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二十年后的武汉（我的成年与家乡）

【传媒故事类话题】延安文艺录：南下工作团[036]一

那时我还在哈尔滨工作，每年回北京休探亲假，往返路途时间加在一起，只有14天。一方面，我由翠微路家里，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和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查阅家父以往在书刊报发表的著译；一方面，登门拜访因与家父有关而进入我个人档案的人物。

家父李又然写简历除了担任学校校长的职务写过，其他的包括党委委员、文协主任、期刊主编一概不写，这些职务的行政级别或军阶更需要旁证，但离开延安时，进城之前，他已是老地师级了。南征北战，转来绕去，他一心想做的就只是写作、翻译和授课。

家父李又然一生四次到过武汉都与艾青有关：第一次艾约李（见《李又然：自述》）；第二次艾荐李（胡乔木问艾青谁的法文更好，艾荐李，李回京）；第三次李和艾（见“胡昭回忆”）；第四次李寻艾（李又然经湖北作家碧野终于与远在新疆的艾青恢复通信）。

他四次到过武汉的时间和事由是：1937年底至1938年初追寻民主抗日；1949年秋大军南下；1951年底至1952年初赴广西土改；1969年秋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因之有两个词，深深地印在我研究家父李又然的词库里：一个是武汉，一个是南下。而南下是谜⋯⋯

二

先说家父李又然第一次去武汉——1937年底至1938年初追寻民主抗日，至少有李又然、胡风、艾青等三人，且看他们各自分别的三段回忆都曾写过：

其一，是在1975年家父李又然专门为我而写的自述里说过；

其二，是原载于《新文学史料》、后结集出版的《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北京第一版）有所记载；

其三，是结集出版在《艾青说：诗意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2月北京第一版）一书中的《思念胡风和田间》文中讲道⋯⋯

李又然：自述（节选）

抗战起来了！一天，妈妈说：“你是要走的！”于是，她亲自去借300元钱支给我。我自己也向人借了点钱，60元。

艾青来信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他家里，他留下条子说他先走了，要我到武汉找他。

在武汉，看《大公报》，在副刊上有阎宗临的一篇文章。还有三篇别的什么东西，我一看就知道也是阎化名写的；后来问他，果然是。阎宗临问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我没有好说的。阎宗临责备我懒散，连法文都荒了。但阎宗临说：“你还是老样子，很难得，现今中国的社会没有把你改变！”阎宗临想介绍我到山西，我说要上前线。阎宗临说他有500元钱，要我和他夫妇一起生活。我谢了他。

和艾青、萧军、田间、聂绀弩等人同车到临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不久晋南失守，丁玲刚好带着她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临汾，要我跟她以及西战团一起走。我不认识丁玲，大概丁玲因为别人都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就自己跑过来要我和她一起走的，记得丁玲眼里含着泪。

胡风：开了木刻展览会（节选）

开了木刻展览会。

离上海之前，搜集了些木刻。为了在《七月》上选登，供读者欣赏，也算是介绍和提倡。也起意在武汉展览一次，主要是江丰、力群等同志帮了忙。到武汉后，艾青等帮忙，继续搜集，超过了三百幅。

1938年1月初，着手筹备展览会。会场是请通志馆帮忙解决的（李汉俊哥哥李书城时任通志馆馆长）。我审查了一次展品，作了化名编目，还写了《抗敌木刻展览会小解》，但不记得在报上登了启事没有。

布置会场（共布置上下两室），除金宗武请来的湖北通志馆的职员外，帮助照料的有江丰、艾青、田间、李又然、萧军、萧红、马达等。因会场限制，只展览了三天（1月8、9、10日），观众相当踊跃。没有卖票，没有签到，估计约有万把人。参观的人都相当高兴。这是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

李又然青年照

1938年1月8日

晨，被艾青等敲醒，跳起来就吩咐买东西，布置会场。共布满上下两室。照料的有江烽（江丰——辑注者注）、艾青、田间、王淑明、李又然、萧军夫妇、端木、马达、婉君等。到1时，抢着布置好了。观众越来越多，中间夹杂不少赶热闹的。今天大概有一千多人的样子。

