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玩转资本且看合肥华丽转身(逆光看合肥最牛风投城市)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汪奥娜

去年以来,被网友戏封为“赌城”的安徽合肥,以“最牛风投城市”标签刷爆朋友圈——当地政府凭借缓建地铁“押宝”京东方、千亿资金“投注”长鑫存储、联手战略投资者“接盘”蔚来汽车等一系列“神操作”,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培育出三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从民间追捧“霸都”“豪赌”之类的流行语,到官方推崇“芯屏器合”“集终生智”等谐音梗,这个多年不温不火的中部省会城市,终于迎来宏大叙事的高光时刻,被外界誉为政府培育产业的“合肥模式”。

出手精准的招商“捡漏”神话,何以屡赌屡胜?异军突起的产业集群,果真无中生有?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背后,谁在反弹琵琶?

近期,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进合肥,梳理产业故事脉络,还原政府投资逻辑,与耀眼的光环保持距离,从高亢的语境中果断抽身……

逆光看合肥,或许更能读懂“合肥模式”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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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合肥海尔洗衣机柔性生产车间。受访者供图

海尔救活一条“休克鱼”

合肥置县逾2200年,虽素有“江淮首郡、吴楚要冲”之誉,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不过“五平方公里五万人,五条马路五盏灯”的格局。

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成立。史料记载,这个新晋省会城市仅有36户工业企业,多是一些皮革厂、铁匠铺之类的小作坊。

两年后,有56家上海私营及公私合营企业陆续内迁于此,通过合建、并入等方式组建24家工厂,播下了合肥现代工业发展的种子。

上世纪80年代,由内迁企业模型车间发展起来的合肥无线电二厂,因定点生产国家银奖产品——黄山牌电视机而名噪一时。

1987年,这个靠组装进口散件起家的电视机厂,全年营收3.4亿元、纯利润4000多万元,在全国企业500强中排名260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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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合肥海尔工人正在装配洗衣机。受访者供图

“当时普通人才百把块钱工资,他们组装的日本18吋彩电,凭票买还得2500元呢!”今年46岁的合肥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运营平台长刘光璞,仍记得小时候家里刚换上彩电的情形。

同时,美菱、荣事达等本土品牌迅速崛起,合肥家电产业盛况空前,与青岛、顺德渐成鼎立之势。

谁知好景不长。全国电视机厂遍地开花;长虹彩电发起价格战,一举击败洋品牌,国内市场硝烟四起。失去计划经济庇护的黄山牌彩电,与北京牡丹、上海凯歌等品牌一样严重滞销,体制积弊凸显,效益急转直下。

1994年,该厂累计亏损近3亿元,沦为全市亏损最大的企业。时任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帮扶工作组,还推出以委托经营为主的“精英救厂”和“金蝉脱壳”为名的破产重组。虽几经波折,终难掩颓势。

1997年底,已破产重整为黄山电子有限公司的原无线电二厂,被合肥市无偿转让给海尔集团,仅要求接收2500多名在岗职工。之前3个月,海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进军“黑色家电”领域。

根据海尔张瑞敏激活“休克鱼”的企业兼并理论,它恰好符合其“休克鱼”的定义:硬件条件较好,因管理不善而深陷困境的企业。

一经注入海尔文化,这条“休克鱼”迅速复活了:重组第一年,彩电产量从5万台猛增至40万台,海尔在黑色家电市场初露锋芒。

同年,海尔激活“休克鱼”系列实践,首次入选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张瑞敏成为首位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企业家。

“但有些需要时间来消化的遗留问题,我们直到5年前才处理完。”亲历海尔“吃鱼吐刺”过程后,刘光璞更加深知国企改革之艰难。

继海尔之后,长虹、美的、格力、三洋、惠而浦等国内外家电巨头纷纷抢滩合肥,行业洗牌加速——短短十几年,本土知名品牌悉数易主,连号称“合肥家电双雄”的荣事达、美菱亦不例外。

值得玩味的是,合肥“家电之都”的地位竟得以巩固。

2011年,合肥家电产业率先突破千亿产值,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家电“四大件”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这里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配套强、物流成本低,辐射的华东区域在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最强……”刘光璞的分析条理很清晰。

20年前,这位合肥一轻技校教师带领学生参加海尔校招,因看好企业未来,竟被一起招走了。“回头看,这一步走对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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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京东方合肥10.5代线生产线。受访者供图

销声匿迹的等离子“备胎”

京东方全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始建于1953年的北京电子管厂,系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时至今日,合肥“砸锅卖铁”引进京东方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又赋予外界更大的演绎空间。

