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很少人离婚（建国后的两次离婚潮）

/漫游中国女性心灵之旅的思考/

裸浴[文化散文]

作者：蔡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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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听懂自己的真实内心，然后让自己活在这内心的和谐流畅之中，这就是女人的“幸福”了。

、——匡文立“网易女人十日谈女人”

我想我应该坦白一点，那就是在写作这本书的期间，我的心里始终徘徊缭绕着一首我愿意终生长吟不绝的歌。歌不长，只两句：

骑马挎枪走天下，

马背上有酒有女人......

——蔡磊·《裸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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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浴[文化散文]

|卷三 •自然之旅|第九章：永恒的追求 永远的天性|

——对一个名词的专门阐释——多情如何不丈夫

——建国后的两次离婚潮——远处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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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新厌旧人所不齿此乃共识。但你要换个角度，比如说从弃旧图新寻求发展的眼光看，陈世美是否还该被杀，还该被包老爷的狗头铡开开合合起起落落铡了一次又一次，直铡得没完没了无始无终？

秦香莲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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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两次离婚潮

可能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有过这样的提法，但这样的提法应该是毫无疑问能够成立的。

我相信我的眼睛和扛在肩膀上的我自己的脑袋，同样的，我也相信那些做为过来人的前代作家笔下的那些描绘时代风云变幻的作品。

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我所说的第一次离婚潮就是在这前后开始并形成的。

这自然是有理由的。而且那理由你也不能说不正当。甚至，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也未尝不可。

还记得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吗？

还记得里边的那个排长陈喜吗？

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弥漫着浓厚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不仅闪烁在大上海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成了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象征，就连陈喜本人也成了开始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下水，需要在背上猛击一掌以促其猛醒的意志薄弱者的典型代表。

而那个脸色黝黑的怒目金刚，那个被窗外闪烁的霓虹灯搞得成宿成宿睡不成觉的班长赵大大，又引起了人们多少善意的理解的笑啊。

做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先行、主题突出的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锋芒所向自然是极其鲜明的——尽管现在看起来它只不过是那出老而又老的《铡美案》在新时代下利用新技术并塞进了些新时髦的翻版而已。

一出《铡美案》人们之所以唱了一年又一年，唱了一代又一代，关键就在于陈世美其实是杀不完的。

喜新厌旧人所不齿此乃共识。

但你要换个角度，比如说从弃旧图新寻求发展的眼光看，陈世美是否还该被杀，还该被包老爷的狗头铡开开合合起起落落铡了一次又一次，直铡得没完没了无始无终？

对建国后第一次离婚潮就可作如是观。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几乎就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代名词，时间也长达近三十年。

这样，当我们终于夺取政权，由乡村进驻城市之后，我们队伍中许多人的婚姻便成了一个突至前台的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农家，当年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完成的婚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本能的过程而和感情压根就不搭界。再加上已离乱多年，有些人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都忘了呢。还再加上乍一进城原本就有些眼花缭乱，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清纯漂亮的女学生来来去去说说笑笑……于是，该发生的，自然就都发生了。

卖身求荣抛妻别子还又死不认账的陈世美自然是该千刀万别的。可纯粹只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陈喜也该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吗？！

也许是我的出身多多少少跟那次浪潮有些关联的缘故吧，我总觉得建国后的那次离婚潮其实是有着极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它又是人类天性的一次大规模的直白通俗的演示。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七十年代中期，曾任过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其妻芭芭拉陪着夫君在北京生活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来她写了一本题为《出使中国的日子》的回忆录，在书中她对文革中的北京人的生活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骑车在北京转悠时，特别注意到大街上很少见到和我一样满头白发的人。我在作头发时顺便问起理发师傅，是不是中国人的饮食里含有能使头发不变白的东西。他大笑起来，指着架子上的一个小瓶子说，中国人的头发不变白都是因为用了这个小瓶子里的东西。意思是说，中国人的头发本来就是黑的，但其中有些是染的。这确使我惊异不已。在那些年月，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宽大的“毛式”衣服，衣着性别区分不大。但起码从染发这一点来说，人类爱美的天性在他们身上还没有被泯灭。”

当然，事物总是由正反两个方面构成的。我们之所以在前边要着意强调说，解放后的第一次离婚潮其实是人类追求美的天性的一次直白通俗的演示，是因为我们同时还知道，在这种也许是无可厚非的天性的演示过程中，在那种不无过份的直白通俗里，又引发了许多与美的天性相抵触龃龉的辛酸无奈苍凉尴尬……

我的写作并出版于一九九四年的长篇小说《情劫》里的一段描写，是否可以多少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呢？

那天文工队开完党团员和努力向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学习会后，她正和一群小辫子在肩上跳来跳去的女文工队员嘻嘻哈哈推推搡搡往外走，却被站在门口的队长和指导员满脸严肃地叫住了，“小王，你留一会，有任务。”

