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凯鲁迅为什么对 杨文凯鲁迅为什么对

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三家村 杨文凯

2021年，鲁迅诞辰140周年，引发研究和纪念的新热潮。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以来，有关鲁迅及其文学的研究汗牛充栋，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似乎趋于穷尽，但人们还在谈论鲁迅，不仅涉及过去，也指向现在和未来。

鲁迅去世后不久，蔡元培、许寿裳、茅盾等人组成了编委会，由许广平具体负责开始编纂《鲁迅全集》。1938年出版的第一代《鲁迅全集》颇具权威性，被称为出版史上的奇迹，收录了鲁迅的大多数著作，但没有书信和日记，不完整。1950年由冯雪峰负责，着手编纂有注释的新版全集，从1956年至1958年出齐了第二代《鲁迅全集》，收入部分书信。其后由大批学者参与劳作，增补了内容，修订了注释，又先后推出了1981年版和2005年版全集，形态比较完备，但翻译、辑校、美术等作品未编入。

2011年在鲁迅诞生130周年之际，由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鲁迅大全集》。第三代《鲁迅大全集》是40多位专家和学者历时数年、辛勤耕耘的成果，编入了鲁迅的创作、翻译、学术、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相较前几代全集更完整。大全集还依据学界的研究成果，首次收录了近百个新文本，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鲁迅的演讲记录稿和同代人回忆中转述的鲁迅话语。其中，演讲记录就有20多篇。比如，1926年在厦门大学演讲《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在集美学校演讲《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1927年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读书与革命》，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演讲《流氓与文学》等，足资参考。

有关《流氓与文学》的演讲，据《鲁迅日记》记载，1931年4月17日“往同文书院讲演一小时，题为《流氓与文学》，增田、镰田两君同去”；4月24日“上午收到同文书院车资十二元”作为酬谢。全集注释称：“同文书院，全称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东亚同文会创办的学校，校址在上海虹桥路100号，当时校长为大内畅三。鲁迅当日往讲《流氓与文学》，讲稿佚。”

增田，指增田涉（1903年10月12日－1977年3月10日），鲁迅的学生和友人，当时为了把《中国小说史略》翻译成日语而在上海接受鲁迅的个人指导。增田涉最早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经典著作完整地翻译成日文，于1935年在日本出版；他同时根据鲁迅口述写了日文《鲁迅传》初稿，经鲁迅先生亲自改阅后，首发在日本《改造》杂志1932年4月特别号上。1931年12月增田回国时，鲁迅亲笔题赠辞别诗：“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1935年，增田涉与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增田涉回忆，1936年他第二次去上海时，鲁迅曾表示想重访年轻时留学过的日本，特别想重游仙台，还希望去东京的“丸善书店”看看。在鲁迅身后，增田涉参加了日本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后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教授，是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家。

镰田，指镰田寿，东亚同文学院毕业生，时任内山书店的会计。1930年3月，24岁的弟弟镰田诚一前往上海，经哥哥镰田寿介绍在内山书店任职员，也与鲁迅相识。镰田兄弟对鲁迅一家多有帮助，相知很深。1933年7月，镰田诚一因病回国，于1934年去世。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及：“临末我还要纪念镰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镰田诚一在遗书中写下“希望我的墓碑朝着上海的方向”。鲁迅专门撰写了《镰田诚一墓记》碑文赠与其家人，称他“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在鲁迅去世后，镰田寿非常怀旧。许广平在1956年8月和1961年4月两次访日，镰田寿都赶往会面。1972年，镰田寿撰写了《鲁迅和我》的回忆文章，称“鲁迅是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正因为爱，所以就毫不宽容地指责与痛骂它的缺点和弱点，奋笔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说：“对我来说，鲁迅先生有慈父般的眼睛，慈父般的容貌，而不是横眉的烈士、革命家、写作《阿Q正传》的大文豪。”

东亚同文书院，中日近代史上的名校之一。1899年诞生于南京，1901年迁至上海，经历了私塾、专门学校、大学等不同时期，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而闭校，也是现在的一般财团法人霞山会和爱知大学的前身。1917年4月-1937年9月之间，书院校舍位于徐家汇虹桥路100号，长达20年。据同文书院二八期生回想录《续千山万里》序文介绍：“东亚同文书院并不仅仅校舍在上海，学生包括各道府县的公费生，还有满铁、每日新闻、住友等大公司的委托生，以及私费生。与日本内地的学校不同，同文书院不属于文部省，归外务省管辖。由于汇集了从北到南的各个道府县的学生，犹如日本方言的集市。”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9月15日上海市警察局接收了同文书院，10月徐家汇校舍被战火烧毁。物产馆存放着从各地搜罗的8千余件物产样品遭毁坏，图书馆被烧毁，包括日文书25000余册，中文书52000余册，西洋书8200余册，共计85300余册。书院校舍经此炮火袭击，基本上荡然无存。

