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退位后对李世民态度（退位后的李渊日子有多难过）
在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发生在家族内部、兄弟叔侄之间的权力斗争层出不穷。
而在这些斗争中落于下风的一方，往往不得不迎接失败者的命运。
在这个问题上，玄武门之变后的李渊特别引人注目，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经历的斗争发生在血亲父子之间。
玄武门出事之后，从皇帝变成太上皇的李渊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正史、野史以及传说中，留下了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他困居深宫，虽然保留着太上皇的名头，但实际上等于被软禁。
有人说他被迫交出了一切干预政事的权力，穷极无聊，除了养孩子之外啥都做不了。
甚至还有说法认为，他的好大儿李世民登基之后对老爹相当苛刻，甚至连他身边当仆人的宫女人数都要大肆克扣，完全不把太上皇的生活舒适放在心上。
看来，唐高祖李渊的晚年，真是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而最后一个说法之所以流传了千百年，实际上是从贞观二年中书舍人李百药的一封上书开始的。
这位官员向李世民上书提出，在皇宫的大安宫以及掖庭内，还滞留着数以万计的无用宫女。
这些宫女被关锁在深宫里，不但年年要耗费大量衣食，更重要的是滋生怨气，不利国家的祥和，应当想办法加以妥善处置。
李世民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便下令尚书右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人负责总揽，在掖庭西门办理遣放宫女的事务。
不少宫女因此终于得到机会，可以选择离开深宫，随便她们回归原本家庭或者谈婚论嫁，从此去过她们自己的生活。
这件事情看上去倒也并不算特别奇怪，关键就在于被放出的宫女主要来源于大安宫，这并不是李世民自己居住的宫殿，而是两三年前刚刚被赶下皇位的太上皇李渊的居所。
这样一看就很微妙了，考虑一下封建王朝的时代背景，这实际上就是一桩“儿子掌握大权后，克扣老父亲生活费”的行为。
把大安宫的宫女大量放出宫去，怎么可能不拉低李渊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真相如何呢？李世民的这一命令，真是为了针对李渊才做出来的吗？
古代人认为遣散宫女有助于驱散怨气，因此不少封建帝王会选择这种做法来祈求上天保佑，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仁政”。
古代那些被幽闭深宫的宫女可怜到什么程度？《资治通鉴》中就曾经记载过一件发生在唐中宗时代的小事。
唐中宗李显有个外号叫做“和事天子”，这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威势的皇帝。
景龙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元宵节，他和韦皇后突然来了兴致，于是夫妻俩就微服出宫到街上去看灯、享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可能是灯火辉煌、万家欢乐的场景让皇帝心情很好，他顺势就下了另一道命令，恩准那些多年被困在深宫里的宫女也可以出宫去看灯。
这样一来，数千名宫女如同困鸟出笼，纷纷走上街市去观灯行乐。
唐代的长安本来就繁华美丽，这一来“灯下看美人”，佳节胜景就更加美丽了。
可是等到这么一个欢乐的元宵佳节过去之后，问题出现了——原本获准出宫的数千宫女，并没有全部返回。
按照史书原文的说法就是“多不归者”，不少宫女有了出宫透气的机会，就干脆逃走了，不愿意再回到深宫里去。
正因为宫女的命运如此悲惨、人在宫里跟坐牢差不多，历代封建王朝才会将遣散宫女作为一种“仁政”来推行，也算是一种常规。
李世民自己也曾经在《放宫女诏》中表明态度，他认为宫殿中需要用到的宫女数量应该有一定的规定，之前是由于隋朝末年过于荒淫享乐，才造成了大量宫女被幽闭宫中的现状。
这些人既不得不与父母亲族分离，又没有办法伸展自己的天性，“悯兹深闭，久离亲族”。
所以上位者才推行遣散宫女的诏令，让她们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各遂其性”、“任从聘娶”。
仅仅是在他上位的武德末贞观初短短数年之间，他就至少批准了两次大规模的遣散宫女行动。
这些事在《唐会要》、《资治通鉴》等不同史籍中都有记载，足可互相作为参照。
第一次放宫女发生在武德九年，李世民正式即位后不久，他就公开发布诏书，从中宫放出了超过三千名宫女。
后来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了一首《七德舞》来赞颂太宗的功业，其中有“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句子，说的就是这件史实。
第二次主要针对大安宫的放宫女行动，发生在贞观二年，也成为千年之后唐太宗被诟病“苛待老爹”的一大因由。
然而实际上，李世民之所以决定放出宫女，显然有着更多层面的考虑。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刚刚上位，而且还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这样的非常途径上位，实行仁政稳定局面、安定人心，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其次也是因为唐王朝建立不久，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人口繁衍来作为基础。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在贞观元年还曾经下了另一道诏令——命令州县出面操办，为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五还未能嫁娶者解决婚姻问题；如果本人太穷无法结婚，同乡的有钱人和亲戚还必须予以资助。
至于克扣一下已经失去权柄的老父亲，并不见得是他的主要目的。
此外，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可以作为旁证：遣放大安宫宫女一事发生在贞观二年，而李渊，却是从贞观三年开始才搬进大安宫的。
当然，即使减少宫女人数并不能成为李世民苛待父亲的有力证据，也并不能反过来证明李渊退位之后过着非常舒心顺意的生活。
封建时代有着“天无二日”的说法，事关最高权力的争夺，几乎个个都会拼到你死我活。
即使争夺双方亲如父子兄弟，往往也不能例外。
“太上皇”这个词通常专门用来称呼退位禅让的皇帝，或者现任皇帝仍然在世的父亲。
