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四湖船能走出来吗(预热4蒋乐平8000年前跨湖桥独木舟)
独木舟遗迹 蒋乐平提供
今起刊发159-2预热稿两篇,分别聚焦主讲嘉宾张居中、蒋乐平对贾湖遗址和跨湖桥、上山的发现和发掘。
《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蒋乐平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2000年12月17日,在萧山博物馆王屹峰先生的引领下,我带着技工小夏前往传说中的跨湖桥遗址。
一眼望去,只见一个巨大取土坑。
后来测量,土坑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深度超过20米。平坦的坑底,已经成为生产区域。中间有两排砖房车间,两侧是晒坯场。周围一圈,铺设有铁轨;铁轨外侧,有多台挖土机爬在断崖上正不停挖着土;长臂抓斗将挖出的泥土放进“小火车”,然后运送到北边的两台卷扬机。
几天后,小夏通报试掘深度已超过半米,出土了不少陶片,还有两件石器,让我过去看一下。
2000年12月24日,我蹲在探坑边,一手拿着一片绳纹陶釜残片,一手掂量着一件光滑的石锛,心里暗暗惊喜:终于见着你了,跨湖桥遗址!
10年后,决定第二次发掘跨湖桥遗址
2001年5月23日,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正式开始。按照原先的设计,我们在探沟的东部布下了10×10米五个探方。发掘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顺利推进,上部那层质地细腻、色泽清灰的厚厚淤泥,用不着锄头,只要铁锨,就可以像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往下切。民工排起长队用手传递将泥土送出去,不用土箕挑土。这种新奇的体验,带来了别样的发掘乐趣。
但焦虑的情绪随之到来。二十多天过去,探方最深处已经超过了4米,我终于明白,此处已经到了遗址的边缘位置……
跨湖桥遗址所剩无几!这是不得不接受的冷酷事实。1990年的考古发掘位置,在取土坑中部偏西南,现在已经“悬空”,完全不存在了!
当初遗址为什么没有进行有效保护?事实上,跨湖桥遗址是当时萧山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90年跨湖桥发掘区 来自《跨湖桥》一书
木椎端部发现最早的“二”“八”数卦符号
经过几番探寻,在被挖土机抓得坑坑洼洼的取土坑边缘,我们依然找到了发掘位置,尽管空间有些凌乱、逼仄。在意料不及的错愕而短暂耽搁后,我们不久又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
遗址区原来是一个湖边滩涂,叫冷饭滩。半个世纪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兔起鹘落、鸥鹭联拳的宁静之地。但在2001年的夏天,有两拨人马在喧嚣中反向而行。一拨制砖作瓦,那是构筑现代的材料,另一拨考古发掘,在寻找拼复远古的构件。只有到夜晚来临,考古人员和发掘文物全部被“搬”进一栋裸露着红色砖块的临时宿舍,两者才走向暂时的“统一”。
撤出工地的那一天是7月31日。
两个多月的发掘收获确实惊人。一件件新鲜如初的木、骨器,尤其让我大开眼界。
一天,遗址出露一根15厘米长的木锥,捡起来到边上的水洼里洗干净一看,我大吃一惊。这件木锥的扁舌状端部,分明刻着一个笔画清晰、结体规范的“字”,如果最后一捺往上勾起,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元”字?
后来,研究者认为这是“二”和“八”两个数字的组合,是最早的数卦符号。如果这一卦象果真与后来的周易八卦属于同一个体系,那又要在史前时代勾画出怎样的一幅南北文化联络图?
断枝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弓
漆弓的各个角度拍摄
又一天,一个探方里发现几根残断的木条。技工拿过来看,我大致判断为一截自然树枝,因为外层有横向褶起的皱皮,很像是我熟悉的李树皮,暗红色透着一点光亮。采集回去后,我将它浸泡在椭圆形的红色塑料盆里,除了定时换水,也就慢慢遗忘了。直到2004年中日合作进行木器研究,一位日本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张残弓。
这时,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外皮开始局部脱落,我建议将一片半脱落“树皮”摘下来和切片一起进行检测。原来这是一层漆皮,而这件器物则是桑树制作的漆弓。这可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漆器啊!