白丁（徐平羽——张晓风注）到会场找我，同他回家坐了一会。他说周扬等放我底谣言，劝我应该站定自己的脚跟。

夜，给尹蕴章信。

1938年1月10日

晨，艾青、田间、李又然来。未起床时蒋牧良来。黄明来，乃一温静的年青人，说是在军队里依然做不成事，想到八路军或湖南后方去。到展览会打了一转。

饭后过江，到孑民处，无重要信件。找西园，不遇，在路上遇到了。过江来再到展览会遇孔罗荪及其友人于飞。5时后，同艾青、田间、江烽、李又然、婉君姐弟等收拾木刻，和M携回家来。除婉君姐弟外，他们都来了，加上萧军等三个，在这里大吃一顿牛肉面。

夜，整理木刻、信件，看来搞数件。

1938年2月27日

上午过江，在汉润里吃饭后到市商会去参加钱亦石追悼会。会迟开一小时，几位照例的演说，大家闹到左右才散会。

得艾青信，说“对民大乏味”。复端木，封寄了几十份刊物。

（因此时艾青、端木都与李又然等在山西，故特辑注——辑注者注）

1938年4月26日

上午，艾青来，给看了长诗。徐旅人来，约来了两个人，一道到小馆子吃饭。过江，到印刷所付稿，到编译室坐了几小时。夜，到鹿地处坐了一会，到凡海处。得端木、雪苇、李雷、李又然信。

（李又然1938年3月10日由西安经洛川抵延安，此信应该寄自延安——辑注者注）

艾青：大家一同到了山西临汾

1938年1月间，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李又然和我，大家一同到了山西临汾，那里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需要人，我们是为了开展工作，为了抗日战争而去的。⋯⋯在战争年代，人们流离失所，到处漂泊，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到哪儿去。

三

再说家父李又然第二次去武汉——1949年秋大军南下，是本文重点探究的话题，依然需要引用家父本人的自述之后，再拿出其他人的记述予以旁证。家父李又然填写干部履历表写道：

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调返京，参加国际工作；年底进医院。在医院和疗养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当教员，至今仍任原职。1952年，和大通过中央文化部来调，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当时在广西参加土改，未得通知，没有去。

仅这116个字，实际将李又然第二次和第三次到武汉都写到了。这里主要说李又然第二次去武汉——1949年秋大军南下，是1949年7月下旬（7月20日，李又然在北平为上海文化工作社写散文集《国际家书》增订本前记，末尾一句对接洽出版的周复表示感谢）至9月下旬或10月中旬之间，大约两个多月时间，至少是60天上下。

李又然从沈阳到北平，从胡风和丁玲的日记中（前者摘自《胡风全集·第十卷·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后者摘自《丁玲全集·第十一卷·日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大可以看出他在1949年7月到9月之间，一度调换过工作岗位，甚至名字也从东北根据地的化名李则蓝恢复为本名李又然。请看，1949年——

3月6日，在沈阳，胡风于日记中写道：

李则蓝来，谈到3时，共四小时以上。

○周扬主张《桑干河上》不能出版，因为程仁和黑妮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说这作品好，周的看法（或意见）是错的，且由江青、艾思奇、萧三向宣传部保证。

○劝我在宣传部做点小工作，学习一个时期。

○不应向真诚的青年随便谈人事上的意见。

○在整风时（初期），“胡风进来了多么好”。

……

3月19日，在沈阳，丁玲于日记中写道：

下午刘芝明来。伯夏（陈明）和他谈剧本提纲，他也提不出多的意见。我同他谈文协的事，他说有两个方案，一是我做，一是徐懋庸，已请中央去批了，我想中央是不会同意我的，而且徐较我要好，我还是写文章好。

今天本来打算和伯夏出去玩的，因为李又然和魏伯要来看我。他们来坐了一会，他们要去北平。

魏伯是连部长也不够味，他做的事真多，改行真改对了。

李又然不过换个地方，他仍会不如意的，仍会牢骚的，他的神经是有病的，这种神经病是由思想上不能解决问题，而问题又多的缘故。他不过是较轻的神经病，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地道的好人！