在徐家汇校舍被毁前的20年，算得上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全盛时期。据记载，1924年，泰戈尔来校；1926年10月，近衛文麿来校；1929年6月，犬养毅、头山满来校讲演。值得关注的是，1927年12月，胡适来校举行特别讲演，题为《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讲解了顾炎武、颜元、戴震、吴敬恒的学说；1931年4月，鲁迅来校特别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揭露了“流氓”的历史，表达了对“流氓”的深恶痛绝。鲁迅本次讲演没有文字稿，后人对内容缺乏了解。所幸当时在场的中国人老师做了记录，后来作为学生默写的教材。当年有两位学生的默写笔记留存下来，60年后重现天日。1991年12月25日，日本《飚风》第26期披露了这次演讲的记录。

近期，杏林大学小山三郎教授为霞山会发行的杂志《Think Asia》撰稿，回顾了事情的原委。当时，东亚同文书院的铃木择郎教授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讲义，他在内山书店邀请鲁迅赴同文书院，为他开设的“华语特别讲义”课程开讲，鲁迅当场允诺。不过，铃木教授在北大仅听过鲁迅用浙江方言讲课，在内山书店则用日语交流，他对于鲁迅的国语口音究竟如何并无把握，很是不安，只是希望学生们能耐心听讲。鲁迅后来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自嘲曰：“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可为注脚。

查了一下，铃木择郎（1898年-1981年），栃木县出身，东亚同文书院第15期生。日本汉学家，东亚同文书院教授、爱知大学教授。1942年出版了《張謇自订年谱》(内山書店)；1951-52年，参与翻译了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月曜书房、角川文库)，附有简要的《老舍年谱》。为此曾写信给老舍，经老舍作了“必要的修正”(《老舍集》)。1968年退休，因编纂《中日大辞典》而获得中日文化奖。

鲁迅与内山完造

回到演讲当天，距今90年前，鲁迅面对同文书院最高的四年级生，即二八期学生，听众包括学生40-50名，教师6名，鲁迅的同行者增田涉和镰田寿，以及一名中国人。据学生回忆称，鲁迅演讲的声调，是带有浙江口音的北京官话，并非雄辩家那样具有说服力的语气，而是循循善诱地讲清楚自己观点主张的语调，同日常在内山书店与内山完造夫妇欢谈的模样并无二致。然而，鲁迅为什么要对一班年轻的日本学生演讲《流氓与文学》这样沉重的话题，颇值得探讨。

鲁迅的演讲系自由选题，一方面自然从他念兹在兹的日常最为熟悉、研究颇有心得的话题出发，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时事惨案的压迫而有感而发，现实的血让人不寒而慄，公开的演讲给了鲁迅一个出口。从这两方面来理解，共同指向的交汇点则是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所谓“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成为演讲主题。

鲁迅对流氓行径的揭露、对流氓意识的痛批可谓一以贯之，在此前后进入一个高潮。鲁迅的杂文《流氓的变迁》于1930年1月1日发表于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简练剖析了从古至今的“流氓”是怎样炼成的，后收入《三闲集》。1931年4月17日，鲁迅应邀往同文书院讲演《流氓与文学》，内容是前文的延续，惜乎讲稿未做收录。

不久之后的7月20日，鲁迅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了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是与1927年7月在广州发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齐名的两篇最著名的文学演讲。鲁迅在“一瞥”中，以“才子加流氓”的概念批判了相关的海派作家、文学社团和文艺风气。原文于7月27日和8月3日首发于上海的《文艺新闻》第20、21期上，后收入《二心集》。该文由增田涉翻译为日文，成为在日本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鲁迅的杂文。日译稿引起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激烈反应，促使他撰写《创造十年》一书来回击与辩驳。这些都是另话了。

对于中国“流氓”的历史，鲁迅是颇为留意并多有论及的。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就开门见山指出：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鲁迅继而揭露那些等而下之的流氓的嘴脸：“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而在同文书院面对日本学生演讲《流氓与文学》时，鲁迅对“流氓”做出了明确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该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文稿使用日语词汇，或与此文先期刊发于日本有关，在“三百代言”以外，他如“无赖子”、“壮士”等称谓，中国古已有之，也作流氓解。

鲁迅在演讲中进一步分析称：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备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也居然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鲁迅曾多次说到过张献忠的残杀和滥杀，视为一种政治性“流氓行径”。后来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写道：“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明其妙。”鲁迅用“无赖儿郎”来称呼明代帝王，斥其大都具有流氓气，尤以“开国之君”朱元璋为最，鲁迅的轻蔑态度可见一斑。

在本次演讲中，鲁迅为日本学生举例讲解了什么是“流氓”行为：这就和刘备禁酒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人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那么，流氓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鲁迅揭露现实道：就是说流氓一得势力，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有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在现实社会中，国民党政府的禁言和滥杀更比秦始皇还要“流氓”得多。鲁迅说，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鲁迅在演讲中提到的逮捕、枪毙甚至活埋，系指1931年2月7日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发生的秘密枪杀事件，共有24人罹难，死者身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共青团团员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史称“龙华24烈士事件”。其中，有鲁迅熟知的左联五位年轻作家，即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鲁迅得此消息，写下了《无题》诗，表达了无尽的悲愤：“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鲁迅还陆续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最初发表于1931年4月25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收入《二心集》)。