她停下来。面对着一黑一白肤色对比鲜明的两位文工队军政首长，她文静地低垂着头，心里却像闯进一只不安分的小鹿，一个劲地突突乱跳。她参军出来已经一年多了，尽管参军前她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可她总入不了党。原因呢，又总是“太任性，小资产阶级情调浓”。眼看着许多比她早参军和一些晚入伍的女伴们一个个都对着镰刀斧头彤红的旗帜举起了拳头，她不知暗地里哭了多少回。

她那时的痛苦和期待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后来回首往事，她都无法使自己相信：在自己年华姣好，风华正茂的青春期，折磨得她死去活来痛不欲生的居然不是其他，而是这些那时想来是神圣到极点的这些事。

这真的有些像神话。可这又是真的。爱情和这些事相比，只能也只配屈居第二。不明不白突然失恋的痛苦她可以忍，可以受，但迟迟不能入党的耻辱她却是不甘听之任之。

三天前，她刚向指导员递交了自己的第二十八份入党申请书，现在，队长和指导员一齐说“有任务”，能不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极了的消息么？要知道，离八月一日的建军节只有十天啦。也就是说，按着惯例，又该有些红彤彤兴奋的脸儿对着镰刀斧头的红旗热泪滚滚了。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甚至鼻尖上也沁出一层晶莹的细汗粒儿。她更低地垂着头，只盯住悬在肩前的自己的辫梢。这样，她便没能看见恰在此时队长和指导员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和眼神。

终于，指导员说话了，那叉着腰的慷慨激昂活像在做战前的政治鼓动：

“王一萍同志，我和队长受组织委托向你宣布：咱们师政治部高主任点了你的名，他想和你结为革命伴侣。你考虑考虑，先不忙回答。就这事，你可以走啦……”

“……”

她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整个人傻傻地站立着，平日里笔直的脊梁像是承受不了这突然的意外而扭弯了，活像一个可怜兮兮的问号。半天，她才说出一句话，声音却不像是自己的了：

“可是，可是我还不熟悉高主任呀？”

“可高主任知道你。”队长粗声大气的一嗓子噎得她半天出不了声。末了，她到底只能是低着头，转身蔫蔫怏怏地走了。

……文工队依旧是文工队，可她却整个儿像变了个人似地，一反往日的朝气蓬勃轻松欢快，总是不得不吃的时候才和大家一起去吃，不得不唱的时候才和大家一起去唱。稍有空闲，就那么僵直直地躺在她的只铺着一层黄军被的薄薄的木板床上，望着宿舍顶棚上雨水浸渍后留下的块块奇形怪状的黄斑，半天也不转一下眼珠，那情形就像是全世界所有的她自己无法解释不能解释的种种奥妙和秘密都在其中了。这种反常大家当然很快就注意到了。

队长去看了她。她摇摇头说没什么她只是有点累。

指导员去看了她。她摆摆手说不要紧她只是有些乏。

后来主任就亲自来看望她啦，她却什么都不再说，就只那么一味地哭呀哭呀哭呀，那种似乎要哭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哭法使得主任眉头紧锁还又一筹莫展，后来主任就按自己的思路理解了这个问题。

“让她哭吧，哭一哭也好，”主任对队长和指导员说：

“小鬼是在闹情绪呢。这说明她开始想一些问题了嘛！16岁的小鬼是不是嫌我已经34岁，太老了嘛……”

主任摇摇头，一脸的无奈与自嘲使他的笑纹里满是涩涩的苦意，“告诉小鬼，要是那样的话，以前的事就统统一风吹个屁的啦……”

（摘自旧作《情劫》第二章“风流父辈”）

而作家张弦在其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短篇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里，对这种颇有些拉郎配意味的审美活动这样描写道：

“当组织股长马秀花对傅玉洁直截了当地说，齐副师长‘相中了’她时，小傅一呆，惊慌地哭了起来。

“‘嗨！哭个啥！革命军人嘛！......难为情？怕丑？嗨，光明正大的事儿嘛！'马秀花严肃地说。她也是学生出身，上过一年初中，两年前参的军。参军不久就同吴政委结了婚。此刻，她以老大姐的口气开导说：

“'老齐作战勇敢、坚决，立过两次二等功——这你是知道的。今年三十三岁，年纪是大了点。可你想想，他二十岁上参加了部队，打鬼子，打老蒋，把青春都献给革命啦！咱还能嫌人家老吗？嫌他没文化，就更不该啦！旧社会念得起书的都是啥出身？他没文化，正说明苦大仇深，立场坚定。再说，要不是人家出生入死解放了咱们，咱文化再高还不是替反动派卖命？......”

小傅的头垂到胸前，两手揉搓着手绢。

“‘嫌老齐长相不俊？小傅，对这个问题，也要有正确的观点。什么美，什么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他脸黑，那是风吹的，日头晒的，战火硝烟熏的！咱无产阶级看来，就是美！那些地主、资本家用劳苦大众的血汗养得白白胖胖的，才最丑不过的啦！小傅，我知道你们知识分子，讲究个什么爱呀情呀的，其实呀，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的调调儿！毛主席早就讲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个人爱啥，恨啥，都是他们立场、观点所决定的。小傅呀，在这些问题上，你要很好地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哪！......'

