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为什么要女诫（从汉才女班昭的女诫中浅析）

《甄嬛传》中端庄大方、识大体的沈眉庄在教养嬷嬷的指导下，纵使饱读诗书、才华满腹。在雍正帝的选妃典礼上，面对太后的问话：可曾读过哪些书？也只是谦卑地说：只读过《诗经》《女诫》《女德》。

虽然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曾有不少闪烁着熠熠光芒的明珠稀稀落落地混杂在以男权为尊的封建王朝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谬论也不是被贯彻到底，但从《女诫》《女德》《论语》中便可知，古代女子接受的教育大多以公婆丈夫为主。

东汉才女除了善琴的司马相如，还有因兄长病逝而奉旨续写《汉书》的文学家、史学家班昭。汉和帝时期，班昭又多次被请入宫教导皇后和贵人们，随着宫中女学的盛行，她也因此被称为“大家”。《女诫》这本用以规范女子的德行的书籍，便是班昭的代表作，不仅是汉朝，甚至到清朝时期，《女诫》也被大家闺秀奉为“必学之书”，因此汉代女性的地位生活从《女诫》中便可窥见一斑。

班昭画像

《汉书》中曾记载：

“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和“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

从才女班昭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上便可以看出：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

班昭的父亲班彪，博学多识，出身于汉朝贵族的儒学大家，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史学家，曾著有《后传》六十余篇。班昭的哥哥班固也子承父业，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精通儒家学问。并以史学家的身份编撰了《汉书》，其中史料记载多以父亲班彪的《后传》为依据。生活在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的家庭中，班昭自小耳濡目染，自然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班昭良好的修养和礼仪举止堪称典范，婚后更是恪守妇道，孝顺公婆，替亡夫把持家庭，可谓是汉朝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儿媳妇”。不同于娇养的掌中花，班昭有着不输男子的气魄，兄长去世后，她毅然决然地担负起继续编撰《汉书》的责任。可以说，班昭的成就离不开班氏家族的家学传统。

班昭之父——班彪

班氏家族自楚时便已存在，西汉时更是出了一位受皇帝宠爱的班婕妤。贵为外戚，又对儒家文化极为推崇的班氏家族，有着极为浓郁的家族情怀：一方面是维护家族荣誉的强烈责任感，一方面是约束自己以维持家族长盛久安的使命感。班固《幽通赋》中的：

“系高顼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

和班昭代表作《东征赋》：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

都以相同的手法表达自己对先辈的尊敬和对家族传统的珍爱。

班氏家族还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不仅在当时的史学研究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极具家族共性和家族文学的独特风貌。同时，班氏家族还谨遵先秦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提倡班氏家族中在政治上有着极高敏感性的才子入朝堂，辅佐君主。班氏家族的赤子爱国之心在其将效忠君主、为民造福为主旨的为官之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班昭哥哥——班固

作为汉朝帝后的讲师、中国古代女子思想教育的“大师”，《女诫》作为班昭的代表作，在古代女子地位生活教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独尊儒术，班氏家族更是儒学大家，班昭结合儒家思想和自身经历，在《女诫》中编写了一套以修身、敬夫和齐家为体系的汉朝女子行为思想守则，自此成为了古代家家户户教导女儿媳妇的标准。简而言之，从《女诫》中便可以看出汉朝女子，甚至古代女子的生活环境及家庭地位。

班昭曾在《女诫》中自述：

“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岁载。”

由此得知班昭写《女诫》时已经六十余岁。因着先前的经历：过早丧夫、汉和帝时期创办宫中女学，教导帝后、妃和邓太后摄政时期辅佐帝王，让这个本就聪慧的女人历经世事的雕琢后更显其才智。当然，班昭的初衷是通过家训将自己多年的经历总结和生活道理传给班氏子孙，但不知怎么就引领了大众的学习热潮。

