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路上的陪伴（成长路上的记忆）

母亲经常和我讲起以前的事，总是向我诉苦，说父亲以前怎么不顾家，怎么对她不好。还总是重复的讲，每次讲的都是那些事。听得我耳朵都免疫了，我也只能当母亲的忠实听众。因为她和父亲讲，父亲根本都不听，要她向儿子去诉苦。有些事我还是有印象，可有些事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

我小时候是在外公外婆家里生活的，外公给了一间房我们住，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一家人都挤在一间房里生活。母亲小的时候，外公是大队的队长，在整个队上都是很有声望的。外公的家教很严格，叫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母亲是家里最懂事的小孩，经常在家里帮外婆做饭、洗衣服。有一次还掉进过火盆把脚烧伤了，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腿经常肿胀。

母亲一直跟我讲她上学时候的场景，上课大部分时间是在参加劳动，去田间地头帮大队干活，学校吃饭的粮票都是外公挑柴去兑的。整个社会都在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学习也是以毛主席的语录为主，念错了或者写错了毛主席的名字就要挨批斗。毛主席逝世那天，大队、学校的高音喇叭都在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母亲说她们当时不管在做什么，或者是正在路上走，都要停下来默哀，都很伤心难过，哭声响彻大地。母亲读书可以，都上到了高中，本来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母亲说她怕考不好，就没有去参加考试。我一直为他感到可惜，要是参加了高考，现在就不是这样的生活了，母亲说那也可能就没有我了。后来她就被外公安排在家里照顾小十几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一直到出嫁。

她们那个年代的婚姻，都是靠说媒，因为外公是队长，在外面结识了很多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家姓杜的家庭，和母亲说中了。结婚的时候外公陪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个时候还是很值钱的，也是很阔气的了，队里没几家有。父亲是杜家最小的儿子，母亲嫁过去后，是和父亲的三哥，也就是我三伯他们一家住在一座房子里，父亲母亲住少半边，也就是一间房，三伯他们住大半边，一间房和套屋。三伯他们子女又多，这样两户人住一起很多不便，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矛盾。父亲在杜家也是一个老实人，三伯他们闹意见，父亲也从不会理论。之后母亲生了大姐，这样小孩在家里哭闹，三伯他们那一大家子就更有意见了。两家人住在一起，天天有吵不完的架。有一次母亲被三伯母欺负了，向父亲哭诉，父亲一气之下拿起鱼叉，向三伯母叉去，差点闹出人命，这才让两家人都消停了好一阵子。可是时间长了，这种生活氛围母亲实在忍受不了，于是和父亲商量搬回娘家住，也就是外公外婆那里。

外公给了一间房父亲母亲住，也分了一点田让父亲种，就这样过着异地他乡种田养家的生活，因为是外来人，父亲母亲还经常被同村人歧视。杜家对于父亲来说，只有请客吃酒才会偶尔过去了。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母亲还要大姐一起去杜家吃酒席，父亲骑得很快，母亲要他慢点骑，可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可能是在不熟悉的地方呆久了，太想回生他养他的那个老屋杜家了，那里都是亲兄弟姐妹，熟悉的生活环境，热情的乡亲们。于是还越骑越快，结果母亲抱着大姐从后座上摔了下来，掉落在马路上，父亲还没有察觉到继续往前骑着，还是路人看到了叫住父亲，才把她们娘俩送去了医院。大姐被母亲紧紧的抱在怀里，没有摔伤，反而母亲的右手臂摔断了，医生给她接好了缠着绷带绑着石膏，到现在手臂都经常隐隐作痛。

因为是外来人，父亲母亲在村里总感觉抬不起头，村里人对外公本就有意见，现在更是瞧不起父亲母亲。以致于父亲母亲在村里也只能种很少的田，勉强维持生活。后来生了我们姊妹几人，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房间里摆了三张床，一张桌子，一张衣柜，前面放着炉子生火做饭，显得拥挤不堪。外公把套屋让给了父亲母亲，这样就可以在套屋里生火做饭、活动了，松散了很多，外公和外婆在房子外紧贴着盖了一间小厨房。舅舅把儿子女儿放在家里出去打工了，让外公外婆带着表弟表妹们。我们两家一起十几口人，就这样住在一座房子里生活了十几年。