2008年9月,地方财政收入仅160亿元的合肥,承诺提供90亿元资金,并给予土地价格、能源供应、贷款贴息等政策优惠,与京东方共同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

彼时连财力雄厚的深圳都举棋不定,合肥为筹措资金被迫停建地铁——如此“豪赌”这个“吸金兽”项目,招致众多质疑与非议。

坊间传闻,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力排众议,悄然撤回或遭搁浅的项目报告,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由四套班子领导共同决策,最终敲定项目落户新站试验区(后升格为高新区,以下简称新站)。

“现金出资的30亿元市里拿不出来,我们和新站各出了一半。”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投)董事长李宏卓说,幸好京东方定向增发顺利,兜底的60亿元也不用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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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京东方合肥10.5代线生产线。受访者供图

自此,濒临退市的京东方大获全胜,又相继建成8.5代线、10.5代线,由饱受争议的“烧钱机器”变成全球液晶面板巨头。

据京东方合肥区域总经理李宾介绍,目前京东方在合肥的产业布局最完整,投资超过1000亿元,拥有2万多名员工、年产值400多亿元……

早在2005年,合肥市确立“工业立市”战略,决定将资源、政策、精力向工业集中,寄希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段时期,一场平板显示器取代彩色显像管(CRT)的技术替代风暴,彻底摧毁称霸全球的国内CRT行业——占电视机总价值70%的平面显示屏高度依赖进口,彩电厂商再次被技术卡住了“脖子”。

“那时候,厂商每年都组团去韩国买屏幕,赶上货源紧张只得出高价。”新站高新区经贸局副局长范宏回忆。

2008年,国内平板彩电销售量首次超过CRT彩电;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国际液晶面板巨头,催生了国内“四万亿”投资计划。

这些喜忧参半的变化,却为京东方从合肥破题铺平道路。

“时机对了,什么都赶上了!”曾任京东方独立董事的清华大学教授张百哲认为,合肥抓住了中国发展新型显示产业的最好时机。

人们更多关注京东方的成功,却忽视了等离子项目的失败。

当年作为平板显示两大主流技术之一,中国大陆仅四川长虹拥有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当时整个行业都在争论,液晶好还是等离子好。我们两个都上了。”范宏2007年考取新站招商局编制,入职后就赶上这两个项目。

2009年9月,新站斥资20亿元引进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昊)厂区破土动工。

作为大陆第二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鑫昊背后频现长虹隐秘的身影:从派驻技术经营团队,到控股连年亏损的鑫昊,或可印证“由新站投资建厂,长虹负责运营管理并择机回购”的双方协议传闻。

2014年3月,“等离子之父”日本松下终结一切等离子业务;11月,长虹转让首条等离子生产线全部股权,鑫昊自此再无公开消息。

日前,记者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官网,检索到几则鑫昊处理闲置工艺设备、仪器仪表的公告,最新成交日期为去年10月15日。公开数据显示,新站仍持有鑫昊31.25%的股份,资产亏空早成定局。

失败的鑫昊项目更像一个“备胎”,使孤注一掷“押宝”京东方的神话不攻自破。从产业前瞻角度分析,当年布局“两条线”虽有闪失,仍不失为尊重市场逻辑的策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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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宝科技智能主板生产车间。受访者供图

“节外生枝”引来“千亿企业”

2020年12月29日,当3000多台笔记本电脑载满最后一辆物流车,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宝)全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合肥首家“千亿企业”宣告诞生。

追溯联宝的缘起,亦与合肥海尔有关。2009年,远在深圳的海尔供应商航嘉集团(以下简称航嘉),准备关闭业绩不佳的合肥分公司。

合肥经开区领导竭力挽留,航嘉高层实地考察后一改初衷,竟追加投资10亿元打造航嘉产业园,就近为海尔等家电厂商配套。

翌年,兼具国内最大PC电源制造商的航嘉,又引荐同为联想重要配套商的合作伙伴——深圳一家电脑板卡巨头落户合肥。

囿于板卡市场饱和,后者决定投资20亿元,建设年产千万级笔记本电脑、系列板卡和液晶模组的合肥基地,向笔记本电脑代工厂转型。

同年10月,它首次为联想代工的安徽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问世。事后证明,除了当地“硬核”招商政策外,航嘉之前“变卦”或另有所图——3年后,它与台湾冠捷集团合资兴建PC显示器基地,为联想、冠捷等品牌商代工,还推出了自有品牌PC显示器。

