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巅峰时期有多强（拿破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大脑）

在拿破仑的极盛时期，我就一直看到他，研究他；在他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也一直看到他，注意他。尽管他可能曾经企图诱使我对他得出错误的结论——他常常喜欢这样做——但是，他从来没有办到过。因而我不妨自诩已经把握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点，并且已经对他的性格有了不偏不倚的评价。而对于这样一位由于环境的力量和伟大的个人品质而上升到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势顶点的人物，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说，好象透过棱镜一样，或者看到他的光辉灿烂的各个方面，或者只看到他的瑕疵甚至罪恶的各个方面。

我从一开始就力求使我同拿破仑的关系成为经常的和亲密无间的，在这种关系中最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头脑及其思路的非凡的明晰和高尚的纯朴。同他谈话，我总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他谈起话来永远是饶有趣味的，他抓住话题的要点，撇开无关紧要的枝节，展示自己的想法，一直不停顿地加以发挥，直到把它阐述得完全清楚明确为止。讲到一事一物，总是用确切的字眼，或者在遇到语言习惯用法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现成字眼时，他就创制出一个来。他不是同人交谈，而是由他来讲论。由于他思想丰富，又有口才，因而能领头谈话。他的习惯说法之一是：“我知道您想谈什么，您是想谈如此这般的一点，好吧，让我们开门见山就谈这个吧。”

他常常最感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无法援引正统的原则来作为他的权力的基础。很少有人象他这样深刻地意识到：丧失了这种基础的权力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又是容易遭受攻击的。他从不放过一次机会焦急地向那些认为他是篡位而登上宝座的人提出抗议。他有一次对我说；“法兰西的王位本来是空着的。路易十六没有能保卫他自己。要是我处于他的地位，那次大革命——尽管这次大革命在前一阶段的统治下使人们的心灵获得巨大进步——决不会成功。国王被推翻了，在法兰西国土上建立了共和国。我所取代的是共和国。法兰西的旧王位被埋在它的垃圾堆下；我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王位。波旁王室不能统治这个新建的基业。我的力量在于我的运气：象帝国一样，我是新的；因此，帝国和我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君权神授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同公主①结婚之后不久，有一天对我说：“我看见皇后在写信给她父亲时，信上的称呼是‘神圣的皇帝陛下’。这个称呼是你们惯用的吗？”我告诉他，根据拥有的“神圣帝国”称号，又加上了教皇授予的匈牙利王冠的古老的日耳曼帝国的传统，我们是惯用这种称号的。拿破仑于是用庄严的语调回答说：“这是一个优美的习惯和良好的措辞。权位来自上帝，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人的攻击所不能及的。今后有朝一日我将采用这个称号。”……

拿破仑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物，是生来就要统治世界并随心所欲地指挥每一个人的。他不尊重人，不亚于工厂中的工头所感到的可以不尊重工人。他最喜爱的人是迪罗克。“他爱我犹如狗爱主凡，”这是他对我谈到迪罗克时所说的话。他把贝蒂埃对他的感情比作保姆对孩子的感情。这些比拟并不违背他关于激励人的动机的理论，而是这一理论的自然结果，因为当他遇到不能简单地用私利来解释的感情时，他就把这种感情归结为一种本能。

关于拿破仑的迷信有很多的议论，几乎同关于他缺乏个人勇气的议论一样多。这两方面的指责，要不是依据错误的意见，就是依据谬误的观察。拿破仑相信运气，可是谁曾象他那样地去碰运气的呢？他喜欢夸耀自己命运好；老百姓乐意相信他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这使他很高兴；但是他并不自我欺骗。而且，就他的飞黄腾达而论，他并不愿把太大一部分原因归之于运气。我经常听他说，“由于我有才能，人们就说我运气好；只有弱者才会责怪强者命运好。”

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并不和蔼可亲，但性情温厚，甚至使宽容达到了成为一种弱点的地步。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亲属，具有意大利资产阶级家庭内部所特有的那些琐屑的癖性。他容忍有些亲属的骄奢淫逸的行为，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加以制止，即使制止这些行为对他显然有利。尤其是他的几个妹妹问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拿破仑的两位妻子②对他个人的举止态度都无所抱怨。虽然这一事实已经为众所周知，但玛丽?路易丝公主的一番话对这一事实作了新的说明。她在婚后不久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在维也纳对我想得很多，普遍认为我每天在受罪。真相往往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并不怕拿破仑，可是我开始感到他怕我了”。

尽管他在私人生活中是爽直的，甚至是随便的，可是他在上流社会中却并不显得有什么过人之处。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拿破仑在会客厅里的态度更尴尬的事情了。他为了纠正天生的与教育方面的缺陷而煞费苦心，结果反而使自己的缺陷更为突出。我相信为了增加他的身高使自己有威严的仪表，他会不惜作出巨大牺牲，可是日渐肥胖的身躯却使他的仪表显得更为平庸了。他喜欢用足尖走路。他的服装要么极端朴素，要么极端华丽，力图同他周围的人形成对比。他确实曾叫塔尔马③教他一些特别的姿势。他很喜欢这位演员，他的宠爱主要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酷似之处。他很喜欢观看塔尔马在舞台上演出；事实上可以这样说，他见到了自己的再现。在他的嘴里从来没有对妇女说出过一句文雅的、或者甚至措词恰当的话，虽然他的脸色和他的声调往往显示出他想尽力说上一句……

