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晚年学术成就（臧克家与季羡林的）

臧克家1993年摄于赵堂子胡同寓所。

今年10月8日是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诞辰113周年纪念日。按照惯例，我满怀深情地在他的遗像前摆上盛开的鲜花。父亲人生中的许多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尤其难忘的，是被他自己称为“我情感世界中的大半边天”并且终生不渝的师友之情。

一张写有“生死之交”的信笺

在我收藏的父亲老友们赠送的纪念品中，一张写有“生死之交”的信笺尤其为我珍视。这是和父亲有着近60年深厚友情的季羡林叔叔，在2009年4月27日应邀为我题写的。这4个饱含深意的字，是他对这段难忘岁月的高度概括。

1946年，留德10年归国的羡林叔叔即将到北京大学任教，路过南京时，在老同学李长之那里认识了我的父亲。两位山东老乡气质相投，相见恨晚。父亲后来回忆道：“我们一见，彼此倾心。他在国外待了多年，但身上毫无洋气，衣着朴素，纯真质实，言谈举止，完全是山东人的气质和风度，我心里着实佩服。”数日后，他们又相聚于上海，羡林叔叔就住在我父亲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那间小小的日式宿舍中。这间本来只有一桌一椅的斗室，一下子被羡林叔叔随身携带的五六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填充得满满的。工作之余，父亲带叔叔去拜访了郑振铎、叶圣陶和郭沫若（可惜未遇）等学术界、文学界前辈。晚上，他们就热乎乎地挤在斗室中：“我俩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抵足而眠，小灯一盏，照着我们深夜长谈，秋宵凄冷，而心有余温。”羡林叔叔也清晰地记得，“我在上海停留期间，夜里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觉得其乐无穷。”“我平生第一次喝醉了酒，地方就在这里，时间是1946年的中秋节。”

臧克家赠季羡林诗句手迹。

父亲和羡林叔叔之间的情感和友谊，叔叔用“生死之交”4个字形容，真是一语中的。父亲在晚年曾写过一首诗：“老友老友，/心中老有，/意志契合，/如足如手。”他们之间的这种“如足如手”的“生死之交”，首先就是源于他们的“意志契合”，心灵相通。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旧中国和战乱忧患中走向光明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有着共同的爱国爱民和为国为民的博大胸襟。“文革”后期，已经67岁的父亲尚在湖北干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在1972年8月1日与羡林叔叔重新联系上的第一封信里，坚定地表示：“我坚决相信，我们还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点滴贡献。”羡林叔叔在首封回信中，也这样写道：“我决不能白吃人民的小米，总希望能竭尽自己的全力为社会主义做点事情。”他们期许：“要打起精神，再活上30年，为人民多做点事，多写点好诗。”这共同的意愿，是他们友情最坚固的基石。因此，这对终生挚友志同道合而又默契相知。

一段“贺去职”的佳话

父亲和羡林叔叔之间有一段 “贺去职”的佳话。1984年3月，父亲从报纸上得知，羡林叔叔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为之大喜，立即写信向老友祝贺，并马上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贺友人去职》的抒怀之作。正如父亲在文中所写的：“一般情况是贺就职，祝升级，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不知我者，或以为矫情，知情况者，便觉得其中有深意了。”原来，羡林叔叔和父亲生前，都被自愿或非自愿地挂上了许多职务和名义，一人身兼数十职，各色聘书几大摞。这种情况，在父亲的老友中很普遍。他们在彼此的交谈和书信往来中，常常提及此事，皆称“苦不堪言”。“苦”从何来？父亲在1978年写给羡林叔叔的信中谈道：“恭三（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恭三’是先生的字）来信，说你又荣任北大副校长，乌纱帽多了，也压人。我觉得，你应以大半精力与时间搞点研究、翻译工作，就长远利益讲，这样功效大，因为非你莫办；而行政则别人亦可也。”当时身兼20多项职务的羡林叔叔，对此一直深有同感，他多次向我父亲大吐苦水：“我非常害怕又恢复‘文革’前的情况，头衔挂了20多个，但无益于人民。我已下定决心 ，再也不干行政工作，甩掉一切乌纱帽。年纪渐渐老了起来，想干的事情多得很。”由于事情过于繁重忙碌，叔叔甚至几次累得病倒在床上。为此，父亲代表自己和老友们发言了。他在1980年的文章《兼职过多压死人》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比喻道：“一个人的脖子上套上花环，当然很光荣，但花环太多，也觉得压得慌。”接着，他就不指名地以羡林叔叔和邓广铭叔叔为例，道出他们兼职和非专业性事务过多，每天限于“文山会海”而不能“务专业”的极大苦恼。父亲在《贺友人去职》中，为此大声疾呼：“去掉空的，干实的。去了别人能干的，挑起自己专干的。珍惜专家们——特别是老专家的学术研究工作，因为他们来日已不多。”

