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的战役顺序(甲午中日决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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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之乱
同属远东的朝鲜国,像楔子一样夹在中国、俄国、日本国之间,是列强踏入远东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因此有“隐藏的王国”之称。
朝鲜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她的东海岸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峭壁,西海岸是一汪著名的远浅滩,港湾仁川可以与海路相连,却不是一个优良港口,湾内海潮变化频繁,涨潮和退潮时间相隔短暂。涨潮时舰船可以顺海流进入港岸,退潮时强大的回吸力能将舰船引向礁岩,退避不及的舰船会搁浅在淤泥中。
朝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意义,成为近代列强争夺、占领、蹂躏的受害国。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先王无后嗣,奉翼宗神贞王后赵氏之命,由兴宣大院君嫡第二子李熙(1852—1919)即位,庙号高宗。
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代理执掌政务。朝鲜的吏制推行儒学、朱子学教育,模仿邻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出世的学者在朝廷日益形成维护贵族利益的“两班”势力,拥有像中国的士大夫、日本武士那样的特权。
当外国势力欲打开朝鲜国门时,他们首先担心外来文化会动摇本身物质利益、思想倾向、国内的权贵体制。清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洋文化强行流入清国也渗入了朝鲜。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开始在两班势力中出现争议,朝鲜开化派的萌芽诞生。国内广大农民不满君主专制下的不法课税、土地兼并、过酷徭役,反抗朝廷的声势逐渐壮大。
1866年在朝鲜传教的法国神父卡特利库,遭到朝鲜宫廷的迫害、追杀而逃亡清国。应神父的请求,常驻清国的法国舰队七艘战舰开往朝鲜,占领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引发“丙寅洋扰”事件。大院君政权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膝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
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借口数年前,朝鲜烧毁擅自进入朝鲜的美国商船为由,要求朝鲜宫廷开国通商,遭到拒绝。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引发“辛未洋扰”事件。最终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返回清国。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固锁国的王朝。
1873年大院君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他年满21岁的儿子李熙。高宗接替大院君政权亲理国事,王妃闵氏一族趁机篡取了国王的权力。
此后,宫廷大院君派和王妃闵氏派的两大势力内斗加剧,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而国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脆弱的朝廷危机四伏,不堪一击。朝鲜的锁国政策引起邻国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国内“征韩论”的呼声日益高涨。
欧美列强频繁撞击朝鲜国门的情势警觉了日本,一旦朝鲜被置于列强的控制之下,日本将永远失去朝鲜,日本必须在列强之前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三艘军舰,侵入釜山港,开炮演习示威。9月,“云扬号”再度独自进入江华岛测量海图,遭到江华岛守军开炮攻击,“云扬号”立即还击摧毁了江华炮台。
12月,日本全权大使率军舰六艘前往朝鲜,就江华岛开炮事件向朝鲜提出抗议,要求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清国政府不愿看到朝日间对抗,引来欧美列强的干涉,劝告闵氏一族对日开港。
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日本从朝鲜获得开港通商和免税特权,在朝鲜拥有了领事权和裁判权。
日本对朝鲜的强权渗透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1882年美国效仿日本与朝鲜签订《朝美修好条约》,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也在美国之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在江华岛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日本商品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了朝鲜的国有产业。
闵妃亲日派一族主导的朝鲜政府军,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旧势力的猛烈反击。
1882年,大院君在京城煽动军队叛乱,冲入王宫,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公使官员被迫趁夜潜逃回国。
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国驻朝鲜军队迅速镇压了兵变。兵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派遣陆海军两个大队开赴朝鲜,抗议朝鲜的无礼行为,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金玉均一行前往日本谢罪。清国政府为了平息日本和朝鲜间的紧张局势,将大院君押送清国软禁。
日本政府则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要求朝鲜向日本赔偿55万日圆损害金,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事件虽然就此平息,但是清国警觉日本驻军朝鲜的目的,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加压力,两国军队因此形成了对峙的强弩之势。“壬午兵变”导致朝鲜宫廷完全倒向清国,日本在朝鲜处于被冷淡的境地。
1884年,从日本归来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军方支持下秘密组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2月4日,开化党策动了挟持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的政变,史称“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宣布朝鲜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紧急之中,闵妃请求清国驻朝特使袁世凯救援,清军迅速出兵镇压了政变。金玉均等人的政权仅三日,便告流产,主谋数人被迫逃往日本国避难。政变平息过程中,清军和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之间发生冲突,日方民众和军人均有伤亡。事件惊动了清日两国政府,为了解决围绕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两国分别委派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之一项规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
”此一条款为十年后清日两国军队合理出兵朝鲜埋下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加速对朝鲜的渗透,并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为83 : 17,到了1892年两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达到55 : 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显示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清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
为了对抗清国飞跃扩展的军事力量,日本陆海军急速扩大军备,国家财政年年增加军费开支。
1881年军费占国家支出总额的16%,1883年占21%,1890年占29%,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殖产兴业向富国强兵方面转换。 1890年,针对朝鲜半岛的紧迫情势,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旅顺扩建要塞,兴建大型船坞和机械工厂,在周围高地构筑永久炮台。来自北方俄国人的威胁更是咄咄逼人,1891年俄国开工兴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在海参崴开设军港。
同年,俄国舰队访问日本,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排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企图取得朝鲜周边的不冻港,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本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那时日本的假想敌将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日本必须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有必要在清国领地内设立据点,日本需要合适的理由在军事上打击清国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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