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文化的传承：四十年的春晚落寞史

1983年的第一次“春晚”，是没有专业主持人的。

王景愚是一个戏剧演员；刘晓庆自然不用多说，到现在依然能知道她的那些风光历史；马季和姜昆是说相声的。

王景愚、刘晓庆、姜昆、马季

就他们几个业余主持，撑起了这一次家喻户晓、并且传到如今的春晚，春晚，也成了人民大众在这最具传统特色节日里的标配。

它风光了近二十年，席卷了九零后之前的所有人。它也落寞了二十年，那些零零后对它不屑一顾。

哪怕到如今，即便我们这样的八零后，也只是听到电视机里播放的声音，目光里却没有了当年的那般眷恋！

说到底，不是它的本意变了，而是所有人和物都变了，包括节目里面的那些艺人、主持人、舞台布局……当然，还有全国的观众。我们的娱乐方式，不再是一家人吃着年夜饭守着单一的电视机，我们更关注我们的朋友圈，刷抖音小视频，在里面寻找那更贴近我们的那种生活。

春晚，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她落寞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时代的更替，群体的观念转变，当然，也有她自身的诸多局限。

想想那些年，我们守着电视机，等着赵本山，盼着郭达黄宏宋丹丹，惊讶于陈佩斯吃了十多碗面、笑翻在了海南岛和吐鲁番……那时我们很差钱，却从来不差春晚给我们的快乐，一曲《难忘今宵》，这一年就结束了，收到了几毛钱的压岁钱，欢天喜地睡了觉。

她的四十年，是成长到中年的困惑，也是一种对于家庭的责任，就像面对着长大了的孩子们，自己却没有了曾经极容易达到的成就感，又不得不一直坚守着这个家，这个最传统的节日。

一、第一次春晚的曲折往事

早在1982年的11月，时任央视台长的王枫就琢磨着一个事，快过年了，今年我们央视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办个大型春节联欢晚会。

既然是联欢晚会，就得由文艺部门负责搞起来。

于是，他一个电话就打给了还在办公室瞎忙乎的黄一鹤，因为黄一鹤是文艺部歌舞组的导演，告诉他有个事很急，你马上来一趟。

老黄一进门，王台长就发话了：“老黄，这不快到年底了，我想搞一个节目，不仅仅局限在我们内部编排，还要陪全国观众过个年。”

黄一鹤一听，这可是个大事，关乎全国人民迎新年的喜庆日子，可不得搞得热热闹闹？表示自己文艺部一定上阵，拿出压箱底的绝活。

谁知，王台长随口就把这个重担甩给了他：“这次迎春晚会就交给你了，怎么样？一定要把它办好。”

就这样，黄一鹤赶着鸭子上架，立马在自己办公室开了一个“春晚”碰头会。会上有人出点子，说可以让观众也参与进来，进行电话点播和有奖竞猜。

这是个好办法！

但问题来了，如果观众现场参与，就不能录播，必须得现场直播才能有效果。

而早年的许多节目，都是采用录播的方式，让节目呈现得更完整，即便那时的《新闻联播》，都是录播的。

曾经也有过直播，那是在文革之前，可是文革期间，直播节目发生过一次意外，一度被批判，直播也全被变回录播，1982年之前的晚会都是录播。

这可不能擅自决定，必须向上面请示。王台长知道后，思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通知黄一鹤：

“就现场直播！”

而这样的大型直播，这主持人又成了个难题。

恰好，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正好和央视是一个大院的，里面的姜昆和马季是相声这种语言艺术的领军人物，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完全有能力控场。

黄一鹤当即找到二人，结果三人一拍即合。

可是问题又来了，台里很多人认为，找他们二人当主持，不对味儿呀，他们是说相声的，堂堂央视，应该更庄重，不应该瞎胡闹，马季太俗，姜昆太嫩，弄不好会出政治问题。

这个事再次反映到王台长身上。

这不是过年嘛，干嘛要办得像播新闻？只要全国观众能过上一个欢乐年，就不会出啥事，再说，这两人都是文革以来的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还曾被评为优秀青年代表，政治上也没问题。

