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优秀的几部电影（4000万票房4亿人次观看）

哪位华语导演的处女作最惊艳，张艺谋绝对排得上号。

他首次执导的《红高粱》，不仅汇集了姜文、巩俐、顾长卫和莫言，还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这是第一部得到此奖的亚洲电影。

《红高粱》的故事是这样的。

九儿（巩俐饰演）的父亲为得到一匹骡子，把女儿嫁给了十八里坡烧酒坊的掌柜李大头，这个人已经五十多岁，还患有麻风病。

在送亲的路上，九儿和余占鳌（姜文饰演）这些轿夫们，路过青沙口的高粱地，遭遇拦路抢劫。

就在劫匪快要把九儿带到高粱地时，余占鳌一个飞扑上去，打倒了劫匪，让九儿免遭磨难，两人暗生情愫。

不久，李大头死了，伙计们不想干了，九儿劝住了他们，重新撑起了烧酒坊。

后来，余占鳌醉酒来闹，被九儿赶出家门，在酒缸里待了三天，到了第三天，九儿被秃三炮掳走，回来后披头散发。

余占鳌见此情形，以为秃三炮糟蹋了自己的女人，遂拿起杀牛刀威胁，得到并未碰过九儿的答复后，余占鳌又回到了酒坊。

这一次，他不仅向酒缸里撒尿，还泼了酒槽中的高粱，却意外酿出了好酒十八里红，也得到了九儿的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九儿和余占鳌有了孩子，日本人的铁蹄随之踏来。

他们残害了秃三炮和罗汉大叔，点燃了九儿心中复仇的火苗，饮完十八里红后，纷纷埋伏在青沙口的高粱地中。

随着日本卡车出现，爆炸声响起，九儿和伙计们接连倒下，只剩余占鳌和他的儿子，站在九儿的尸体前。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高粱》的故事并不具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看得有点昏昏欲睡，但电影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却远超大部分华语电影。

首先是色彩的运用。

张艺谋认为色彩是最能唤起人情感波动的视觉元素，能表达最真实、最直接的情感。

而红色是张艺谋电影的主色调，《红高粱》中随处可见彰显生命活力的红，如红高梁、红肚兜、红棉袄、红酒坊 、红辣椒等。

这些红象征的是生命与自由的活力，以及北方人率直、狂野的野性和刚正不阿的性格，也暗示最后血与火的斗争。

最为直接的是十八里坡的烧酒坊，张艺谋特意将白色的高粱酒做成了红色，而这个红色通过渐变色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暗色的红，代表的是九儿悲惨的命运。

父亲为了一匹骡子，将正值花季的九儿嫁给了五十多岁且患有麻风病的烧酒坊老板李大头。

从九儿踏入烧酒坊的那一刻，整个色调便阴暗下来，没有一丝活力，就算有红色相衬，依旧掩盖不住散发出来的冷。

第二阶段是正红的红，代表的是火红的日子。

九儿回娘家三天，烧酒坊发生了变故，李大头不知被谁杀死，伙计们都要离开，逃出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生性倔强的九儿留住了大家伙儿，与他们同吃同住，一起为不再受约束的美好生活努力。

随后余占鳌的出现，填补了九儿生活中缺少的男友力，再加上酿出的好酒十八里红，一群人共同勾勒出了一副艳阳下的幸福日子。

第三阶段是深色的红，代表的是仇恨。

日本人来了，他们踩倒了高粱，抓了抗日的土匪秃三炮和出走参加红军的罗汉大叔。

在众人面前，强迫卖牛肉的屠夫将二人剥皮，亲眼看到日本人的残忍和罗汉大叔惨死的九儿，意欲报仇。

她打开尘封了多年的十八里红，和伙计们一饮而尽后，在青沙口设下埋伏，待日本人的卡车路过，炸他们个昏天黑地。

只是爆炸声震天撼地，伙计们散落在炮灰上，九儿倒在日本人的机枪扫射之下，于血泊中，只剩下余占鳌和他们的儿子。

此时镜头转向太阳，画面由黑到血红，而后整个画面都成了红色，有怒火烧不尽，悲伤永不完的意思。

其次是对民俗的重视。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总有对中国传统民俗的展现，张艺谋也不例外。

在《红高粱》中，他用六分钟的篇幅，来突显北方婚嫁的习俗，以及颠轿这一婚闹，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