……

4月8日，在北平，胡风在日记中写道：

李则蓝来。⋯⋯

4月11日，在北平，胡风在日记中写道：

到艾青处，适李则蓝来，一道到东安市场小馆吃饭。饭后逛旧书店，买到日译莫里哀全集。⋯⋯

10月6日，在北京，胡风在日记中写道：

得李又然信。⋯⋯

四

这正所谓，南征北战。1945年8月底从延安出发，行军半年，1946年2月初来到宾县——进驻佳木斯，再到哈尔滨，到吉林前线——完全是溯松花江逆流而上，终于从冰封雪覆的北满战斗至乍暖还寒的南满，出山海关，回山海关，为解放全中国而战。说南下是谜，主要有两点：一说为，李又然曾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总团部政治部副主任，此话为王家绶在家父李又然病榻前亲口交待，已写入中国作家协会、商务印书馆联合发布的李又然讣闻；一说为，李又然曾任中共广西省委文艺工作团指导员，此说来自两幅新闻照片的说明文。

最早，家父李又然在给我的书信中多次提及王家绶的名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家父为我写出他的回忆录后，要我读过，按照他所开列的名单，寄给第一个人，再请后边的人按名单依次看过后寄出，这其中就有王家绶。一次是家父在他的《最富的穷人——纪念朱德总司令》一诗中写道：我的朋友家绶说得好：/“朱总司令要是地位不这样高，/他一定是个雷锋！”/是的，这个叫“朱德”的“雷锋”，如果是普通的一兵，/本质上还是总司令。/而普通一兵的雷锋呢，/本质上同样是总司令：/多么高大的形象——/全党全军全民学习的光辉典范。

记得王家绶是在邯郸师范学院工作，有时来北京，我与王家绶见面大概两三次。王家绶面庞较黝黑，高高的、瘦瘦的身材，大大的、亮亮的双眼，一口天津话，略带些口吃。我与王家绶见面，前一两次大约是在1979年，翠微路商务印书馆职工宿舍的平房家里，后一次是在1983年，同仁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家父病榻前——正是这一次王家绶亲口对我说，又然同志随四野南下时官很大，是四野南下工作团总团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陶铸同志兼。后来，这个官衔就写进了家父的讣告。我至今后悔当时没请王家绶将这段历史口述下来。

家父李又然与王家绶一定是在四野南下工作团期间相识的，另有许多特征足以证明李又然与王家绶相识的大环境：首先，王家绶是天津人，而当时，南下工作团在天津各大学招过团员；其次，王家绶精通英语，1982年12月在石家庄成立的河北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选举出首届常务理事会，名单中第一个就是：王家绶。而几年后这个研究会的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名单中第二个仍有：王家绶。王家绶的译著《论农业》由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发行；《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载有王家绶的《英语自学杂谈》。

李又然中年照

五

在这段档期里，有人写回忆录（作者姓名待考），被互联网转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这篇不太长的回忆文章中，和家父李又然有关的文字段落足足有1800多字，如下：

北平解放后，先后设立了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四野南工团等培训革命干部的熔炉，但我决定去南工团。1949年5月3日，我到设在东四头条，原华文学校的南工团总团报到，被分到它的机关报《改造报》工作。

南工团的全名是“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培训的干部，将随大军南下，分配到新区工作。总团下辖三个分团，一分团亦在华文学校内，二分团在天津，三分团在北平潭柘寺。其中以一分团团员文化程度最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来自北大、清华、燕大、北师大，还有部份研究生。三分团以辅仁、朝阳、中华等私立大学学生为主，还有部份高中、中职学生和社会青年，二分团则是天津的学生了。

总团长是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副总团长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邵式平（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实际责任主管是秘书长林一山、教务部长王逸群。

林从东北某省的省委书记职务上调来，建国后，一直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以后成为一名水利专家，对葛洲坝乃至三峡等枢纽工程，都做了巨大贡献。

王原是八纵队政委。教务部副部长邝林，后恢复了黄宇霖本名，最后从国家水电部副部长任上离休。

另一副部长李一平，柳州解放后，担任首任地委书记，最后从长春市委书记任上离休。

教务部下设教育科、组织科、政工科等，和《改造报》。教育科长魏伯，以后是柳州专署首任专员；《改造报》的社长，就是他的爱人叶藜同志。主编杨柄，原是大连《实话报》的副总编辑。《改造报》是一份四开两张八版的周报，采编无明确分工，在家是编辑，下去是记者。