随即提笔一挥：同意！

这个晚会阵仗可不小，而且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内容包含歌舞、戏曲、相声、短节目表演（那时还没有小品一说），就这两个人，可能忙不过来。

节目组才又联系了青年艺术剧院演员兼编辑的王景愚，光是男的还不行，所以又找来了在电影《瞧这一家子》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的刘晓庆。

于是，春晚四人组合主持的模式多年被沿用。

大年三十晚八点，83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登场，四位主持人同台亮相，赵忠祥致开幕词，公布晚会的热线电话和有奖竞猜细则，晚会艺术顾问侯宝林讲话，四个主持人代表所在行业向全国人民拜年……

这一拜，如今已走过四十年，陪伴了全国人民四十年！

那四部电话，承载起了数亿人的激昂情绪……

开播的前一个星期，王景愚拒演小品节目《吃鸡》。

马季说：“十几年时间，老百姓都没怎么乐，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相声这么受欢迎？就是大家需要欢乐嘛。咱们搞晚会胆子要大一点儿，让大伙乐就好了。”

王景愚却放不开，听了马季的一席话，沉默了半天，一直不敢松口。

因为自己早在1962年和1963年表演过这个节目，当时连周恩来和陈毅都笑得抹眼泪。可是文革的时候《吃鸡》受到了所谓“笑里藏刀”的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代表，王景愚多次被批，到这次春晚依然心有余悸。

黄一鹤和副导演杨勇不得不再次把难题丢给了王台长，得到了领导批示，王景愚才终于松了口。

王景愚无实物表演吃鸡画面

王景愚也因为在春晚表演这个节目，红遍大江南北。

要说那时的大众喜好，无非简单的追求一种欢乐，正如马季所说，十几年时间了，老百姓都没怎么乐。那时的日子，都在田间地头，所谓欢乐文化，也不过是工友们或者乡亲们彼此间的几段笑话，看不了几本书，识不得几个字。

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文化的深沉意义，而是眼下的一日三餐，来年能否还有点口粮，这个二娃到底该躲在哪里生。

过年，那似乎都只是让孩子们吃两天肥肉解决一年的嘴馋。

在这样拮据的岁月里，哪里还有那么多高雅的追求，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欢声笑语又该从哪来？

春晚的成功直播，无疑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风向，时代在改变，人们心中也会燃起对未来的憧憬。

就拿《吃鸡》来说，它符合了平民百姓对物质的追求，本身就是对年味儿的一种诠释，无需高雅也能自得其乐。

只是那时候有电视机的家庭不多，许多农村百姓还没能感受到春晚的魅力，也注定了春晚会有很长的一段发展空间，欢乐的年味儿是不变的主题。

二、大放异彩的语言类节目

从1983年春晚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开始，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所有观众过上一个欢乐年，节目内容丰富多样，对节目的审核并没有过多的“政治正确”因素束缚，特别是语言类节目，可以针砭时弊，可以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讽刺。

在1984年，马季一段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毫不客气地讽刺一些企业的种种恶劣营销。

“你不抽我的宇宙牌香烟，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年轻人都搞不上对象……”

这一连串荒唐的因果关系，赤裸裸地展现出企业为了利益，毫无下限的恶意营销。

赵丽蓉和巩汉林的《打工奇遇》和《如此包装》，都是在讽刺社会乱象。

人们在乐的同时，更是对这种乱象心领神会，对这样的节目拍手叫好。

虽然是讽刺类节目，但它带给我们的却是无数的笑点，让这本该让人憎恨的现象，经过如此包装，变得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弊端，而人们往往对这种敢于揭露真相的表现形式更为青睐，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言类节目都是独领风骚，成就了一段辉煌岁月。

早在1987年的时候，姜团长带着队伍到铁岭演出，却吃了瘪。他不明白，自己可以逗笑全国观众，居然无法逗乐铁岭人，不得不找铁岭老乡取经，老乡对他说：

“你们这些节目有啥可乐的？跟俺们乡的老赵一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姜团长一听，铁岭竟然有这么一号人物，必须得好好学习学习，一帮人就买了票，去看老赵演出。