一静一动之间，唢呐声的变换，有张扬、有激荡，有不怀好意的试探，也有沉默不语的可怜。

最后是对传统伦理的关注，这是中国电影的重要思想层面。

《红高粱》中，张艺谋对这种原始欲望的展现是写意的，不带有一丝诱惑力却有着诗般的方式。

如余占鳌和九儿的第一次野合，九儿斜坐在骡子背上，路过青沙口那片野生高粱地，余占鳌从高粱林中冲出，将九儿倒抱在身。

随着与高粱叶的摩擦，沙沙的声音和余占鳌焦急的喘息声，以及火红的高粱，这些不同的色彩、构图、声音，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效果。

一阵你追我赶之后，九儿透过眼神向余占鳌转达出“同意”的想法。

余占鳌随即踩倒一圈高粱，九儿径直走过去，顺着阳光背身缓缓躺下，一袭红袄，在这时是绚丽愉悦的红。

余占鳌先是跪在九儿面前，以尊重之姿礼拜，后在一声声“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的粗旷歌声中，完成了高粱地中的温存。

这几分钟的伦理戏没有一点裸露，却有着中国人传统的含蓄和隐晦，有一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

《红高粱》的问世过程，可谓命途多舛。

为了筹备自己的首部导演作品，张艺谋像个永动机一样，一刻都不停歇，跑电影的每一个环节。

搭乘各类交通工具，顶着已被踩破的脚，到莫言工作的地方，和他商量《红高粱》的改编事宜。

没过多长时间，张艺谋便与莫言一拍即合，而且莫言还在张艺谋的邀请下，担任电影的编剧。

自己作为导演，摄影自然不能兼任，于是他找来了自己的同学顾长卫，向剧组介绍时说：“他是我们班摄影第一名。”

《红高粱》男主角的敲定很顺利，一开始就定下了姜文。

80年代的姜文，意气风发、阳刚有型，一副威猛大汉的形象，与张艺谋想象中的余占鳌特别贴合。

女主在多番纠结下，选择了中戏二年级的巩俐，为了符合当时农妇的形象，巩俐每天都练习挑水，待到开拍时，已与当地的农妇无异。

姜文也没有歇着，他经常在莫言家门前的河里洗澡，全身都湿透后，就上岸躺下来将自己晒得黢黑。

演员、剧本、摄影等问题都已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张艺谋，那就是电影的第三主角——野生红高粱。

那时的季节早过了高粱的种植期，没人会去操心杂粮，正在张艺谋百爪挠心的时候，时任西影厂厂的吴天明站了出来。

他冒着政治风险，私下找厂里的副业部门凑了四万块，以每亩200元的价格，请当地的农民种了200亩高粱。

这是一次难以预知结果的赌博，张艺谋不知道高粱能不能顺利成活，吴天明立下了“出问题我抗，先种上再说”的誓言。

现实的窘迫不止是高粱地，还有其他糟心的麻烦。

《红高粱》的总成本超过80万，但是中影只愿意掏70万购买，而选送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电影也是陈凯歌的《孩子王》。

一切不公似乎都落在了张艺谋的头上，前一年还是金鸡、百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三料影帝的张艺谋，现在能做就是渴求奇迹发生。

电影拍完后，张艺谋把拍电影穿烂的一双布鞋，埋在了黄土之下，发誓此部电影不成功，以后再不拍电影”。

这不是一时的激昂，而是他根本输不起。

若《红高粱》有所闪失，恩师吴天明前途难保，同学顾长卫工作会丢，编剧莫言也会继续在小房子苦熬。

至于还在上学的巩俐，以及凭借《芙蓉镇》获得百花影帝的姜文，他们都处于刚刚起步的年纪，经不起这一场失败。

一次赔上身价和未来的豪赌，他们赢了，也有了后来的国师、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来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后来的鬼才导演和后来的中国最出色的摄影大师。

这是张艺谋的一次意外，也是他的一次幸运。

陈凯歌退赛，电影局以《红高粱》为备选，然后一句夺魁，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两毛五的票价在某些大城市被炒到10元，也让《红高粱》最终获得了4000万的票房。

按照今天的换算方法，1987年的4000万，相当于观影人次超4亿，这是什么概念？

国内票房前三位，《战狼2》的观影人次是1.6亿，《哪吒之魔童降世》为1.39亿，《流浪地球》是1.05亿，三部电影加起来勉强与《红高粱》持平。

这份成就，恐怕真的是后无来者。

这是张艺谋的一次机会，也是他成为“国师” 的开始。

他曾说过：“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没有人能长一双慧眼，看到机会的来临。

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往往是准备之后你做了临时性的选择、不知深浅的决定，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

等你若干年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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