从家族伦理来说，太上皇的辈分比皇帝更高，但从权力角度来说未必也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人放着皇帝不做去做太上皇？有的是因为觉得自己辛苦了好多年，打算清闲享受；也有的是因为在权力层面已经压不住继任者，不如干脆在形式上做得好看一点。
而唐高祖李渊，显然不属于前者。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太上皇李渊虽然占着纲常伦理的制高点，但却并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最优越的晚年生活条件。
史书记载，玄武门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的六月，但在尘埃落定之后，李渊并没有立即就失去他的皇帝之位。
李世民当上了皇太子，同时获得了听政资格。
两个月后，李渊给老心腹裴寂写下手诏：“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主动发话说自己要当太上皇，实际就是表示了决定退位的心思。
李世民继位的地点是东宫显德殿，这也是个很不寻常的细节。
众所周知，“东宫”是太子的居所，一度成为太子这个身份的象征。
所谓名正言顺，李世民登基为帝，自然也就不应该在继续待在太子的居所。
这也证明在权力交接的初期，李渊并没有从一直居住的地方搬走，而李世民虽然已经上位皇帝，却仍然住在东宫旧居。
后世研究者通常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尽量不刺激自己的老父亲，另一方面确保父亲住在内宫，实际上也更便于控制观察，避免太上皇想着搞事。
一直到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太上皇李渊才迁居到大安宫。
大安宫的位置在宫城之西，理论上讲距离李世民的耳目较远，那么李渊的生活是否就此舒心愉快了呢？
倒也未必。
贞观六年，李世民打算到长安郊外三百里的九成宫去避暑。
这一计划遇到了来自不少大臣的谏言劝阻。
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的劝阻还比较委婉，因此李世民只是对他解释自己“有气疾”，因此打算离京避暑，又赐予他五十匹绢奖励他的进言。
监察御史马周的上书就比较不客气了，这位官员认为，太上皇居住的大安宫本来就地方窄、房子小，气派不够，“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
而且天气暑热，太上皇都还在长安忍受暑热，皇帝陛下您却顾着自己要去避暑，显得很不关心长辈的舒适，这合适吗？
需要注意的是，在几乎整个贞观时代，群臣往往都乐于劝谏皇帝不要耽于享乐、应当爱惜民力、不修或者少修宫殿。
然而马周这次进言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宫殿不够高大不够好，应该下令拨钱去扩建。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大安宫的居住环境确实不够好，连这些整天念叨要俭省俭省再俭省的大臣都看不下去了。
马周进言之后，史书记载李世民的反应是“上深纳之”。
虽然如此，是否就真的花钱给李渊修了更好的宫殿，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总而言之，太上皇通常会获得优越的享受条件，这是从尊崇伦理、为天下做出表率以巩固皇权的角度出发的。
不过一旦遇到李渊李世民这种曾经父子反目的情况，待遇就往往是另一回事了。
李渊在被时势所迫、交出权力之后，虽然物质上未必会遇到太大的匮乏，但精神和情绪上不可能和自己当皇帝的时候一样自由随心所欲，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既不能再插手政事，也很少出去游猎，李渊晚年的大部分生活轨迹可以用“深居简出”来形容，兴趣也投注到了内宫享受领域。
在史书记载中，晚年李渊的出场通常都与李世民连在一起。
最常见的记载就是某年月日，皇帝前往鱼龙川、昆明池等地去打猎，回来之后把打到的猎物送到大安宫；或者是某个意义重大的场合，太上皇到城郊检阅军队，皇帝“随行”。
从贞观六年底开始，也许是因为长久的时间足够修复曾经破裂的关系，也许是因为李世民不管在内政外交哪个领域都做得足够给老爹“长脸”，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显得好转了很多。
十月份的一天，李渊在大安宫举办家宴，李世民带着妻子儿女亲自给太上皇献上饮食衣物等等物品，这顿饭一直吃到夜深才散场。
到了宴会结束后，李世民还几乎亲自送老爹的车驾回宫，李渊则表示不同意。
双方推让的最终结果是各退一步，由皇太子李承乾代父尽孝，亲送爷爷的车驾回宫。
更盛大的场面出现在贞观七年，当时唐王朝最大的外患突厥已经被击溃，突厥颉利可汗也被带到长安，“天可汗”的尊号四处传扬，唐朝的声望冲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一年的年底，李世民先是到芙蓉园游乐，又去少陵原打猎，回宫之后，他又以太上皇的名义在汉朝未央宫的旧地举办盛大宴会。
参加这个宴会的不止唐王朝内部的高官贵戚，还有来自周边的归附部落首领。
在这个彰显王朝外部力量和影响力的重要场合，太上皇李渊显然兴致很高。
他首先下令让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助兴，又叫南蛮酋长冯智戴现场作诗，最后笑着评价“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李世民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情商，他首先将四夷来朝的成就归于太上皇的“教诲”，又表明自己绝不会像当年曾经在此地设宴的汉高祖那样、对待太上皇“妄自矜大”。
自然这场宴会也就获得了完美的结局，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高兴。
不过，先是失去地位、不得不住在长安，又在宴会上被人叫出来跳舞的颉利可汗就开心不起来了。
第二年的正月间颉利就病逝了，也不知道他的突然逝世，和这场宴会有没有关联。
而李渊即使在未央宫的盛大宴会上享受了一番尊荣，他的时日也已经不多——就在这场宴会之后不满两年，年过七十的李渊就一病不起，病逝于垂拱前殿。
在他死后，被安葬在长安郊外的献陵，谥号则随着时间增长而越来越长。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唐高祖李渊被增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谥号长度达到九个字之多。
只是不知道李渊如果泉下有知，对于自己的一生起伏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
《唐会要.卷三》（宋）王溥
《资治通鉴.唐纪九》（宋）司马光
《册府元龟.卷四十二》(宋)王钦若等
《新唐书.本纪》（宋）欧阳修、宋祁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