“听完马股长的话，傅玉洁跑回宿舍，就蒙上被子啜泣起来。......”

两篇引文都没有涉及到结局，实在是因为后来的结局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要不然俄国的那个老托尔斯泰怎么会有那种语重心长感慨万千的慨叹呢？“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就是这样说的。

再后就是文革后的一九八O年，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离婚率大幅度上升的年头。

文革十年，岂止是社会的政治生活被扭曲到极不正常的畸形的极致，在那个左得可怕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切，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年代里，人们的情感生活也蒙受了空前的压抑扭曲和变形。文革的结束标志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而恰在此时出现的第二次离婚潮，是否可以看作是社会生活正常后人们对本该就属于自己的美的生活的理直气壮的追求呢？

和第一次离婚潮所表现的那种改朝换代后人们对新生活不无盲目的热望与憧憬不同，第二次离婚潮中人们的表现要清醒和理智得多。

那是一种思考后的思考，选择后的选择。

对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帮派分子的清查，九死一生历尽磨难的右派的平反，蹉跎岁月的百万知青的返城，牵动的几乎是社会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一场搅得周天寒彻的暴风雪，留下的“孽债”自然是历历在目数不胜数。

然而，长歌当哭，当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了。

影视剧中的匈奴公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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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回声

大豆杆杆里水没有钻，

尕叶叶咋这么嫩了？

胭脂没擦粉没有掸，

尕模样咋这么俊了？

这又是一首传唱在莲花山的“花儿”，据说也已经被人们传唱了很久很久很有些年头啦。但我们想说的其实还不是它，而是另外一首从更远的远处传来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歌，一首同样是有关胭脂的苍苍凉凉的古歌，一首由无数男人唱给无数女人的情深意长追悔莫及懊恼交加的歌......

失我焉支山，

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就是这首歌，这首短短的只有四句的由匈奴人唱的《匈奴歌》，却具有一种持继千年的一下就撞得你胸口发疼发闷、两眼也泪花直闪还又鼻翼发酸的穿透力，和着这首歌的低沉的旋律，你在心里咀嚼着它的悲凉的词句，渐渐地，你觉得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什么是男人，你同时也明白了什么是女人......

歌中的场景实在是不难想象的：

长城外，关山重重，如血的夕阳将最后的残照泼洒在天边、山巅和远处牧草的尖梢上。一队人困马乏刚从战场撤下来的匈奴兵骑着马逶迤而行，马队中间，是几辆拉着帐蓬老人孩子和妇女的木轮车。

马蹄声声，车轮吱扭，向着远处的峰顶终年积雪如云的祁连山，他们默默地走着，走着。身后的曾经是他们家园的焉支山离他们是越来越远了，难道，他们真的将永远失去这块乐土，永远也无法回到他们的焉支山了吗？马背上的匈奴兵个个痛心疾首心如刀绞，再看看他们的形容憔悴面庞失色的女人，他们都有了一种枉为男人的羞愧。

可是，刚刚在战场上，在和汉家铁骑的争伐中，他们都是竭尽全力了呀。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又滚了一下，他们终于带着鸣咽，也带着愧恨，唱出了心中的悲凉酸涩，唱出了男人的侠骨柔肠，唱出了匈奴人之所以生生不息，并敢于屡屡兴兵进军长城另一侧的公开的秘密：这实在是一个真正懂得爱、明白爱、敢爱还又会爱的人的种群啊！

当时的霍去病和他的部下们自然是没法听见这首歌，或者是听见了也没能真正听得懂，他们当时正沉浸在自己攻城掠地后所谓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呢。好在后来的人们听懂了，这才将它和那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匈奴古歌一起，收进了汉人们自己编撰的诗集中。

也就是说，这首诗里所蕴含的强大的人格力量和深层美感甚至使得“敌人”也心悦诚服自愧弗如。

一定是这样的。

当然是这样的。

这首诗还另有种认识作用呢。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生产关系相对紧张（和中原农耕文明相比）的游牧文明中，人的爱美和追求美的天性也依然是无法泯灭扼杀不了的。

现在，你明白什么叫“胭脂”了吧？

现在，你懂得“胭脂”的来历了吧？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是那个曾经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干的事。

我倒是劝你，不妨在清晨起床对镜梳妆时，在心里悄悄地念一遍《匈奴歌》，你会感到一种奇异的力量在未来的整整一天中，都始终紧紧地陪伴着你呐。

[待续]

为婚姻的选择

美的标准是更本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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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 磊，1957年生 祖籍湖南，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小说家、散文家。多家出版社出版其长篇小说《大河之城》《汉风烈》《大明日落》《隋亡唐兴七十年》及其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十数部其创作领域还涉及报告文学、戏剧、电影剧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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