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经典散文（线上读书会张忌）

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从前习以为常或忽视的现实接连出现。在这段变幻无常的日子里，我们要如何安顿自己的内心？

张忌和弋舟都是善于书写日常的青年作家，他们一个偏爱烟火气十足的生活现场，一个更加关注人物心灵与精神投射。等到疫情结束，两人都最想去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

近日，他们接连来到中信出版 · 大方主题分享会，与读者线上交流他们的写作与生活、困境与日常。

如何书写困境与痛苦

1970年代末，秋林被分配到乡镇一个偏远的南货店当售货员。80年代末，供销社来了一个新主任，将他调到县供销社当秘书股股长。秋林在90年代来临的时候，似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高峰。但在这种光鲜背后，秋林固有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冲击……

张忌

这是张忌新作《南货店》里的故事。小说以江南城镇的南货店为背景，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秋林以及他身边人漫长而又跌宕的人生。

“人的困境是怎么面对自己。”张忌举例，《南货店》中有个马师傅，从小跟着父亲做生意。马师傅所有的逻辑都是按照他父亲的生意经来的，后来一旦他身边的事物发展超出了肚子里的那盘生意经，那么他的困境就出现了。

《南货店》里还有个男人，叫大明，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别人私通，但他不计较，甚至可以与老婆的情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但就在吃一顿团圆饭的时候，老婆把酒壶里的最后一口酒倒给了另外那个男人。这一下，让大明服毒自杀了。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生死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是活还是死并不是最重要的。”张忌说，“怎么样活、怎么样死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文学上的意义。”

弋舟

弋舟说到，有的痛苦写起来相对好理解一些，比如战乱、饥饿，“但你不能因之就去否定那些人在不愁吃穿时的痛苦。譬如《红楼梦》，如果站在前一个认知中，你压根无从理解大观园里那些男男女女的苦恼何在？所以人类恰恰在这点上跟动物区别开来，人类有巨大的精神要求。”

他提及张忌的《出家》与《南货店》，认为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文学的层面上回答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出家》，我把它与余华的《活着》做过对比。《活着》中的苦难，相较而言还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有着特别直接和显见的原因——战乱、动荡。那么我们承平日久，但所有人的内心并非没有痛苦，这时作家就有义务把人这样的内心感受捕捉出来。”

《出家》

写作源于生活，但生活不是作家需要专门观察的目标

说起《南货店》的起源，张忌说到了自己的爷爷。

“2016年我爷爷去世，我跟我父亲聊，谈到了我爷爷的父亲。好像是一个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却一直没有回来。我父亲也不是特别清楚后来的故事。”

就这么寥寥几句没有下文的对话，让张忌有了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从我开始往上到我父亲，再到父亲的爷爷，就变成了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蓑衣在雨里走的人，去余姚打官司，从此就消失了。但是那些人，我的父辈和他同时代的人，还有那个时代，他们都在那个时代活生生存在过的，但最终却以这种画面的形式存在。”

张忌因此想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父母亲人也都是陌生的，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其实局限于一个很窄的角度。再往大的方面去想，身边的社会曾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到底经历了什么？种种想法勾起了他巨大的创作欲望，于是有了这本《南货店》。

在弋舟看来，生活可能不是作家需要专门观察的目标，因为作家就身在其中，而且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它本身就是人们一个又一个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作家拥抱自己的感受，捕捉自己微妙的情感变化，这其实就是生活本身。

他说：“作家的任务可能在于给予大家都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生活现场某种精神发现——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同样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事的背后看到了什么样的精神感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存在主观地、故意地将自己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显然也是无从抽离的。生活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决定的事实本身，它就像一个大容器，只要你活着，你必定跟它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精神世界永远提供人之为人的保障

写完《南货店》后，张忌最近没有写作，甚至想刻意离开文字一段时间。他看到梁鸿在微博写下“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一时深有同感。

“觉得特别沮丧，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一开始会看看书上上网，没多久就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种感觉特别奇怪。其实我平时也不怎么出去玩，不大喜欢出门，但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就有一种特别大的沮丧，好像突然不知道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张忌感慨，以后回头看这种感觉，可能也会具备某种价值。

弋舟同样在这个假期经过了漫长的煎熬，努着劲儿想要重新恢复自己的秩序。他前两天刚刚写完了一个短篇，在《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之后跟中信大方签下《庚子故事集》，“签合同就意味着有交稿的日期。其实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时候，感觉写作本身能够给人带来的那种支撑感。”

《丙申故事集》

“面对疫情，我也会质疑文学的意义究竟何在，能起什么作用，自己的写作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显得浅薄和轻浮？但是当我努力重新回到文学的世界，还是会确认她的力量。”他告诉读者，这样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也被反复证明过，比如在奥斯维辛，很多犹太人入狱时还带着小提琴、文学书籍，“除了严酷的生活事实本身之外，人类始终不曾丧失过对于精神生活的依赖与追求。”

“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对这个坚硬的世界无能为力时，唯一能给人以某种力量的，可能只能从精神世界里去寻求。比如现在短时间内暂时研发不出有效的抗疫药品，这受限于客观的科学规律，在这个时候，人是相当的无力。那你怎么办？但那个极富滋养的精神世界，还永远存在于我们人类物质生活的背后，给我们提供强大的人之为人的保障。”弋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