兰涅”(Taraneh)，意思正是 “断章”或“绝句 ”。两种诗体形式既然相似，名称又如此相同，说明两者之间很可能有某种联系。从时间和地域方面来看，如果说鲁拜体是从唐代绝句演变而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个假设也并未为我首创，一位意大利学者包沙尼(Alesandro Bausani)就曾经指出鲁拜体可能来自中亚的西突厥，而且他也认为可能与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见《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载《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25页。)

根据波斯文学专家穆宏燕的有关文章，伊朗人对他的鲁拜源于绝句说也坚决反对，甚至有些反感。我对“鲁拜体是从唐代绝句演变而来”的猜测不太认同，包沙尼的看法，我觉得更可靠一些，也就是说“鲁拜”与绝句有着共同的突厥文化的源头。

“鲁拜”或“柔巴依”语源自阿拉伯语“四行诗”，显然这个名称是波斯处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产生的。“塔兰涅”(Taraneh)纔是波斯语的名称。按张鸿年《波斯文学史》中的说法，“鲁拜是一种传统的波斯民歌体裁。”鲁拜的文学创作，一般认为是在鲁达基(858-941)是定型的。但是，作为民歌的鲁拜历史显然要比这个年代久远的多。那么，突厥文化是鲁拜与绝句的共同源头完全是有可能。翻检一下《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就发现在一些明显来自西域的曲名下所配的诗均为七言绝句。这些曲子基本上都是随着中亚西域乐工的来华，流入中国内地。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歌词逆推其原始的音乐形式，不能不怀疑，正是这种外来文化的输入构成绝句(特别是七绝)这种诗体在唐代大兴的重要因素。

鲁拜这一诗体在波斯语和突厥语文学中广泛存在，并且有着非常悠久的创作历史。从鲁达基(858-941)、莪默(1048-1122)、萨迪、哈菲兹一直延续到中国境内突厥语诸民族如维吾尔诗人纳瓦依(1441-1501)、当代作家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等。

鲁拜诗的每句重音和音节都有严格规定，据张晖《柔巴依集》介绍每句十一个音节，五个重音。波斯语构词为多音节，而中古汉语是单音节，因此，配十一个音节的音乐，如果仅根据五个重音，配五个汉字，那么每个字音长可能太长，配七个字则与音乐更谐和些。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七绝创作在唐代特别丰富的原因所在。

波斯鲁拜传入中国非常早，福建福州市郊外一处穆斯林麻扎的一位波斯人的墓碑上，刻一首莪默的鲁拜：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巅，我已解决了宇宙间的一切疑难，如今，没有什么问题使我困惑，但是，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时为1306年(元大德十年)。这时候中国的绝句诗体早已定型，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鲁拜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鲁拜可能早在唐以前就已经随着音乐传入中国内地，从而引发了绝句创作如潮水般而来，尤其是七绝异峰突起。福州发现的这首鲁拜即菲兹杰拉德英译莪默绝句的第三十一首：Up from Earth's Centre through the Seventh Gate /I rose, and on theThrone of Saturn sate, /And many a Knot unravel'd by the Road; /But not theMaster-knot of Human Fate. 我译作：遐升帝阙七重门，安坐填星致极尊。中道漫漫频破惑，独余性命惑犹存。

1348年(元至正八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达杭州，在当地官员款待他的宴席上，一位本地歌手居然用波斯文演唱歌曲，歌词是萨迪的一首抒情诗：我对你一见钟情，心潮如波涛汹涌，/ 恭立祈祷，壁龛中时时浮现你的面影。

我们可以看到，波斯和突厥文化与中国内地深入广泛的交流从隋唐之前一直延续到元末，其中不少人最终华化成为中国回族的一部分而消失，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