一开始还绷着个脸，谁知，还没到一半，自己就笑得浑身乱颤，一回到北京就对央视的人说：

“赵本山是个人才，一定要把他安排进来。”

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结果春晚组没让他过，气得他一个人把带去找关系的茅台酒吹了一大瓶，回去就对铁岭团队说：“东西送了，没用。”

本以为没戏了，不料节目组还是让他在哈尔滨分会场演了一出《跳大神》，搞得全铁岭人都知道他要上春晚，大年三十都等着他出场，结果一直没看到他人。

最终给他的理由是：现场录音不合格。

1989年，他带着《老有少心》去投标，拍的挺顺利，结果中途有人看了说，东北口音太浓了，又败了。倒是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火的不像话，都是东北话，没啥问题呀！

终于，在第二年，《老有少心》才改名《相亲》，老赵开启了在春晚的长虹之路。

这一时期，小品是赵丽蓉的天下，老乡黄宏、潘长江、巩汉林都霸屏春晚好几期，年年搏杀，他老赵的路还长，要跨越他们，只能多露脸。

直到《刘大叔提干》，老赵的活儿才被人们津津乐道，就连他头上的那一顶帽子都成了最佳配角。

陈佩斯和朱时茂，春晚第二期就因《吃面条》成了春晚的最佳组合，继续发扬了王景愚《吃鸡》的风格，把观众逗得四仰八叉。

冯巩和牛群，接棒了姜昆和马季，成了春晚相声节目的常客，几十年都不曾落下。可是他俩没能延续相声的辉煌，被小品逐渐蚕食，但在整个春晚历史中，也算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熟悉历届春晚的人或许都有这样一种体会，他们早中期的节目似乎更能深入人心，越往后，越不是那个味儿了，抖包袱越来越少，笑点也越来越少，说是江郎才尽，却不尽然。

更大的原因，还是审核越来越严格，很多时候，一个节目过审了，在排练的时候一样会被刷下来，为了不被卡掉，只好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改，最终改得寡淡无趣。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警察与小偷》，屡次审改，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几乎被删掉了一半的包袱；《王爷与邮差》本来还有一段声效光碟，而现场并没有播放。

当陈佩斯一下台，伤心落泪。每一个完整的节目，就像他们的孩子，被这样阉割，都是心痛。

即便是老赵的《刘大叔提干》，原本是讽刺“马乡长”的，把公款吃喝和贫困学校联系到一起。这个小品都在基层试演了好几遍，过了几次审核都没问题，可到了除夕，导演忽然说，有人看了不高兴，讽刺乡长是不可以的，差点被毙。

为了保住节目，老赵不得不接受修改，把“马乡长”换成了乡镇企业的经理；

那个“扯蛋”的包袱也差点被掐掉，可是丢了这一段，整个节目都不好笑了，只好加进去。

在原稿里面，范伟说：“甲鱼蛋大补，要留给重要的客人。”老赵的台词是“四个重要的客人三个王八蛋，这我分不了。”然而这两句台词，是无论如何不能送进观众耳朵里的，我们听到的就只有那句：“我到这里啥都没学会，就学会扯蛋了呗。”

越往后，这样的节目越被严格要求。

到了今年，沈腾的那个小品《坑》，让我们多少感受到了里面的讽刺意味，讽刺对象也相当明确，但这个节目却没被掐掉，因为它更像在传递一种信息: 躺平式的为官作风要杜绝。

它所要传达的不是讽刺，而是一种遏制毒瘤的恒心，因导向正确而正确，就连官方都站出来为它说了话。

可以说，春晚的前二十年，就是小品的天下，而它的这份荣耀，并非一帆风顺地为了逗乐众人而不受任何限制，局限它的因素一直存在，它的路也注定要经受很多因素的考验。毕竟春晚是一个国家的舞台，代表的是一种主流价值，稍有不慎，所带来的也会演变成一种阶级矛盾，与和谐不符。

这也可以看出，春晚的价值导向，是时代发展的晴雨表，人们需要欢乐的时候，她会谋求欢乐，社会需要正确导向的时候，不至于娱乐至上。

春晚开始之初，人们曾陷入长期的斗争之中，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饱受了很长的压抑期，迫切需要心里有一个突破口，人心就是民心，时代的洪流。