这让我回忆起大学实习期间去长沙参观马王堆汉墓的情景。除了那具著名的女尸,当时我对棺椁里漆器、漆画的完美保存,特别惊讶。如今见识了跨湖桥遗址,方才明白,造化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碳-14探测数据:均落在7000-8000年间
跨湖桥遗址终于出名了!杭州的报纸、电视台对这次发掘的考古报道,可以用狂轰滥炸形容。年代超过河姆渡,浙江历史之最,而测年的争议,反而成为一个焦点,吸引了前手机时代的报纸阅读者。
从亲眼见到、亲手摸到的陶片,我大胆表达了对遗址测年的肯定。跨湖桥丰富的陶片里不见三足鼎,年代绝不会晚于6500年,这是刚从楼家桥遗址获得的信心。
经过仔细的拼对,约有100多件陶器得到复原,这大大超越了1990年的发掘成果。釜、罐、豆、钵、盘、甑等器物群的完整呈现,以及交叉绳纹、方格拍印纹、镂孔装饰、彩陶、黑光陶的独有风格,彻底拉开了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的距离
太阳纹彩陶,显示跨湖桥人的太阳崇拜意识已经出现 蒋乐平提供
彩陶在陶器中占有相当比例,这是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从未见过的现象。彩纹总是装饰在器物的最醒目部位,这一审美风格,完全符合现代美学的装饰原则。太阳纹是彩陶中的常见图案,有些带有放射光芒,有些是大红圆圈。显然,太阳崇拜意识已经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扁腹罐的器耳上,还出现一个“田”字彩纹符号,难道除了那件“二”、“八”数卦,还有神秘密码可以开启远古之门?
黑光陶也很独特,漆黑光亮异常,乍一见恍惚就是良渚黑陶。后来又发现了一件木质轮轴。这改变了6000年前才出现陶轮的旧有认识。
这些发现与认识,让我坚信跨湖桥遗址独立的文化属性。
11月6日,北大寄出6个样品的碳-14测年数据飘然而至。如我所愿,经树轮校正,这批数据均落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时间范围。
接下来唯一的任务,就是给跨湖桥遗址进行正名,让学术界承认在史前时代的中国东南部,存在着一支距今8000年的考古学文化。
首次文化命名并未成功,但入选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0年,全方位升级后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2002年3月27日,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民族大学、中国文物报、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省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会聚萧山,召开“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
跨湖桥遗址的坛坛罐罐,就如一席丰盛的酒宴,经过悉心的酝酿和准备,就要堂堂正正地端上桌面。
会议目的十分明确,通过2001年的发掘,跨湖桥遗址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类型,已经在共存关系、遗存特征和年代三个方面得到确认,需要通过专家之口确定下来,从而取代河姆渡,成为浙江新石器文化的新源头。
但会议的架势,不得不让人感受到学术的严肃性。对跨湖桥遗址一体性的怀疑,显然缺乏客观的证据。发掘两次,均确认了地层的原生性质。研讨会的主题逐渐从具体问题扩展为考古学的一般问题。应该如何看待新发现?如何摆脱经验主义羁縻?吴汝祚先生回忆河姆渡遗址、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经过,当初也是疑虑、问题一大堆,但最后都得到一一解决与澄清,而且都成为学科进步的突破口。严文明先生也认为要建立新思路,不要套老框子。吴先生和严先生都倾向于接受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测定数据。
最后,与会专家勉强达成了“多数学者赞同跨湖桥遗存的上限较早,或者认为跨湖桥遗存整体早于河姆渡文化;或者晚段和河姆渡文化有一段并行发展的时期”这样的看起来带有妥协性质的结论。
尽管过程有波折,但从结果看,“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可谓成效显著。半个月后, 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公布,跨湖桥遗址荣幸当选。
因找到下孙遗址等,2004年底跨湖桥文化被命名
博物馆内的跨湖桥遗址原址保护展示厅
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白,要命名跨湖桥文化,至少还需要发现一个同类型的遗址,这是一个硬条件。在实际的运用中,典型陶器群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的遗址中“反复”出现,是判别一种考古学文化的简单标志,而“反复”的标准,则往往被认定为“不少于二个遗址”。
于是,寻找这“第二个”遗址,成为2002年的特殊使命——实际上,2001年发掘一结束,我们已经开始在萧山南部的孔湖等地进行遗址调查了。
果然,2002年在杭州乐园南侧、原湘湖砖瓦厂的取土坑西侧断崖,我们找到了文化层。因地点靠近湘湖村的下孙自然村,我将这个遗址定名为下孙遗址。
2003年7月,我们对下孙遗址进行了试掘。同年11月开始,又进行了正式发掘。下孙遗址陶、石器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与跨湖桥遗址完全一致。
这就够了。跨湖桥文化命名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2004年是我考古生涯中最难熬的一年。跨湖桥报告的每一个文字,几乎都是自己在电脑里“炼”出来的。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本被业内誉为出版速度最快的《跨湖桥》考古报告,终于出版。油墨未干,就送到了会场。
12月16日, “《跨湖桥》报告首发式暨跨湖桥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萧山召开,在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主持下,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
自河姆渡遗址发现以来,浙江新石器考古又迎来了重大突破。
发现中华第一独木舟,或是南岛语族人祖先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内醒目地标明了萧山的历史8000年,然而跨湖桥人到哪里去了,也成了追问热点
在我脑海里,跨湖桥遗址呈现的始终是一个长长的大剖面。这个剖面的上部,是一层厚厚的青淤泥,厚度达4-6米;中间,是一层黑褐色的混合土,即文化层,文化层由西向东由厚变薄,渐至消失,西边依靠黄土基岩,东边则“漂浮”在一层更加纯净的青淤泥上,一支独木舟斜出一角……
这支著名的独木舟,发现于2002年9月开始的第三次发掘期间。令人惊喜的是,就在一个半拉子的探方里,被称为中华第一舟的跨湖桥独木舟,被我们发现了!