早在10年前,京东方曾斥巨资控股这家全球PC显示器巨头。

有了显示屏、板卡、机箱、电源……合肥依托供应链关系“顺藤摸瓜”,向发力“自有生产 OEM”制造战略的联想集团伸出橄榄枝。

2011年9月,联想携手国际代工巨头台湾仁宝集团(以下简称仁宝)创建联宝,首开PC品牌商与代工厂合资的先例。此举与全球行业品牌、制造垂直分工的大趋势相悖,当时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15个月后,这个联想全球最大的PC研发和制造基地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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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宝科技主板生产自动化设备。受访者供图

联宝带来远不止一家工厂,而是串起一条电子信息产业链,还引入全球化的研发团队和成熟的创新体系。

如今,全球每销售8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联宝。

联宝政府事务部总监钱莉称,尽管合肥市承诺给予专项激励政策,但营收突破千亿的关键,仍是高效的人机协同和柔性生产。

政府支持并不限于政策补贴和产业配套。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投)董事长雍凤山透露,“2018年,仁宝出让其49%的全部股份,后来也由我们接盘了。”

在合肥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朱恩龙、半导体投资促进中心综合处处长陶源等受访官员看来,这些产业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并且环环相扣。

“企业家关注投资机会,政府考虑扶持壮大产业,双方想法也不尽相同。”朱恩龙补充说。

“无中生有”的故事固然激动人心,但“节外生枝”的突破更符合产业规律。合肥产业层次提升的过程,恰恰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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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公司。受访者供图

产业配套“缺憾”的秘密

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异军突起,加剧了“有屏无芯”的矛盾;联宝等电子信息企业快速集聚,更激起地方政府打造“IC之都”的雄心。

“合肥很早行动起来,2013年出台集成电路产业规划,制订招商路线图,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还早一年。”陶源说。

2017年10月,历时两年、投资128亿元的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合)12吋晶圆制造基地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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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公司生产车间。受访者供图

这座由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的晶圆代工厂,专注面板驱动芯片(以下简称驱动IC)研制。几年前,力晶遭遇产能过剩危机重创,从动态存储芯片(DRAM)大厂,成功转型为全球十大芯片代工企业。

央视报道称,2020年占全球出货量20%的手机、14%的电视机和7%的笔记本电脑,采用的都是晶合驱动IC产品。

业内数据统计,我国驱动IC仍以进口为主。2019年,京东方驱动IC采购额为60亿元,国产化率还不到5%,可见配套差距之大。

李宾认为,这主要受限于国内厂商的产能规模、品类和工艺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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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唯信诺柔性屏终端产品。受访者供图

晶合却并未受累于此,而是因应市场需求和本地产业优势,锁定“显、像、微、电”四大特色工艺,将实现盈利、公司上市、产品多元化与二期开工达产,确立为今年全力主攻的“四大目标”。

在合肥,如此偏离预期的配套“缺憾”并不鲜见,却诠释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要义:再完美的纸上谈兵,也替代不了市场竞争。

刘光璞回忆说,海尔电视主要采用台湾友达的屏幕,“当时京东方刚量产,还不是特别过关”。随后,友达也在合肥投资建厂。

更有意思的是,打破国外大屏幕垄断的京东方6代线,恰逢移动互联网兴起,刚量产就转产需求更旺的车载和智能手机屏幕了。

去年联宝曾求助合肥市政府协调京东方总部,希望优先供应500万片以上笔记本电脑屏幕——由于京东方笔电产品线布局重庆,合肥工厂可供配套的高端屏幕,仅占其为联宝供屏总量的5%左右。

联宝投产后,内存条价格持续攀升,不断挤压产品利润,成了合肥一块“芯病”:韩国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美光三大厂商寡头垄断,占据全球DRAM市场95%的份额,“失火”“停电”都会造成供应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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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唯信诺柔性屏终端产品。受访者供图

早日为联宝“补芯”,便有了与晶合相同的逻辑可循。

雍凤山回忆说,无论联想引荐的日本团队,还是主动来访的韩国团队,他们都只想要投资,不肯放弃技术控制,结果都没有谈成。

其间,合肥建投亦曾跨国并购安世半导体,斥资10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后来由于产业落不了地,只好变成财务投资来运作。

2016年,合肥产投与北京兆易创新公司合作,启动安徽单体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鑫)动态存储芯片基地,填补国内DRAM制造空白。

2019年9月,长鑫12吋晶圆厂投产,10纳米级8GB DDR4亮相;去年6月,采用其内存颗粒的大陆首款自主生产内存条上市。

“我们已投了500亿元,填满一期工厂需要885亿元。”雍凤山透露,目前产品良率接近90%,仍处于提高产能和良率的爬坡阶段。

以晶合、长鑫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发展到近280家。这个投资强度大、回报周期长、技术专利化、竞争国际化的产业,能否逆风翻盘实现国产化替代,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集成电路行业就像下围棋,需要多年技术积淀布局。直接做最顶端,下面就有一个补短板过程。”雍凤山清醒地说。