母亲一直和我讲起我们出生的故事。本来生了大姐和二姐，可是母亲想生男孩，那个时候总是会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生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给我取名叫杜胜，代表胜利了。后来母亲还想着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成长路上不会孤单，人多力量也大，以后长大了就热闹了，就有了妹妹和弟弟。我一岁不到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听母亲说烧到了41℃，有点吓人了，当时把母亲给急的，又是晚上，没有车出门，她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由于我还小，医生找不到血管打针，就在我后颈上扎了一针，一直以来我的后颈都有一个坨，就是小时候扎的，每次剃发的时候师傅都会小心翼翼。那个时候生孩子都来不及去医院，母亲说我们几个大多是在家里出生的，要么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出生的。妹妹就是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出生的，那时母亲就躺在板车上，实在来不及了，妹妹就出生了。弟弟是在家里出生的，村里老人很多都会接生，弟弟就是喊村里的老人来接生的。

小时候种地都要交公粮税费，交的又高。有时候家里正在晒谷的时候，村里的干部就上门催收了。遇到不交的或者交不出来的就直接拿起袋子把你家的谷装走。干部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母亲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他们就要装谷。是因为母亲攀了一个同根姐妹，我们叫她同年妈，刚好同年妈的老公是村里的干部，这才没有为难父亲母亲。有一次村里干部开着拖拉机到舅舅家里去收公粮税费，舅舅一时拿不出来，村里干部就要装谷。这时二爷，也就是外公的二弟，他脾气很大，谁都不怕，也是因为眼睛从小看不见，是外公一直照顾着，拿起刀子就要跟村里干部拼命，村里干部这才放下了谷走了。

后来二爷还在我们这边生活过一段时间，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母亲很喜欢买六合彩，我们那里叫买马，二爷也是喜欢跟着买，我一直很反对，还经常说父亲母亲。有一次我下晚自习回家，看到他们还在看买马的书，我就气得把饭碗朝地下一摔，父亲母亲这才没有看了，后来直到我中考都没有再见到父亲母亲买过马了。

小时候的生活很拮据，田里收成不好的时候更是揭不开锅，有几次母亲叫父亲去村里借米借油，由于是外来人，父亲和村里人都不是很熟，所以没有胆量去，都是母亲去借的。大姐上学的学费也是母亲去找村里人借的利钱，就是还钱的时候有利息。后来看到家里实在是困难，大姐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去广州打工了。二姐大我三岁，由于家里条件困难，等到我上学的时候，二姐才和我一起开始读书。可是读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要建围墙，每个学生要交四十元钱。那个时候的四十元钱很多，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根本拿不出来。母亲四处筹钱，最后只借到了一个人的费用，无奈之下，只好没让二姐再上学了，到现在二姐对母亲都还有些怨言。二姐就在家里照顾我和弟弟妹妹，父亲母亲在田地里干活。有几年父亲母亲去了岳阳收废品，把我们留到家里，二姐就相当于家里的大人了，一直勤勤恳恳的照顾着我们读书，直到有一次家里收割的两大袋豆子，被人从墙上挖了个洞偷走了，父亲母亲这才赶回来，又开始在家里种起了地。

后来二姐年龄大了些，也去广州打工了，是母亲送她去的，姨妈一家那时候在广州摆地摊，大姐、二姐在那里也有个大人照应，母亲也就安心了些。家里我就是老大了，开始学着烧火做饭，洗衣，照顾弟弟妹妹。一到晚上，我们都是盼着父亲母亲从田地里快点回来，几个小孩在家里总是免不了有些害怕。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妹妹去田里帮忙干活，放牛、锄草、栽秧、撒肥、捡棉花、割豆子等等，我们都干过。也是因为家里很少能吃到肉，父亲就想办法弄了套电鱼的设备。晚上从地里回来，吃了饭，很晚的时候，穿着雨裤，背着电鱼篓，去附近野外水沟、小河里电鱼。等到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好在每天都能电一点鱼。这样就有鱼吃了，多的鱼父亲就骑自行车拿到街上去卖钱。