父亲“贺去职”的去信和文章，引起羡林叔叔的共鸣，他特意用彩笺写了回信：“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面还有不少的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70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钻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此后，叔叔还多次对我父亲讲：“我希望再过三五年，把这一切帽子都甩掉，那样可以安心写点东西，培养几个青年学生，对人民会更有好处。”

臧克家（左）与季羡林最后一张合影。

一年一度的春节欢聚

步入晚年，经历过“文革”阻绝的他们深感友情的弥足珍贵，又慨叹因各自忙碌，每年见面的次数太少。父亲在1973年12月8日给羡林叔叔的信中感慨：“春天相约看桃李；夏天相邀看牡丹；秋天希望同赏菊，到头来，什么也没看到，但乐观精神可表；冬天一道看梅花！有此心情，可以长寿。”叔叔在1975年2月春节前的来信中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城了。因为我视公共汽车（电车）为畏途……但是春节我已下定决心来看你，因为不给你拜年，好像一年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时间可能是正月初二上午。”

羡林叔叔为人内向，他曾多次讲过：“我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最不乐意拜访人。即使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我也难得一访。我知道，这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难改，性难移，至今没有什么改进。”他“破例”从这年开始，每年春节初一或初二到我家来拜年，按照羡林叔叔的说法它成了一条“不成文法”。这一天，也成了他心中的节日。这天，羡林叔叔或一人，或邀上两人共同的好友邓广铭叔叔，或与家人、秘书一道，跨几个城区而来，与我们全家团聚畅谈，共进午餐，欢庆新春。为此，父亲曾多次深情地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羡林不来不是春。”

父亲是个极重友情的人，更何况这是终生挚友羡林叔叔的佳节来访呢！父亲发自内心的、热情如火的情态，与羡林叔叔略显内向的性格相比，形成了这样一幅情景：在我家那被羡林叔叔称为堪与刘禹锡的陋室相比的墨色逼人的客厅里，父亲为老友倒上龙井茶，摆上早已准备好的糖果和果品之后，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老友们的近况，谈及两人都关注的文艺界与学术界的各种问题，还会找出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与客人们共享他的读书心得。是啊，这一年一次的难得相见，父亲该有多少话要向老友倾诉呀！而羡林叔叔则面带会心的微笑，静静地倾听老友畅抒胸臆，并在适当的时候，语速舒缓地插上几句话。

看到已入暮年的挚友见到自己后如此高兴的样子，叔叔欣欣然沉浸在无比醇厚的友情之中。见此情形，母亲有时会提醒父亲：请季先生多讲几句。但性情使然，改观不大。这个时候，谈话声、欢笑声便会冲出屋门，荡漾在我家的小院之中。

生命中最后的合影

1976年国庆节后，羡林叔叔深深感叹人老去，而与老友一年一见次数太过稀少，就来信讲：“我总想设法打破一年一见的老例，去年打破了，今年已经到了10月，还没实现。照这样的老例，我们究竟还能见多少次面呢？我并不是伤感，生死是宇宙规律，我毫不在乎。但今年，一连三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先后逝去，我不由得就想到了这些。”他在以后的信中，曾多次提议每年多来一次。我父母见信后十分欣喜并翘首以待。然而，忙于工作实在分身无术的羡林叔叔，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这种一年一度的春节欢聚，一直延续到2001年。这一年春节团聚，羡林叔叔搀扶着我父亲，在我家客厅刘海粟先生写的那个大大的“寿”字下面合影留念。在寄赠给叔叔的这张照片背面，父亲亲笔题句：

“你我并肩挺立在照片上，/ 你好，我好，/ 今年比去年好！/ 永远好！”

老友间的衷心祝福和满心期待之情，跃动在字里行间。然而此后，先是两位耄耋老人身体欠佳，接着我父亲病重入院直到2004年逝世。于是，就再也没有了他们人生中这个品尝友情的重大节日。2001年春节的这张照片，成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张合影和永远的纪念。

2004年2月5日晚，我亲爱的父亲以99岁的高龄辞别人间。我们不敢贸然把这噩耗告诉羡林叔叔，他的秘书也一直小心地隐瞒着这个消息。叔叔知道消息后默默地写下了悼文《痛悼克家》。在对件件往事深情的追忆中，他形容道：“克家天生是诗人，胸中溢满了感情，尤其重视友情，视朋友逾亲人。好朋友到门，看他那一副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真令人心旷神怡。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半句假话会从他的嘴中流出。”最后，叔叔讲：“写到这里我偶然想起克家的两句诗，大意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克家属于后者，他永远永远地活着。”

与老友的交往折射出父亲一生的秉性和境界，依旧亮在我心头的往事在当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在纪念父亲寿诞之辰的今天，我站在他遗像前深深祈望：愿老一辈人的精神永驻人间。

（摘自《今晚报》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