这支用马尾松刳凿而成的独木舟一端已被砖瓦厂取土挖掉,残长560厘米,最宽处约52厘米,厚约2.5厘米,中部大部分侧舷残去,成浅凹状的木板。从舱内底、壁基本垂直。舟体表面比较光滑,是一条破旧的独木舟。
采用本体样品进行碳-14年代测定,独木舟的年代为距今约8000年,这与所在地层的年代基本吻合。
遗存现象表明,这支独木舟当初被固定在木架之上。周边还发现许多剖开的木料、一些石锛和锛炳。这些石锛就是刳凿独木舟的工具,说明这支独木舟处在加工或维修的状态。舟体发现多处火烧痕迹,也证明独木舟的制作采用火烧与刳凿相结合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独木舟的边上还发现了几个上部扭曲的木桩,很像是用来绑系独木舟的。我们由此可以展开想象,跨湖桥人乘坐独木舟驶入河湖,抵达或远或近的地方,去进行捕鱼、采集。遗址中发现的鱼骨、菱角,很可能是通过独木舟采捕而来。竹木制作的浮标、陶器上刻划的网格纹以及纤维线段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有渔网。打鱼、采食归来后,就将独木舟系在岸边的木桩上。
由此说来,跨湖桥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驾驶独木舟在海边、甚至向海洋的深处扬帆远航的能力。
跨湖桥人在湘湖谷地生活了近1000年,直至遗址被海潮整体吞没。那么,跨湖桥人到哪里去了?
从内涵的比较看,跨湖桥文化与地处湖南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有文化因素上的相似,但没有证据表明跨湖桥人从湘湖迁到了湖湘。
河姆渡文化的确晚于跨湖桥文化,其出土的骨木器,与跨湖桥文化多有相似,但最能体现一个人群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可塑性最强的陶器,却差距很大。河姆渡文化精美的猪、鸟等动物雕刻,也并非源于跨湖桥文化。更何况,在杭州湾遭遇海侵的大背景下,姚江流域也不是适合生存的迁徙方向。——从这一点看,河姆渡与跨湖桥的年代并不衔接,河姆渡文化是杭州湾地区环境重新稳定后,才发展起来的。
跨湖桥博物馆内的成功下海试航的复原独木舟。博物馆照片均来自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跨湖桥人的迁徙之谜,或许真的要从独木舟的行踪中寻求答案。或许,在生存环境恶化的前夕,他们乘着独木舟漂洋过海了?南太平洋群岛中,生活这一群以独木舟为最重要交通工具的土著人,称为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保留这中国东南地区许多史前文化习俗,学术界公认他们就是大陆迁徙过去的。能够制造独木舟的跨湖桥人,莫非就是他们的祖先?
这实际上也是最发人省醒的历史之谜。果真如是,那将是跨湖桥文化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贡献了吧!
因跨湖桥而得到上山的测年为一万年
上山遗址
向我展示2001年时间之魅的,首先是跨湖桥,但最后扯开时间铁幕的,却是上山遗址。
考古测年最常用的是碳-14测年法。碳-14作为一种放射性元素,均衡地存在于自然界各类生命体中,一旦生命体死亡,碳-14就会因衰变而降低,每经过5730年,碳-14原子就降为原有水平的一半值。通过动植物亡体中存留的碳-14放射性水平与它的原始放射性水平的比较,就可以算出其死亡的年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古样品的纯度、野外提取及实验室操作过程中受到的污染,都会影响样品测年的准确性。
难道跨湖桥遗址样品也存在污染问题?我设法与北大碳-14实验室的吴小红老师讨教。在一次通话中,吴老师听说上山遗址有夹炭陶片,就向我介绍可用少量炭素进行测年的加速器技术。
这让我十分惊喜。从这个意义上,跨湖桥的年代问题拖延多年,冥冥之中竟是为了一举突破时间,专为等候上山遗址的到来。
通过陶器与千年万年古人对话,是蒋乐平心怡和澎湃之事 蒋乐平提供
2002年的6月上旬,我请人将上山遗址的四个夹炭陶样品带到北大。
2003年元旦刚过,我还正沉浸在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发现的兴奋和忙碌之中,吴小红打来电话,透露数据为8000多年。1月27日,测定数据寄来了,最早的达9600年,另一个为8700年。我惊讶不已。几天后,一封来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信函飘然而至,打开来,四个测年数据整整齐齐排列在一张白色的表格纸上,数据的早晚顺序与地层关系完全一致,树轮校正后约距今11400-8600年!这可比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早了4000-3000年,比跨湖桥遗址早了3000-2000年!
2003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登《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
上山遗址与跨湖桥遗址一起,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
李念 编摘自《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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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乐平
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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