当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性的欲望也在膨胀，娱乐呈现多样化，在这燥热的年代，我们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让人与整个社会的矛盾弱化，整体的健康发展才是最稳妥的路。

如果说对语言类节目要求越来越严格是对春晚的局限，让她走向衰落，那么，其它的歌舞文娱却展现出大众文化品味的更新迭代。

它体现了好几代人不同的文化需求。众口难调，短短的几个小时，根本体现不出各个年龄层人们的需求，加上用心表演的太少，寻求“春晚”名声的人太多，为了表演而演，年味儿早已远去。

三、一直不被观众重视的歌舞戏曲表演

歌舞戏曲类节目，在我们的发展史当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古诗词一样，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沉淀。

只是到了现代，娱乐更加泛化，能让人们娱乐的方式有很多。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网络的发达，世界的窗口向每一个人打开，传统文化也就随之涌向世界，发光的继续发光，更多的却是被全新的世界稀释，变得难以为继。

要说被稀释得最惨的，无疑是戏曲类文化，它很难达到商业化，这是它的局限。

在电影电视之前，戏曲类文化就是娱乐界的半壁江山。京剧、黄梅戏、越剧、豫剧、评剧，还有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剧种，诸如川剧、昆剧、粤剧……在整个历史当中，跨越千年，说学逗唱、兼容舞蹈和乐器演奏，无所不包。

这一灿烂文化，最终被科技与泛娱乐弱化，不断出现新的转变，走向了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只有那些经典曲目和表现风格被一直保留。说起川剧，你就会想到变脸，说起其它剧种，你就只知道《女驸马》《贵妃醉酒》《梁祝》《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牡丹亭》这些经典名段，很难再出新的好曲目。

也不是它不想出，而是现在的人根本不想看，完全没有娱乐效果。能够对戏曲类节目感兴趣的，除了那些岁数比较大，感受过曾经戏曲带给自己的回味的人之外，就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戏曲传承的专业人士。

前些年的春晚，戏曲类节目一直出现，老年人听得津津有味，后辈们则专心玩扑克牌，甚至连插播广告都比不上。越往后，怀念戏曲的老人越来越少，它就更没人关注了，戏曲类节目的分量也就越来越少了。如果不搭上巧妙的故事情节，现代的风格元素，戏曲，真的很难往前走……

与戏曲一样不被重视的，还有传统舞蹈。

舞蹈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美感，杨丽萍的《孔雀舞》之所以能红极一时，就是因为她展现出了一种极致的美，让人们在享受的过程中去感受舞蹈传达的意境。

可是真正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舞蹈少之又少，当你看舞蹈的时候，或许看女演员的脸蛋远比看舞蹈本身要多得多，这也难怪，很多学舞蹈的艺人都去拍电影电视剧去了，舞蹈，只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太小众了。

哪怕他们在影视剧里跳上一段，在导演摄像机和剪辑师的刻意编排下，秀个身段和脸蛋，也比在专门的舞蹈台上表演一曲完整的舞蹈吸引人得多。

谁曾想过，在古时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这一极致的美。

而今，没有流量明星在舞蹈里扭动身姿，光靠传统展现艺术的高雅，即便是很好的舞蹈，也没几个人能认真欣赏。

我不知道，今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春晚舞蹈《锦绣》，真的是一出难得的佳作。

该舞蹈节选自舞剧《五星出东方》，表现的是汉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整场舞蹈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就像听到了远古的钟声，把所有人带向了那个辉煌的历史长河。

或许很多人看着觉得挺奇怪，她们的舞姿不算婀娜，更像木偶戏一般，顿挫明显。但我觉得很新奇，它就像在捕捉曾经的每一个画面，既是舞蹈，也是历史的镌刻，就像走进了敦煌莫高窟壁画，四处闪现历史的灿烂历程。

舞蹈和戏曲一样，你需要热爱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而今的我们，可能早已没有了那样的闲心去揣摩，我们的兴趣、审美，一直走在大众化的洪流里，早已被快餐文化掠夺得七七八八，亦或被手游的各种套路折腾完了闲暇时光。