“曹大师”班昭之墓

中国有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受儒家文化熏陶长大的班昭，在儒家《诗》《书》《礼》《易》的基础思想上编撰了其独有的，符合汉朝夫妻伦常关系的以“夫”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和女子修身齐家思想的《女诫》，内含：礼法、女子言行、夫妇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之间的伦理规范。

东汉时期，男耕女织是常态，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注定了男尊女卑的家庭地位。《女诫》中明训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妹第七。从“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中，班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女性本应为卑。深受现代诟病的“男尊女卑”，《女诫》完全可以背锅，不论班昭所说的“卑”是何意思，但它确实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的男人宣扬“以男为尊”的正当理由。

相较之下，班昭的妇德观点“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就相当正常了。妇德不是要求女子诗书满腹，才华横溢，而是性情温顺谦逊，行为举止礼貌优雅。何为窈窕淑女？衣着外貌干净整洁。何为妇仪？谨言慎行，做好家务。

《女诫》

《女诫》中对贞德的论述是：“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古代多的是男子三妻四妾，却对女子亡夫再嫁多有诟病。班昭认为：男子有传承家族血脉的责任，所以妻死之后，不得不再娶；相反，女子嫁为人妇，则有协助丈夫管理内务的责任，如果夫死，女子再嫁，不仅会使孩子难以生存，还会使家业难以传承。因此，古代女子贞德观可以简述为从一而终。

在夫妻关系方面，班昭作为女人，自然也对男子有所要求。《女诫》认为男子只有品德高尚、品行端庄、有一家之长的风范，才可以使妻子变为其“附属品”。当然，也只有品德皆为优品的女子才可以称为丈夫管家的助手。因此，男女在礼、徳方面共同学习进步，才可以创造美好和谐的生活。

汉朝结束了秦末期的分裂割据，安稳的环境使生活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统治者也希望帝后成为“贤内助”，齐家有助于治国，于是汉代对女子教育愈加看重。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以诗词才华著名；梁皇后以博古通今，明事理大义而出众；马皇后更是以辅佐君王而青史留名。宫中女学的创办和儒化礼教的传播，使汉朝出了不少才女，太后亲政也成为了汉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影视剧中的邓太后

汉朝女子的家庭教育多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经学史学是基本科目。汉朝名门大族的女子大多都擅长诗词：班婕妤出口成《诗》，蔡文姬善音律和史学，明德马皇后善《楚辞》《春秋》，和熹邓皇后善《诗》《论语》。但随着儒家文化在女子中的教育传播，贞洁观念也随之加深，“贞节牌坊”成为了热潮，女子以死殉节的事情也常常发生，最耳熟能详的便是课本里学的《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

但也正是女子文化的提升，让一批有政治才华的女子脱颖而出。封建王朝大多推崇嫡长子继位的宗法制，先帝驾崩，幼帝年幼，内忧外患之下，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太后会以垂帘听政的形式参与到政事。邓太后便是为了震慑狼子野心的外戚和见风使舵的宦官，才强势地替幼帝摄政辅政，以保全刘氏江山血脉。不同于清朝慈禧太后的奢靡生活，儒学女教文化渲染下的邓太后执政期间推行节约，明德慎刑。

女学女教

《女诫》作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教科书，在后世一千多年里影响颇深。当时邓太后临朝，与儒家推崇的理念思想相悖，班昭写《女诫》也许也有反抗之意。同时，班昭早年丧夫，婆婆又略强势，为了不让自己被赶出家门，给家族蒙羞，班昭多表现出卑躬屈膝地顺从姿态。

也许班昭的本意是教导子女的言行品德和鼓励女子挣脱束缚，勇敢追求幸福的观念，但是多年来以亡夫的节妇自处的身份，使男权不知不觉中便入主了她的思想，《女诫》对三从四德的极度推崇不自觉显露出的男尊主义便是最好的证据。如今男女平等的社会，让人们对曾经饱受赞誉的“女中孔夫子”有了新的评价，“女子之大贼”便生动地表达了当今人们对《女诫》思想的深恶痛绝。

参考文献：《女诫》《东征赋》《幽通赋》《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