竞争更意味着变化。近日全球存储巨头美光宣布,携手联想及联宝成立联合实验室,加快DRAM创新技术在联想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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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车身车间。受访者供图

蔚来汽车本是“合肥造”

与当年“豪赌”京东方的传奇不同,合肥这次出手相救蔚来汽车(以下简称蔚来),看起来更像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

2019年蔚来亏损112亿元,资金链几近断裂。连订购的冲压线设备,都贱卖给竞争对手了。公司创始人李斌四处融资,但肯援手者寥寥;上海、北京、湖州等地虽有意合作,却也一波三折,有花无果。

直到去年4月,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70亿元“接盘”,下注期待已久的新能源产业链,赢得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

来自地方政府背书的曙光,穿透了李斌的至暗时刻:继美股市场融资15亿美元,蔚来再获国内6家银行104亿元综合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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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挡风玻璃全自动涂胶。受访者供图

蔚来美股股价从1.19美元飙至66.99美元,市值几度超过奔驰、宝马等传统汽车巨头,招致合肥政府乃“最牛风投机构”的热议不断。

其实,合肥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地汽车产业龙头、国内车型最全的江淮汽车(以下简称江淮),是蔚来唯一量产的代工厂。

因为相信李斌的PPT造车梦想,5年前江淮不惜投资23亿元,为尚未获得生产资质的蔚来,打造高端纯电动乘用车智能工厂。

“如果蔚来倒了,合肥就失去了一个引进造车新势力的机会,江淮的钱也白投了。”李宏卓说出合肥的远虑与近忧。

李斌也曾直言,不管蔚来跟哪个地方合作,投资建厂产业才能落地,合肥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这样两边都吃不饱,效率也不高。

话虽如此,若非蔚来命悬一线,双方各有增长及布局等考量。江淮作为安徽省属老牌国企,2009年将纯电动作为主攻方向,代工、合资和自有品牌杂糅,是当地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扛把子”。

蔚来落户仅一个月,德国大众汽车宣布斥资21亿欧元,收购江淮母公司——江汽控股50%股份,增持江淮大众股份至75%;重金入股合肥国轩高科,成为这家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第一大股东。

江淮大众更名为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计划投资200亿元以上,导入4到5款纯电动车型,加速大众全球电动出行战略布局。

继去年10亿元产投基金跟投威马汽车,合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今年再押一注,计划再拿出20亿元入股零跑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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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总装车间。受访者供图

由于产投基金禁止投资外埠企业,合肥兴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资本)按照重大招引的落地项目,“一事一议”集体决策,终于赶在威马汽车登陆科创板前完成股权投资。

“如果按部就班,一点责任不承担,科创板关门也赶不上!”兴泰资本总经理张虹深有感触。

今年3月27日,江淮与蔚来按照51:49的股比,签约成立江来先进制造技术(安徽)有限公司。这种由代工变合资的深度绑定,可以缓解双方品牌“短兵相接”、竞争与合作边界模糊的尴尬难题。

就在签约前一天,因汽车芯片短缺蔚来宣布停产5天,股价一度跌超8%。这场殃及全球各大车企的“缺芯潮”,再次凸显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地位,以及产业层次提升带来的产业融合与共同进化。

与家电、电脑、汽车等最终产品有别,面板、芯片、智能语音等中间产品或技术,虽始于产品升级配套需求,因高新技术嵌入全球产业链中,一旦成功有望变成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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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合肥航嘉产业园区正门。受访者供图

再硬核故事也不止一个面向

与资本招商的产业龙头不同,科大讯飞、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科技独角兽公司,多源于中国科技大学等在合肥高校院所的知本赋能。

从被誉为“人造太阳”的大科学装置,到问鼎量子计算的“九章”原型机,再到领跑智能语音产业的“中国声谷”,这座高含金量的“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呈现出独特的科技能级和产业视野。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认为,作为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不仅引擎作用巨大,还给这座城市带来冷静思考的能力与氛围。

2020年,合肥GDP一举突破万亿大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1.6%,成为创新引领发展的“当家产业”。

当年投资京东方6代线,合肥国资平台一共净赚10亿元,打通了放大国有资本、激活政府信用的产业投资通道:对项目公司股权投资,再装入上市公司,择机从二级市场退出,再重新筛选新项目。

