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博会罗罗（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期在上海开幕。在此推送2019年11月“文汇学人”上的一篇旧作。读后或可体会，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对于举办世界性大型活动而言，是多么必要的后盾。

“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中提出的这一宏愿，或许是华人关于在上海举办大型商贸博览会的最初设想。

1893年正值芝加哥世博会召开，这促使郑氏对赛会有了深入思考。上海因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又为长江的入海口，坐拥广大腹地，地理优势明显，再加上多年的外埠贸易发展，商业繁荣，是当时中国举办博览会的最佳选择。“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郑观应对博览会的讨论可谓掷地有声，不仅详细阐述了芝加哥世博会的情况，还分析了上海作为举办城市的优越条件。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下）促使郑观应（上）深入思考上海举办大型商贸博览会的独特优势

1903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了给小说人物孔弘道的政治宣讲提供一个合适的背景，于是设定了上海正在举办一个大型博览会，并且该博览会不仅陈设商务、工艺品，还包括学问、宗教等联合大会。“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其繁盛局面，把偌大的上海，连同江北、吴淞口、崇明县都变成了博览会场。

而后吴趼人于1905年在《新石头记》中这样描述：“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了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虽然《新石头记》是部虚构的小说，但设想在上海召开一次万国博览会，这未必不是现实呼声的反映。

1905年，吴趼人在《新石头记》中设想在上海召开一次万国博览会

需要宕开一笔的是，青浦名医兼小说家陆士谔所作《绘图新中国》，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之际突然名声大噪。小说中主人公在好友的陪同下，游览了1951年的上海，当步行到外滩时，看到黄浦江上横跨着一座铁桥，问何时而建，好友答曰：“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1928），开办内 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小说中所提的内国博览会即国内博览会，召开时间为1928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时，有些媒体文章认为该小说早在百年前就精准预言上海世博会，这实在是个美丽的误会。

最早提及在上海举办博览会的是一位叫加葛理的意大利人，他曾在1881年提出，准备1882年在上海举办博览会，“招徕各国之人，广收博彩之成巨观”（《申报》，1881年3月11日）。伴随着英、法、日本等国万国博览会的召开，世人对上海举办博览会的期许高涨，大众媒体关于博览会的讨论也逐渐热烈起来。1903年《申报》刊登一篇《博览会考》，开篇尽数博览会的功能，“泰西各国之有博览会，所以考物产联商情开民智。故自君相以至庶民皆以此为富强之基址而并不以为耳目之游。”报道对几种博览会进行简单介绍，并将英、法、日等国博览会的情况作相关对比。（《申报》，1903年3月13日）

1907年，上海筹议召开一次万国工艺博览会，由西人所立的中国公会筹划，拟与上海西国商会美国人、德国人以及日本人各公会协同办理，当时均答复许可。会议邀请英属殖民地、欧美、日本等地各工艺厂相助，会期大致定在1908年年底。（《申报》，1907年3月3日）然而，因时局不振，终究没有开起来。

1923年，又是一位意大利人，Mr.G.A.Bean（皮纳氏）提出中国前途光明希望之大计划，此计划即在上海开一世界博览会。皮纳氏在三年前曾建议在上海召开一次意大利博览会，遭人反对，故而此次向中国总商会提议希望借助全上海力量召开一次世界博览会。此提议遭到了部分反对，理由是上海财力匮乏，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召开博览会对于促进外国制造商对国人需求的了解，促进中外商人的意见与知识交流具有重大作用，似可开辟中外商业的新纪元。并且此时“大上海”计划也在讨论之中，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召开则能成为该计划最好的开幕式。关于会议的筹划，报道中坦言日本的京都召开一两个月的博览会筹划两年之久，在中国召开博览会不能急速，须认真搜集陈列物品，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筹备期。博览会的召开将带来促进商业活动、增加收益等良好成效。（《申报》，1923年5月24日）一年之后，皮纳氏再次提议在上海召开博览会，认为博览会使世界各地人士都能汇聚于此，西方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来华能碰撞新的思想火花，对于华人来说，西式先进的展销能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并且博览会的召开会促进上海商务、海港的发展，而闭会之后的场馆也可以留作博物馆、图书馆等用途。（《申报》，1924年4月23日）对于皮纳氏的建议，反对者以为中国时局不稳，应该暂缓召开博览会，支持者则认为恰是一个机会，使得中外认识能相互赞助，酝酿将来的进步。随后还在西商总会讨论召开博览会的可能性，认为上海所处地势与众不同，上海港的服务量代表着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上海召开博览会会促进租界的扩展和城市的发展。当然，会议认为召开博览会不能操之过急，需谨慎讨论，一时间关于上海举行世界博览会的讨论十分热烈。（《申报》，1924年5月18日、5月31日）

总体而言，整个20世纪20年代，对于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讨论可以用“纸上谈兵”来形容——虽然讨论热烈，但一直停留于闭门造车阶段。直到1936年，上海举办博览会这件大事，才终于正式提上了议程。当年元月，各种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此次博览会“包括农工商教四项，集万国之精华，供市民之观摩，其范围直达，征求之广，及意旨之宏，实为万国空前所未有”。会址则选定在当时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中段，滨江三新纱厂旧址，因该地北出马路，南沿黄浦江滨，交通较为便利。场馆面积大约二百余亩，建筑委托华人启明建筑事务所与英商裕和洋行两家负责设计绘图，由土木工程师鲍维尔负责监造。同时在静安寺路 （南京西路）马霍路附近二百五十六号设立筹备委员会。当时暂定会场三月间开工，六七月初开幕，展期两个月，如果展览社会反响良好，有延期的可能。与此同时，博览会筹备委员会表示已与工部局接洽，工部局也十分赞成该计划。工部局的工务处、卫生处、救火处都表示愿意给予相关的配合。博览会的场馆建设费用约需二十万元，工部局可对该产业收取捐费，每月约三千元，执照费若干。博览会则分为陈列工商业与教育等板块，同时展出中国各地以及海外物品。会场另设大型的游园会，并设戏剧、电影、跳舞等娱乐项目，门票预定为两角或者两角五分。（《申报》，1936年1月19日）