夏天热的时节，就有人骑着自行车拖着一箱冰棒到处叫卖，我们可喜欢吃了。还有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处卖西瓜的，一次买回来几个放着，每次中午打完豆子就切开吃。打米泡的也经常到村子里来，我们拿了几个袋子，一升米就去了，一打就是两大袋，套在手指上吃，泡在水里吃，上学的时候书包里都塞满了，带在路上吃。还有那种敲麻糖的，骑着自行车到处喊，拿皮鞋底子就可以兑的吃。

放了学，放下书包就往田埂路边沟里跑，到处捉土青蛙，系在绳子上钓龙虾，有时候放学的路上就开始钓龙虾，黄昏时候龙虾都喜欢浮在水面上，很容易钓上来，周末放假就在家里钓两天的龙虾，早上就拿去村口卖钱，大的两块一斤，小的一块一斤、五毛一斤的都有，也把龙虾的尾巴掐了炒着吃，那个时候根本没听说过油焖大虾，只吃龙虾的尾巴肉，就是虾球，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父亲母亲在岳阳收废品的时候，只要回家就带很多别人没吃完的各种口味的方便面回来，我们都很喜欢吃，根本没在意是别人吃剩下的，有吃的已经是很幸福的了。也没有其他的零食，平时也就地里种的花生、红薯、甘蔗可以吃。花生从地里刨回来后要摊开晒几天，下午往回收的时候才偷偷抓点吃，因为那是留着过年吃的。甘蔗是种在菜园里，没种多少，也就吃那段时间，牙齿经常吃掉，上面的牙齿掉了扔到房顶，下面的牙齿掉了扔到床底，怕不长。还有就是菜园里种了很多甜瓜、菜瓜，我喜欢把熟了的都摘回来放在抽屉里藏着，我和弟弟妹妹们一天一个慢点吃。其他的都是要花钱买的，一毛钱一根的辣条，一毛钱十根的棍子糖，一毛钱一杯的瓜子，一毛钱一个冰袋，两毛钱一袋的唐僧肉，两毛钱一袋的杨梅，五毛钱一袋的北京方便面都是有钱人吃的，我们做梦都想吃北京方便面。父亲母亲手里有零钱的时候就给个一毛两毛，或者给五毛三姊妹分。有时候我们也到床单下面翻，因为父亲母亲总喜欢把钱放在那里，再或者到鸡笼里拿鸡蛋去兑零散吃。

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姐二姐从广州回来，我们都跑好远去迎接，一年见不着面，那时候农村里也都没有手机电话，村里就一家小卖铺装了一部座机，平时也只能去村里小卖铺接大姐和二姐打来的电话，她们每次回来都带了好多好吃的，那时候最开心了。家里过年也打糍粑、熬糖、踩泡叉糕，这些也都是为过年准备的，也只有过年才吃得到。那时候最喜欢过年，有好吃的，给外公外婆拜年就会有压岁钱，少的时候一块两块，多的时候五块十块，每年都不一样，看外公外婆每年的收成。

我们也很愿意去村里亲戚家给长辈拜年，只要去了就会给一些饼干、瓜子花生、糖果之类的，一家一家拜过来，荷包里都塞不下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饭，喝着芬达汽水，也只有过年的饭桌上才喝得到，那个时候叫喝红酒，吃完饭看着黑白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姨妈还从广州带回来好多碟子，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鬼片。姨妈姨父一家人也搬回了娘家住，就住在我们隔壁，那是外公的三弟，也就是三爷的老房子。只是长期在广州摆地摊，过年才回来。一回来就给我们带了好多新衣服穿，姨妈姨父很照顾我们一家，对我们几姊妹都很好，就像亲生儿女一样。姨妈就一个儿子，总觉得我表弟没有哥哥姐姐挺孤单，想着我们能像亲哥哥亲姐姐一样对待表弟，也想我们以后长大了能对她好点。