为了评价这位非凡的人物，我们必须随着他登上他为之而生的那个宏伟的历史舞台。毫无疑问，运气帮了拿破仑很大的忙；但是凭借他的性格的力量，他的头脑的敏捷和清晰以及他的军事科学的巨大的综合天才。他就已登上了命运为他安排好了的地位。他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热衷于权力，他对于那些可能使他转移其目标的事物决不浪费时间或财力。他是自己的主人，不久他就成为人和事的主人了。他无论在什么时代出现，都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他刚开始建功立业的那个时代，特别有利于他飞黄腾达。他周围的那些人，野心勃勃，贪得无餍，在一个成为废墟的世界中漫无目的地东窜西闯，并无任何固定的导向；只有他有能力制订出一个计划，坚持下去，并执行到底。那是在意大利第二次作战过程中，他设想出一项使他登上权力顶峰的计划的。他对我说：“当我年轻的时候，由于无知与雄心，我是革命的。到了具有理智的年龄时，我就顺从理智的劝告和我自己的本能，我扑灭了这场大革命。”

他是如此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维持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人，以致最后他无法理解没有了他世界怎么能继续前进。1813年，我们在德累斯顿谈过一次话，我毫不怀疑他的话是以强烈的、完全的确信说出来的。他对我说：“我也许将被毁灭；但当我倒下时，我将把所有的王位和随着王位的整个社会都拉下来”。

充满他一生的种种巨大成功，毫无疑问，终于使他的耳目闭塞了；但是，直到1812年战役，他因耽于幻想而第一次被屈服为止，他从未忽略过使他经常获致胜利的那种深谋熟虑。不过，即使在莫斯科的那次灾难以后，我们还是看到他以极度的镇静和充沛的精力进行自卫；毫无疑问，1814年战役是他显示出了最大军事才能、而且是在办法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战役。我从来不是这种人——这种人为数颇多——他们认为1814年和1815年事件以后，他试图以屈尊为冒险家的角色，并耽于最不切合实际的计划来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他的性格和他的思想促使他轻视一切渺小的事物。正象大赌棍一样，小赌的输赢不会使拿破仑感到满意，面只能使他感到厌恶。

常常有人问，究竟拿破仑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总认为对他这样的性格，一般所理解的这些形容语是不适用的。他经常专心从事于一个单一的目标，日夜致力于掌握帝国的机要，这一帝国通过逐步蚕食，最后囊括了一天部分欧洲的利益。他从来不会因担忧可能由他造成的创伤而退缩，甚至也不会由于同实行他的计划分不开的大量个人苦难而退缩。象一辆战车碾压前进道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东西那样，拿破仑除了一往直前就无所考虑。他不理会那些无所戒备的人；他有时还想指责他们愚蠢。他对前进道路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他对这些事物，不论好坏都不在意。他可能同情家属的困难，对政治上的祸患却漠不关心……

拿破仑具有两重性。作为个人，他性情温和，易于对付，无所谓好或坏。他在公职方面从不感情用事，他决不为爱憎所影响。他打垮或干掉敌人时什么都不考虑，只想到除掉这些人是必需的，或者这样做是适当的。这个目的一经达到，他就把这些人完全丢在脑后，不再伤害他们了……

拿破仑在事实上是否的确值得称为伟人，对于这个问题，世界舆论仍然有分歧，也许将永远会有分歧。对于一位起自默默无闻而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同时代人中最强大、最有权力的人的伟人品质，要加以怀疑是不可能的。但是，力量、能力和优越，或多或少都是相对的字眼。要正确了解一个要去统治他那个时代的人需要有多大的天才，就必须考察那个时代。这就是对拿破仑的评价的根本分歧之点。假如象大革命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大革命时代是现代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那么拿破仑能在这一时代居于首位，并且保持这个位置达十五年之久，他当然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恰恰相反，他不过象一颗流星那样在全面消散的迷雾之上运行；如果他发现自己周围别无所有，只是由于虚伪文明的泛滥而被毁坏的社会环境的一片废墟；如果他只须同由于普遍意志消沉、软弱的相互抗衡和卑鄙的情操而被削弱的抵抗力量进行战斗，即：事实上同各处由于他们本身的不协调而变得分裂、瘫痪无力的对手进行战斗，那么他的光辉的成功，就因其来得容易而逊色了。现在，根据我们的意见，事情的真实情况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夸张拿破仑伟大这个观念的危险，尽管承认在他的经历中有不平凡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

他所建筑的这座大厦是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的，而他自己则是拱门的拱顶石。但是，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根本没有基础；它所赖以建成的材料不过是其他一些建筑物的废料；有些由于枯朽而腐烂，有些则从一开始就不坚固。拱门的拱顶石一经抽掉，整座大厦就倒坍了。

总而言之，这就是法兰西帝国的历史。法兰西帝国由拿破仑规划和创建，它只同他一起存在，并同他一起消灭。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国务活动家，公爵。曾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1806年）、外交大臣（1806—1848年）、首相（1821—1848年）。拿破仑失败后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组织者之一。反对自由主义，镇压民族革命运动。1848年革命爆发，被迫下台，流亡英国去世时留下大量信札、文件和个人回忆录，由他的儿子整理，于1869—1873年在维也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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