1936年，上海举办博览会提上议程。会址则选定在当时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中段，滨江三新纱厂旧址（箭头所示）。该地图选自《上海城市地图集成》，钟翀提供

2月，《申报》再次报告，称博览会的会场已经在建设中，4月外部建筑可竣工，而后为内部布置，预订7月初可以开幕（1936年2月7日）。1936年2月16日《申报》确定上海万国博览会于7月1日开幕，会期两个月。会场的地址也确定下来，原先只定于杨树浦路中段，现已确定在杨树浦路1690号，杨树浦路与广信路（广德路）路口，该处沿杨树浦路一千八百万丈，沿浦江一千二百五十尺，空地有二百万丈，足够建设会场之用。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对于场馆周边的基础建设也有十分周详之考虑，因会场处公共租界东区，恐交通不便，故而与公共租界电车公司商定，会展期间增加车辆及公共汽车。并且会场临江而建，渡轮也相应配套，保障水路交通方便。另外，场外还划一区域，以供参观者停车之用。会场基建配套设施齐全，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并重，陆路与水路相辅。相隔数日，《申报》再次报道博览会的筹备工作，除去场馆建设、国货陈列等常规信息之外，场馆设置又添新内容，除去此前提及文化、商业、艺术各类陈设外，还计划在场内设立动物园，搜罗全世界各种禽兽，以供来宾参观，并创办六日长途自由车比赛，并建造人造冰场。博览会之设施可谓包罗万象。除硬件设施之外，筹备会为吸引观众简直使出浑身解数，建议在场内设立武术比赛，邀请中外拳术家参加比赛。由于中国拳术与东西各国迥异，所以当时计划聘请法国及东印度拳术家比赛。因法国与东印度拳术与中国拳术相同，比赛时候方便裁判。筹备会认为该举措不仅能提倡尚武精神，又可以为来宾助兴，一举两得。

3月，上海万国博览会更名为上海国际博览会，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为此发表特别谈话，除表达对博览会的支持外，还希望全国国货界能将精良出品送往上海陈列，使得国人对国货有更深切的认识。郭氏对中央社记者的谈话如下：“我国工商之不振，半固由于国民购买力之缺乏，半亦由于中上阶级之爱用舶来品之心理所致，即如化妆品与衣饰等物，国货中仅有精良之品，但每年进口，尚占极大数字，近经屡次举办国货展览会，此种心理，渐已稍稍变更。今悉中外人士在沪筹备上海国际博览会，一方可使制造者因观摩与比较而知改进，一方亦可使外国观众，对于优良之中华货品，有相当之认识，而知所采购。故如该会办理得宜，而厂商所陈列之出品，又均能精加选择，则于振兴国货前途，自可不无裨益云云。”（《申报》，1936年3月7日）郭氏分析国内工商业颓败乃因国民购买力欠缺，而中上阶级更喜爱外国物品所致，所以希望借召开国际博览会之际，一方面可以打造国货之精品，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西人对国货的认识。

1936年时任国际贸易局局长的郭秉文

3月中旬，上海国际博览会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筹备事业分头推进。国货厂商如美亚丝厂要求参加展览，利用展会的时机，提升货物的影响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等各机关对于该会筹备均已表示支持，认为博览会不仅能挽救市面之衰落，而且能促使市民增加购用国货之热心。上海各界前后致函表示支持该博览会，杜月笙、林康侯等致函，允任该会赞助者。除去社会的支持之外，场馆建设也顺利推进，并且开始店基招租，招租广告如下：

近来沪地百业衰落，民生凋敝，欲谋打破难关必须努力推销产品，尤以扩展对外贸易为首要。昔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时，我国因限于经费，仅有少数物品陈列，然已获得各国人士之认识，出口贸易，因以稍振，当时若有大规模之参加，其成绩当不仅此而止。敝会现定本年七八两月，在本埠杨树浦开会，陈列中外物品，公开展览，用意在为各种商品作介绍推销之先锋，兼为磋磨改进之资料，同时并设各种高尚之娱乐，以助观众之兴趣，已蒙中西各报注意提倡，届时参观者当逾数百万人，素知贵国出口精良，想必愿意利用敝会尽量宣传，加增销路，敝会所定陈列之店基，约十四尺见方，九英尺高，有一百枝电灯三盏，两个月之租费，连水电在内，计法币四百三十元，其在路角之店基，则增加一百元，如蒙贵处订租，极所欢迎。（《申报》，1936年3月15日）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场馆，诚意招租的厂商……这一切，竟突然间没有后话了。笔者检索当时中外报纸，关于此次博览会，再无后续报道。原本的上海第一次国际博览会，为何最终胎死腹中，给人留下了各种猜测，很可能是与当时混乱之时局密切相关。

转眼之间，80多年光阴流过，今年（2019），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上海也延续了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的经验，正在续写第二届进博会的精彩故事，这一切无不彰显着，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对于举办世界性的大型活动而言，是多么必要的后盾。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本文原刊于《文汇学人》2019.11.8）

作者：罗婧

编辑：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