这不是谁的错，这是资本谋求生存的本能，人性的劣根被资本牢牢掌控，每个人都想掌控别人，又都被资本利用。

四、流行歌曲的高光时刻

春晚除了语言类节目大行其道，歌曲类节目因为自带明星流量，依然备受关注，不论哪个年龄层，似乎都有他们喜欢的歌手。

1983年的那一次春晚，最引人瞩目的不是语言类节目，而是李谷一的那一首《乡恋》。

在晚会刚开始不久，负责电话记录的小女孩端着一个盘子走进了导演间，盘子里堆满了点播条，这些都是观众热线打来的。

黄导打开一看，我滴个乖，几乎都是点播李谷一的《乡恋》，黄一鹤有点难办了。

这首歌在1979年刚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甚至被列为禁歌，当时文艺界还承受着“文革”的余波，所追求的依然是那种“高、快、响、硬”的面向性歌曲，《乡恋》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尽管全国许多观众对它非常喜爱，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

黄一鹤看了一眼坐在观众席上的吴冷西（时任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那身份，相当于文化界的一把手），黄导朝小女孩递了个眼色，让她去找“那个老同志”。

第一次，吴老摇了摇头，将盘子放到了桌面，没答应。

没过多久，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要求唱《乡恋》，黄导又给支到吴老那里去了，吴老又是摇头……

折腾了好几次，吴老也喊坐不住了，心一横，直接进了导演间，猛地一跺脚：

“黄一鹤，播！”

李谷一后来万分感慨，当她听到姜昆拉长声音播报“乡——恋——”二字，心里涌现了三个字：解禁了！

正因为这一次松口，许多的优秀歌曲才得以走上央视，李谷一的那一首《难忘今宵》也成了春晚跨年的必播歌曲。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港澳台的歌手也都有了在春晚亮相的机会。

1984年张明敏带着《我的中国心》首次唱响了东方之珠游子的思念；1987年，台湾的费翔带着阴郁的眼神，穿着艳丽的西装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偶像，90年代后，港台歌曲风靡全国，很多港台艺人登台献唱。

国内的歌手也是百花齐放，新人旧人同台演绎。我们看完相声小品，就等着看自己喜欢的歌手亮相，不管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能找到他们熟悉的名字。

同样，许多新人因为上了春晚，一夜之间，身成名就。就连董洁，没在里面唱歌，也没表演其它节目，就因为和谢霆锋在2000年春晚扮演情侣之后，被张艺谋看中主演了《幸福时光》，一跃成为演员。

这些流行歌曲之所以能红火春晚，离不开音乐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更多的是信息闭塞太久，改革开放突然打开一扇窗，流行音乐就成了主流，想想2000年前后那一段时间，谁还不喜欢唱歌？谁的单放机里没几十首动听的歌？

那些年，年轻人闲暇做得最多的就是三件事，网吧、听歌、谈恋爱，没有一件事是音乐不能参与的。

可是近年来，音乐也不能带给民众快乐了，很多歌曲都是惊鸿一瞥，能值得回味的，都是那些老歌手留下的经典。

华晨宇就这样说：整个世界的流行音乐都在进步，但我们的华语乐坛还在崇尚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音乐，总得有人站出来，引导大家往前走……

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后来人真的引领了华语乐坛未来的路，我们一直还在缅怀过去。

是悲还是喜？

没有答案……

今年的春晚，没有一首像样的歌，就像这些年，难有出现过夺人心魄的作品。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五线谱太狭窄了，阻碍了音乐的创新之路，来来去去，都是抄袭和模仿……

我们早已对音乐失望，春晚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期盼。

五、春晚到底该让我们感受什么？

如果说早年的春晚，是为了和人民大众过上一个欢乐年，那么到后来，春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节目，只是为了春晚而安排，就像我们餐桌上过年离不开的香肠腊肉，东西还是那几样，却只吃了个回忆，没有当年的那种大快朵颐。