“最经典的投资案例,是运用股权、债权、定增等方式,参与合肥、北京等地京东方8.5代线项目。我们一共投资210亿元,也赚了210亿元,其中40亿元为浮盈。”李宏卓说起来不无自豪。

截至去年9月底,合肥建投资产总额达4662亿元,净资产1812亿元,位居全国城投公司百强榜第四名。李宏卓说,累计产业投资840亿元,退出项目净收益接近300亿元。

如果只看到逆向投资、趋势策略等一系列“神操作”,忽略国有资本投资劣后的“真问题”,很容易得出“裸奔”“豪赌”之类的结论,好像合肥一直都在玩勇敢者的游戏。

事实并非如此。当年引进京东方,合肥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项目失败,由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工投)破产背锅,“破工投保建投”控制风险。

作为当时全市唯一优质的国资平台,“合肥建投根本破不起”。

“直到2014年底京东方股票赚钱了,这才把放在我们账上的35亿元债务划走。”时任合肥工投党委书记、总经理的雍凤山回忆道。

由合肥工投为主组建的合肥产投,如今净资产已达258亿元,对于千亿级规模的长鑫项目来说,其挑战远非背水一战所能形容。

尽管合肥风投传奇一再刷爆朋友圈,但与鑫昊同样“烂尾”的龙头项目并非孤例。毕竟,再硬核的故事也不止一个面向。

2007年8月,既不靠江也不靠海的合肥,引进江苏船企熔盛重工集团投资46亿元,打造全国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机生产基地。

为了解决重达上千吨的产品外运出路,合肥市耗资12亿元“改天换地”,改造由市内派河到长江132公里的航道,“变不可能为可能”。

2012年前后,全球航运市场萎缩,熔盛系企业连环债务暴雷。这个曾风光无两的省市重点项目,几年后被合肥媒体以《熔安动力欠债数亿成“老赖”巨头》为题,报道其资不抵债、官司缠身的结局。

2013年秋,江西赛维投资25亿元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合肥赛维1600兆瓦光伏产业基地,经过218轮举牌竞拍,被通威集团8.7亿元收入囊中。几经辗转,终于躲过了破产倒闭之劫。

从最初公告拟2500万元出售,到半年之内两度拍卖转手,这个时称全球单体投资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项目,幸好被收购方起死回生,但政府垫资代建等巨额经济损失,则很难挽回了。

同年,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以下简称未名集团)宣称投资200亿元,按照“委托建设、整体回购、分期付款”的模式,与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巢湖)共建半汤生物经济实验区。

2019年,巢湖将未名集团安徽子公司告上法庭,诉称对方未按期投产,更未履行每年至少上缴7960万元税金的承诺,甚至连一分钱税都未缴纳,要求偿付6.7亿元基础工程代建成本及利息等资产价款。

至于双方“蜜月期”高调宣称,2020年产值达到千亿、利税两百亿的目标,早已是一地鸡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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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合肥航嘉产业园区SMT车间。受访者供图

越热炒时越需要理性

合肥产业逆袭的致胜之道,剔除诸多难以复制的机遇外,还在于顺应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的站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国有资本招商格局,以及“用心培土,静待花开”的创新发展定力。

近年来,随着金融资管、证券减持新规相继出台,投资融资成本升高,资本退出周期延长,一些既有项目运作方式失去可复制性。

如今在合肥,动辄投资几十、上百亿元的战新产业项目,不乏一些高估值的热门概念,市值波动风险大,投资难度显著增加。

以合肥建投、合肥产投和兴泰控股为主的三大国资“推手”,借助产业基金、PE基金等形式,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集聚,加快自身专业化、市场化转型发展步伐。

对于外界迷人且不乏附会的“造神”叙事,李宏卓越听越不安:“外面炒得很热时,我们自己更需要理性,千万不能跟着浮躁起哄。”

他不赞成个别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过度简化过程、放大细节,对于“最牛风投城市”的网红标签不以为然。

“有的官员喜欢这样说,无非想证明看得更准、更有水平!”李宏卓颇为忧虑地说,“一旦误导公众形成共识,可就麻烦了。”

早在十多年前,合肥决策者就深刻认识到,合肥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化、社会化推动,龙头企业带动和上下游产业联动。

刚刚调任黄山市委书记的原合肥市市长凌云,在阐释“芯屏器合” “集终生智”的产业布局时,曾将“合肥模式”解读为找准产业方向,尊重产业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在产业培育阶段政府会雪中送炭,企业最终还要靠市场自主发展。”对于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经济,如何与市场有效分工的疑虑,雍凤山向记者解释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逆光看合肥,政府的作为不是取代市场,而是保证市场更加有效。如何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逻辑,合肥的生动实践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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