就在纪念专号发刊前一周的4月17日，鲁迅去东亚同文书院演讲，自然不会回避如此敏感而沉重的话题。据回忆，面对学生的提问，鲁迅特别谈到左联作家被害的情节，在黑板上写下了“生埋(生き埋め)”文字，即“活埋”，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化的摧残和压迫就是“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的流氓行径。当时的鲁迅眼中含泪，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即使两年以后，鲁迅依然难以忘却，“悲愤总是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他写下了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首发于1933年4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继续揭露当局的流氓行径和法西斯罪行，悼念死难战友，称颂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学成就。

不过，关于龙华秘密枪杀事件的经纬，鲁迅未必了解全貌。鲁迅的挚友、31年2月起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囿于组织纪律也没有告诉鲁迅过多详情。据记载，当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下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旗号的王明进入政治局，实际掌控了领导权。

17日上午，左联党团召开党员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不少党员对四中全会有看法，质疑会议的合法性，负责传达会议内容的潘汉年表示只传达不解释。下午，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林育南、李云卿、彭砚耕、苏铁等8人在三马路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时，遭告密被租界捕房逮捕。之后，当局又在天津路中山旅社、华特路同兴里325号、华特路华运坊、武昌路630号等处抓捕“共党嫌疑份子”共36人，罪名是“秘密会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这些人多数不同意米夫和王明的做法。19日上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讯，后投入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

2月7日，中共早期青运领导人林育南、早期工运领导人何孟雄、龙大道等重要干部，以及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24人，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被秘密处死，五人被活埋，其余被枪杀。12日，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了龙华受难烈士的消息。

后来的研究和证据都倾向于认为，当时把持中央的王明一派利用工部局和南京国民政府制造了这次事件；主流意见也认为问题出自党内，事件原因基本可以归纳为“叛徒出卖说”和“党内陷害说”两种论调，甚至直指这是王明派对党内反对派何孟雄等人的借刀杀人，龙华24烈士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告密和出卖为手段的另类“流氓”行为，绝不是鲁迅所能想象的。可见，鲁迅所深恶痛绝的“流氓”行为，背后还有更深厚的时代土壤、更复杂的政治背景。

数月后，鲁迅公开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更是揭露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社会流氓的嘴脸。他说：“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鲁迅继续痛批：“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此外，“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1933年2月17日，鲁迅应邀和萧伯纳会面，在上海和蔡元培、宋庆龄、林语堂等友人合影。

鲁迅晚年寓沪十年，对上海滩的“流氓文化”感受深切、批判痛烈。在1933年的《“吃白相饭”》（收入《准风月谈》）一文，鲁迅揭露此类人的混世手段“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鲁迅概括的“吃白相饭”三部曲，堪为社会流氓混世的教科书，与政治流氓、文化流氓互相应和，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鲁迅晚年在书信中写道，“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这里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

以上种种论述连缀起来，可以勾画出鲁迅对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行径的深恶痛绝。鲁迅痛批“流氓”，不仅面向国内的文坛和民众，也对日本学生说，也对美国读者讲。1931年4月，鲁迅在东亚同文书院对日本学生演讲“流氓与文学”，可能有些缺乏针对性，但恰恰说明了当时的鲁迅受到周遭黑暗环境的压迫，身处情郁于中、不吐不快的状态。1931年4、5月间，鲁迅应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杂志《新群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面向世界揭露国民党的专制暴行。他明确表示，“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尽管史沫特莱担忧此文发表后会给带来安全威胁，而鲁迅表示：“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鲁迅的文化硬骨和嫉恶如仇，使他不会与任何权贵势力妥协，也让古今一切“流氓”在笔下都无所逃遁。事实上，鲁迅的作品和叙事不是静默的文本，不是冰冷的历史，而是适合于现实映照、精神体验、心灵共鸣的火种。阅读鲁迅就是一个感性澎湃的过程，会引发血脉的涌动、灵魂的交契。鲁迅的笔端寄寓着坦率和诚实，刺破了流氓气、无赖气的社会邪恶，书写着不畏权力、不趋名利的真实人生。

鲁迅的文学生涯与思想路径，与“闸门”和“铁屋”两个意象紧密相连。夏济安评价鲁迅拥有“肩住黑暗闸门”的形象自觉和使命感，为了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李欧梵探究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喻之为“铁屋中的呐喊”。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批评是匕首，在投向敌手的同时，也深深刺进自己的腹中。他在《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中指出：“鲁迅不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这就是鲁迅终其一生保持批判精神、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真相，所谓“流氓”就是在他眼睛里容不得的那些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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