当陈佩斯在舞台上挑面死撑的时候，我们觉得那面条一定很好吃；

当王景愚空口展现出满口鸡肉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真的在吃一只鸡；

当赵本山宋丹丹和老崔一起坐在台上闲话家常，聊《昨天今天明天》的时候，就像电视机前的每一个家庭，嘀咕吵闹却又无比欢悦；

当跨年的钟声响起，我们的压岁钱也终于有了着落……

我们的每一个新年，都怀着无比美好的想象，却又总在不尽如意的氛围中结束，越长大，这种失落感越明显。

是生活的逐利本性让我们失去了那种原始而纯粹的快乐。只有孩子们的笑容来自于内心，成年人的笑容就像人前的一场戏。

春晚，也从一开始的凭娱乐精神陪大家过年，逐渐走向资本陪大家过年。

我这样说，并非无端指责春晚因资本名利的注入才变得寡淡无趣，我只想问问资本与名利，能不能多走心，少来那些为了露面而尬演的无聊编排。

自从九十年代起，春晚成为千家万户的必看节目，当年的那些老艺人，老的老，去的去，他们怀着一颗陪全国人民过大年的美好心情，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回忆。

同时，春晚也成了许多新的演艺人谋求上位的流量池，能够上春晚，就像获得了官方认证的金字招牌。

四十年了，春晚的历史，就是新旧文化产生出的断代史，到如今，再也没有当年的盛况。

当2009年，老赵带着徒弟小沈阳和丫蛋走上春晚，我们看到的除了《不差钱》的搞笑片段，也看到了不差钱的娱乐圈，小沈阳一夜成名，走上了捞金的路，早已没有了当初唱二人转的苦逼经历，初心何来？

也是从小沈阳落败之后，我们才知道，人们的情怀是资本无法满足的，它始终需要实实在在的内容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也是在那之后，我们感受到了春晚年味儿的消失，因为老赵不来了，赵丽蓉也走了，李谷一的那一首《难忘今宵》都只留下音像，郭德纲的俗气不入央妈的法眼，老郭心也凉了，专心在自己的生财之道上面，冯巩、宋丹丹、陈佩斯、范伟、黄宏这些老艺人，早已被多年的春晚磨得精疲力竭。

那些后起之秀，都是名人，而我们似乎只听了个人名，他们的节目，把我们的年味儿变得没盐没味儿。处处说过大年，处处在瞎折腾，完全找不到过年的感觉。

网上有一个梗，说这一年的春晚观众是最不配合的观众，没把气氛活跃起来。

不是他们不配合，是他们压根就没感觉，这一届的观众，真的不好骗。

资本的不讨喜，怪不得观众。

当年马云把集五福送上春晚，紧跟着马化腾和李彦宏这些资本大鳄都来玩这一套。

你们不差钱，我们也不是就差你那几块钱的娱乐方式。我们宁可玩着你们研发的《王者荣耀》，在抖音快手里翻看各地的人间烟火，也不愿意在你们安排的跨年聚会上停留。

资本在春晚里做错了什么？他们似乎忘了，春节，永远是中华民族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她来自于民间，也积淀在民间，逐利的心思，是没有多大人情味儿的。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无法敷衍的宏大命题！

不走进民众的内心，春晚就只会沦为资本参与的一场表演秀。

但话又说回来，罪不在春晚这个舞台，是资本掠夺了她的本来意义。

能走进春晚的，大多是流量，新晋的艺人需要给自己增加曝光率，想要谋求更多机会的流量明星需要给自己镀金，资本企业要在里面打响名号……

于是乎，他们都为了正确而正确，颇有些低级红，实则高级黑，实力才是真本事。

这样一来，留给普通民众的快乐又能有多少？

或许春晚也想走近民众，利用明星流量来吸引普罗大众，毕竟明星艺人总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可是这种饭圈文化口味儿不一，并不是所有人都吃这一套。那些追星的青年男女，终究会长大，面对实实在在生活，明星艺人对他们而言，也终会告一段落，我们的快乐依然要从内心去寻找答案……

每个人，在资本的洪流中都会觉醒，资本的诱惑永远解决不了寻常百姓的思想转变，生活才是我们的全部，人间烟火气，才是每个家庭永恒的主题。

年味儿，一直都在，抓不住，只能感悟……

烟花来了，春晚，你还能回来吗？把春晚归还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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