后来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我也快初中毕业了，大姐也要结婚了，母亲觉得住的位置太挤了，实在不像住家的样子，不适合住了，想到镇上去买块地盖房子。父亲不同意，说手里没有钱，盖不了房子，要么回老屋杜家去。外公也说把舅舅的老房子卖给我们住，母亲没同意，坚持要到镇上盖房子，也是为了子女们上学着想。其实，三爷和舅舅的老房子我们家都住过，我记得小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搬过几次家，最开始是住在外公给的一间房里，后来搬到了三爷的老房子里，也是一间房，再后来又搬到了舅舅的老房子里，还是一间房，最后还是搬回了外公的老房子住。母亲实在是过怕了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就像是被赶来赶去。所以母亲下定了决心要住进自己的房子里，于是母亲和姨妈商量，从姨妈手里借了点钱，自己跑到镇上找位置，最后才定下来。

初中毕业，母亲带我去了一趟广州，住在姨妈那里。那时候大姐正在和姐夫谈朋友，姨妈见她们都已经同居了，便通知母亲赶紧过去看看情况。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见识外面的世界，我上学的时候甚至连街上都很少去，听到别的同学因为翻围墙出校上网打游戏而被老师骂，我却连上网是干嘛都不是道，我也只会打我的小霸王游戏机，街上的游戏厅里玩的拳皇、斗地主、老虎机等这些我都是不懂的。到了广州下火车，跟着母亲在火车站门口，到处找去姨妈那里的班车，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在哪里坐车，后来还还差点被骗，有一辆车停在了我们跟前，下来一个人在喊我们上车，我等的不耐烦了吵着要上车走，是母亲说这不是去姨妈那里的班车，才没有上车。

因为母亲也是几年前送二姐来了一趟广州，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广州发展的非常快，很多地方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所以母亲才有点找不着方向。找了一会，终于找到了到番禺的班车，在车上母亲跟我说，现在外面有很多拉客的骗子，把你叫上车了半路给你放下来，讹你的钱。到了姨妈那里，只是一个镇，就让我有点晕头转向。第一次逛大型超市，也是第一次去照相馆拍照。姨妈那一排都是摆摊的，有卖生活日用品的，有卖小电器的，还有卖衣服箱包的，下午两点左右开摊，摆到晚上转钟一两点才收摊，很辛苦。

回来的时候母亲是一直不愿意大姐她们相处的，也不同意这门婚事，主要是大姐年龄还小，男方家里条件也一般。母亲还特意跑到男方村里去走访了隔壁左右的人，都说男孩子人很好，吃苦耐劳，有上进心，是家里的长子，为家里出了不少力。后来男方家里找到了我们家，跟母亲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这才把大姐的婚事定了。年底大姐就结婚了，只是大姐结婚的时候还是在老房子里办的酒席。

到我读高二的时候，新房子终于建好了，母亲多年的心愿总算达成了，终于不用一家人去挤那间破旧不堪的老房子了，多亏了姨妈姨父的帮助，我们才能住进新家。母亲一直跟我说，长大了不要忘记姨妈姨父的好。只是村里的田，父亲母亲还得要种，就是村里镇上来回跑的累人。几年后村里动田的时候，父亲由于不是本村人，就没有分到田，父亲不理解，在那里种了几十年的田了怎么就不分了呢，还被村民们在分田大会上批斗。

无奈之下，父亲在镇上跟着包工头做起了泥瓦工。母亲就在家里照顾我们上学，给我们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后来姨妈也在镇上买了块地，盖了一座房子，过年回家也有了宽敞的位置住，姨妈姨父没在广州摆地摊了，回来跟着包工头也做起了泥瓦工。直到二姐结婚，我上大学，参加工作，妹妹结婚，弟弟上大学，参加工作，我结婚。我上大学的学费还是大姐大姐夫帮助的，每个月生活费是妹妹在广州打工寄来的。后来弟弟上大学了，我也工作几年了，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就由我出力了。

现在大姐大姐夫在镇上做着家电生意，二姐二姐夫在大学旁做着小吃摊，妹妹妹夫在家里做着榨油生意，弟弟在武汉一家集团公司做装饰工程管理，我在武汉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现场管理工程师，老婆是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我们一大家子正朝着幸福的生活一步步迈进，父亲母亲现在最操心的就是弟弟的婚事，也是放心不下，还在外地打工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