当时干部很缺，南工团除了中队长、副科长以上职务是部队或老区来的同志担任外，其他都是从团员中选拔的，不过他们都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不少还是党、团员。我们工作并不忙，因为还要学习。团员中，犹能记得的有：

来自北大的李瑛、杨慎之、艾治平、梁再冰；

来自燕大的高健飞、陈小江、孙景瑞；

还有李曙、江枫桥，他们并非学生，解放前曾在北平某报工作。

他们当中，以后地位最显著的当是李瑛了，成了著名诗人，曾任总政文化部长，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

艾治平以后当过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杨慎之当过湖南社会科学院院长。乃父杨东蕙，乃叔杨人缏，都是学术界的名人。

梁再冰家学渊源，是梁启超的孙女，梁思诚和林徽因的女儿。

高健飞后来是新华社记者，采访牺牲于朝鲜战场，成了烈士。

其他人以后不详了。只看过一部长篇小说《解放一江山岛》，署名为孙景瑞。

南工团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李又然，又名李则蓝，早期留法。他在团里无具体职务，而是将随团南下的。广西解放后，当了广西大学副校长。校长便是杨慎之的父亲杨东蕙，是位民主人士。

李又然每天都来《改造报》，找大伙聊天，常常一聊起就没有一个完。不是聊一上午，就是聊一下午。在我所接触过的高层共产党人中，他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位。一点不保守，学识渊博，谈锋犀利。谈话不拘一格，往往一语中的，深受我们的爱戴与敬佩。

一次谈来谈去，话题绕到女同志的爱美上面。他说：“爱美是高级动物的共性，孔雀为什么开屏？就是因为爱美。难道说你们这些小伙子不爱美吗？不然的话，为什么理完了发，还要照照镜子呢？也是因为爱美嘛。”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他突然又把话锋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广大劳动群众还混不饱肚子时，那些达官贵人、资本家的太太、小姐，涂的是美国口红，擦的是法国香水，那就是罪过了。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大家都住上了洋房，甚至坐上小车，如果你们仍是这副打扮的话，岂不是太傻了吧。”

这番听起来极为简单的话，但思考起来，却有很深的道理。我和他交往不过两三个月，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方面，都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更主要的收获，让我拓宽了对以上学科的思路，受益终身。

1957年反右，从报上看到，他被打成了党内右派。我想应该是他的思想过于活跃、过于快人快语而招致的祸吧。

党中央对南工团是高度重视的。每周有一天是例行的大课，一、三分团全体人员都到北大红楼的广场集体听课。中央各部委领导都亲来做报告，一般二至三人。中央五大书记，只有毛泽东不曾来过。

所有参加听报告的人，以我们《改造报》的条件最优越。坐在第一排当中，距离讲台不过两三米，应该说是面对面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一次听朱德总司令的报告了。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了这位几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完全像一位庄稼院里的老爷子，慈祥可亲。

那天是6月下旬，北平开始进入酷暑，太阳晒在他的脸上，冒出了汗珠。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一顶宽边草帽扣在他的头上，更像一个庄稼老汉了。他头也不抬，只用手扶了一下眼镜，继续地讲下去，一讲两三小时，看不出丝毫倦意。

六

一图抵万言。两幅新闻照片的一则说明文，更加具体化了——1949年9月19日，广西省委文艺工作团成立于汉口盐业银行。首任团长：樊清章；指导员：李又然。

一般来讲，无论采用何种文体，每记录一个人、一件事，结果不重要，但要弄准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原因五个要素，新闻稿件如此写法，志书史稿更要如此。

现在时间、地点都对上号了，即：1949年7月至9月，北平到武汉；人物呢，也有参照，就是魏伯（柳州专署首任专员），李又然呢，担任过广西大学副校长么？

互联网上，百度一下，立刻可以查到杨慎之简历——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8月11日，在湖南，杨慎之致信李又然——有回忆，有感恩，也有称赞⋯⋯

七杨慎之：致李又然又然同志：

您好！

大概又有一年多不通信了，其实，我是时常惦记着您的。一字之师，没齿不忘；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何况，您在一段值得记忆的岁月里，曾经倾注心血培养我呢！

从1980年起，我就为T.B.厌疾所缠，深感痛苦。病中百无聊赖，译了几本书，大多出版了。去年恢复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搞古籍整理，有时也写点应景文章。太不长进，真的有点愧对故人。

读了您写的回忆录，十分兴奋。字字行行，热情洋溢，爱憎分明，确确实实是传世之作。我读了许多回忆录，但是像您这种写作方法，几乎绝无仅有。我祝祷上苍，为您祈年益寿，希望您能为当代人和后一辈多写些，再多写些！

如果您能寄点可读的书刊给我，包括您自己的作品在内，我将十分感激。

祝您

健康长寿！

杨慎之 谨拜

1983年8月11日

李又然老年照

八

“1950年间，全国解放不久”，又是一位翻译家，还是一个德译者，绿原在其随笔《我还年轻》（被收入《绕指集》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一文中这样说；时间和情势，显然搞错了——1949年9月间，在武汉，李又然可以和绿原晤面；1950年间，则不可以，因为那时李又然已奉调返京。至于“全国解放不久”一语，也不成立；要说“某地解放不久”可以。时间错，地点对——1949年8、9月间，武汉，李又然，与绿原⋯⋯

绿原：我还年轻（节选）

——只有七十岁。何况七折八扣下来，说不定显得更年轻。

——什么，你还年轻？还想扳着指头数年岁，不怕人笑话，你活到没有别的什么可数么？

——岂敢，人生慢慢悠悠，可数的东西多着呢：拍不开的门，见不着的人，收不到的通知，等不及的许诺，唤不回的灵感，悔不迭的蠢事⋯⋯五花八门的遗憾数不胜数，何致于下作到去数曝光废片似的岁月？

不过，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倒与一则涉及年龄问题的往事有关。

1950年间（应该是1949年八九月间——李兰颂注），全国解放不久，人人充满新生的喜悦，仿佛都只有一周岁。随军南下的诗人李又然进了武汉，特地到中山公园一间荒僻的临时宿舍来找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不过是想聊聊天吧，当时聊天就是做宣传工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已知他是著名散文集《国际家书》的作者，还听说他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我只二十几岁，在他的渊博和老练面前显得相当幼稚，几句无谓的寒暄之后，便专心倾听他畅谈国内外的革命掌故。对白一转成独白，刹那间我不禁走神，贸然插问了一句：“您好大年纪？”岂料他像一柄断弦琴似的戛然而止，随即拉长了面孔，用近乎训斥的口吻中断了他的长篇大论：“革命者是没有年龄的！”

一晃二十年，到70年代初，我们还在干校见过几次面；后来，这位没有年龄的革命者仿佛消失了，也不知是哪年故世的。他当年对我的那番开导，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但那个警句却像钉子一样扎实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此后每忆及自己那唐突的一问，便感到不胜懊悔而又侥幸。首先，懊悔自己出言不逊，有损诗人作为革命者的尊严，从而丧失继续从他聆教的幸运。我为什么要发神经似地来那么一句呢？说来可笑，大概小时候听惯了大人们这样感叹：“你几时才长得大啊？！”言下之意，长大了就好了，年龄似乎正是一个人成熟、能干、有出息、有身份的保证和标志。见到诗人谈吐不凡，令人神往，不觉琢磨起来：几时才长得跟他一样大，一样有学问呢？这段可笑的思想活动经那一问而显现出来，怪不得他不屑于同我再谈下去。但是，懊悔之余，毕竟又侥幸听到那么一句真理，从而增加了走向革命的勇气：我当然也要革命，也要锻炼到和革命者一样没有年龄。

⋯⋯

元旦，孩子们照例带回了几份新挂历。挂上新挂历，就得摘下旧挂历——那只是一份旧挂历吗?随它一起被销掉的又是一个365天。欣赏花花绿绿的挂历封面，才讶然发现自己已经活到第七十个年头了。把十年比作一天，也不过只活了一个星期；可今天正是“安息日”，据说到这一天，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行创造性劳动。尽管仍然认为自己还年轻，只有七十岁，但毕竟七十岁了——生理上不觉得老，那也是瞎说。却也不必张皇失措，要紧的是个态度问题，是如何应付老之已至的心理架式问题。把“童言无忌”改个字，倚老卖老，固然腻人；把头发染黑，猛擦增白粉蜜，以老充少，更未免无聊。李又然之所谓“没有年龄”，我之所谓“忘掉年龄”，绕点弯子来说，不在其外表现，而在其内表现，也就是说，要设法在内心保留一点青春感。须知青春感是一种超年龄的心态，并非青年人所独有，说不定惟有老年人才能有，其标志仅在于维持自己还能继续学习下去的一点信心而已。鲁迅晚年说过，“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正是这个意思。否则再不愿意学习，或者认为自己再不需要学习，即使再“没有年龄”，怕也“老”得够可以的，这当然不是怂恿你当真把年岁抛在一边，硬着头皮去同青年人扳腕子——你不会踢球，又何妨培养兴趣，积累知识，认真看懂几场球赛?你不会冬泳，难道不可以设身处地，了解一下健儿们那样不怕冷的心理素质?其实，对于大多数人，包括你我在内，都不难心中有数：所谓“继续学习下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积极行为。

说到“亡羊补牢”，让我想起另一件往事，其警惕作用似不亚于李又然的训斥。远在读中学的岁月，不知从一本什么闲书上，读到一则千把字的外国随笔，简直同经历了一场梦魇似地读完了它，惊得一身冷汗。大意是：新年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窗前，仰望广漠的蓝空，只见一颗流星滑过，坠落在黑暗之中；接着他低下头来，恍惚看见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阳光普照，鲜花盛开；另一条阴暗潮湿，蛇蝎遍地——不知怎么搞的，他发现自己正走在第二条路上，于是绝望地叫喊起来：“回来吧，我的青春!让我重新选择我的路!”又不料这一喊，竟把他自己喊醒了，原来不过是一场梦，他并不是一个老人，尽管犯过错误，走了弯路，但还年轻，还能重新走路。于是他伸出双手，高呼：“哈利路雅!”拼命向第一条路奔去⋯⋯这篇的深意一望可知，正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中国古谚的形象演绎。为了增强警惕效果，作者不惜采用意在令人恐怖的对比手法；为了提高鼓舞力量，又故意把它只写成一个梦，以便给主人公留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真可谓煞费苦心。想我当年，少不更事，颇为那种恐怖对比所震慑，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绝望的“老人”，同时也确曾如梦方醒而为自己庆幸，深悟一生要兢兢业业，不可滥用自己的青春，免得走上了第二条路，虽然终于没有文中主人公那样幸运，那么便当地走向了阳光和鲜花。

⋯⋯

1992年2月，壬申发笔

九

以上，集中并侧重写家父李又然第二次去武汉。他第三次去武汉，是在1951年底至1952年初赴广西土改，从北京出发，经武汉集训，然后赴广西——胡昭回忆：

1951、1952年之交，我们来到广西，就像这股股清流，分头深入到邕宁县的各个村落，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我们是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团员都是中直宣传文化单位的：团长是田汉，团党委成员有吴寄寒、胡绳、唐明照、艾青、安娥、李又然等老同志。

在此之前到了中南区枢纽，住在武昌市郊的中原大学，学习土改政策，艾青等资深老同志也跟我们小青年一样住在一间教室里，打地铺。每天学习结束，艾青同志跟大家谈天说地，有时熄灯未睡，大家继续聊着，他突然一语惊人，满屋四下里地铺上一齐发出由衷的笑声。

家父李又然第四次去武汉，是在1969年秋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陈白尘在《云梦断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月第一版）开篇写道：

1969年末，我终于到达梦想已久的古云梦泽边，那个“五七干校”。这是当时北京文化艺术界人士“荟萃之所”，据说总数应达一万人，实到的已有五、七千人。

单说作家，我就见到过冯雪峰、沈从文、张天翼、谢冰心、臧克家、楼适夷、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孟超、韦君宜、侯金镜、冯牧、张光年，以及李又然等等不下百人，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门的头头脑脑，大概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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