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主张及影响（儒家思想的核心竟然不是孔子而是道家先贤提出）

儒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之一。在今天，我们讨论到中国文化传统时，经常会以“儒道互补”来形容其基本的骨架；讨论到中国传统政治时，经常会用“儒法并用”来形容其基本的运作方式。其中，儒家内圣外王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成为很多人的人格理想。

所谓“内圣外王”指的是为人应对内具有圣人之德，对外又能施行王者之道。只是，孔子时代并没有明确提出"内圣外王"，这一概念是道家思想代表庄子所提出的。不过，早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就体现出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涵，而且并不妨碍这个思想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儒家“内圣外王”的内涵：

第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儒家思想中内圣外王的思想？

第二个方面，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内涵是什么？

第三个方面，儒家学说中内圣外王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有哪些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儒家思想中内圣外王的思想？

儒家推崇践仁至圣，那作为普通人，我们学习这些思想有用吗？或者说，我们通过学习能达到成仁至圣的境界吗？

在儒家思想中，“仁”居于核心位置，孔子以仁立教，并且提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他一语道破，人们的自觉性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只要自己施仁道，便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他指出一条“人人皆可以践仁成圣的大路”。

换句话说，在孔子看来只要我们学到儒家思想的精髓，每个人都是有可能成为圣人。不过，虽然孔子说每个人都可以实行仁义之道，都有可能成为圣人，但是他却不轻易用“仁”夸赞他人。比如他在评价弟子时，认为只有颜回能够做到仁心常在，而其他人只是偶尔一见。有好事儿的人跑去问孔子，他的弟子是不是仁人，他直接回答说，他仁不仁我不知道。那为什么孔子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仁成圣，却又认为很多人都难以称为仁呢？

这是因为从主观上，每个人都可以立志为仁，但是，客观上不一定能行仁，特别是“行仁所期望，达到天下归仁”。既就是说达到将仁普世于天下的终极效果，不仅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是否足够，而且要看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所以能否成为圣人，就是个人与外界环境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每个人想要学习成圣，虽然不简单，但都是有可能达到的。

既然我们知道学习儒家学说有可能成为圣人，那到底什么是圣人呢？

圣人是儒家学者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而其起点是成为君子。所谓君子，本来的意思是国君之子，后来泛指贵族，或者是社会地位高的人，是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及普通民众相对应的。不过，孔子改变了这种以社会地位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做法，他以德性与德行状况为标准，在有德者与无德者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孔子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的就是君子的行为主要是要合乎仁道，以及仁道统帅下的各种行为规范，小人则可以说是放于利而行，其言行举止的最终目标均是为自己谋求一己的私利，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基本的分界线。

同时，孔子还提出，君子会有自我觉知，内省自身，在自我修炼中，成就内在的精神世界。并且会一直遵守个人操守，无论遇到各种问题，都不会胡作非为。

在待人接物时，君子会直抒己见，坚持对的观点，注重团结协作，绝不结党营私。

在生活中，君子富贵时不会心高气傲，贫困危难之中，仍然会坦然面对。

在工作中，君子会量才而用，任人唯贤，而不会徇私舞弊、以权谋私。

此外，君子会施以仁道，不重私利，乐于助人，成人之美。

孔子对君子做了详细地说明，随后孟子进一步对“圣人”做了简明而精准的界定，他说“圣人，仁伦之至也。”简单地说，圣人就是为仁之道者，坚持做仁义之事的人。

后来，朱熹又具体对此展开，在他看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知无不尽而得无不全”，概括的说就是，圣人是既具有崇高的德性，而又具有极高的才干，并能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人。

这么看，普通人通过学习儒家思想，可以更加自觉地要求自己，从而树立远大目标，践仁成圣，最终找到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的价值。

那我们要想成圣成贤又该如何做呢？简单说就是要内圣而外王，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儒家学术中内圣外王的内涵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内圣外王，但是他在《大学》中提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统治天下的三条纲领，就把个人修身与为政清明相结合，与“内圣外王”的观点极为吻合。同时，《大学》中讲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八条目”。通俗地说，“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八目”，讲出“大学”教育的宗旨、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法，可以看做是儒家“成己成人之道”义理纲维的全面展开。

三纲领中“明明德”，就是发扬光明的德性。所谓“亲民”，是教人弃旧自新、去恶从善。这里的“亲”是“新”的假借，是革新的意思。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道德上最完善的境界。《大学》文中提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的说法，这就是“止于至善”的详细解释。

而三纲领与八条目之间也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关联可以简单理解为：

那些希望彰显光明的德性、与天下的古先圣贤，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是八条目中的“治国”。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先管好自己的家庭，也就是齐家；要想管好自己的家庭，必先修养好自己的品性，也就是修身；要想修养好自己的品性，必先端正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正心；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必先诚敬自己的意念，也就是诚意；要想诚敬自己的意念，必先穷究事物的道理和知识，这就是致知；要穷究事物的道理和知识，就必须亲身实践，研究和认识物质，也就是格物。

反过来说，研究和认识事物，然后获得事物的道理和知识；获得事物的道理和知识，然后能够意念诚敬；意念诚敬，然后能够心思端正；心思端正，然后能够修养品性；修养品性，然后能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然后能够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然后能够使天下太平。

所谓“八条目”即实现目标的方法，这又可以具体分为“内省”和“外治”两大方面。前四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省”，旨在通过向内的修心养性而增强自我的德性。后三个条目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治”，旨在通过德性向外扩充和拓展，在家国乃至天下的范围内实现建立在仁心仁德基础之上的外王事功。

在“内省”“外治”、成己成人的过程中，“修身”是中心环节。“内省”与“外治”之所以能够贯通为一，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德性与德行的养成方式，经过修身而成德的儒家君子成为“三纲八目”的践行主体。就“内省”与“外治”的关系而言，一方面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终完成“修身”，另一方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又以“修身”为起点，因而，“修身”成为连接“内省”与“外治”两方面的枢纽。

听到这，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修身”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儒家讲究“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难道修身真的就能齐家、齐家真的就能治国、治国真的就能平天下了吗？当然不是，毕竟后者的内涵和外延明显要大于前者，从前者推后者自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实际上，“修齐治平之道”中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如果身未修，就不可能齐家；如果家未齐，就不可能治国；如果国未治，就不可能平天下。“修身”是“修齐治平”的起点和关键。这与《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要求正好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之后，接下来的一个环节是齐家。儒家高度重视“齐家”，也就是家庭内部的关系问题，在处理人际关系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与朋友中，就有三伦是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在儒家思想中，伦理和政治是密切关联的。

当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他回答说：《尚书》上说，只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卿相大臣那里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了呀，又不是说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在孔子看来，个人注重伦理道德的修为，并由此而影响到他人与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看做“为政”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齐家”的问题在儒家思想中，可以看作属于“治国”的范围。

所以，在探讨儒家社会政治思想时，可以把“齐家”融入到“治国”范畴相结合讨论。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在治国层面的基本主张，可以用“为政以德”来概括。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说，要通过自己良好的道德性风范的影响，推行以礼制为中心的政事。

这就要求，在上位的人要起好带头作用，在道德修为方面，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国，可以称为德治主义，这与西方法治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德行政，就会得到众人的支持，像是其他星星都围着北极星一样。

不过，道德教化会对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社会生活发挥巨大的影响、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却又在很大的程度上仰仗于“为政者”本身在德性与德行上所具有的中心与示范作用。也就是说，上位者自己行得正，作为表率，其他人也会照着做；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即使命令其他人按照德性要求做，别人也不会听从的。这么看，“为政以德”就是儒家对于君主大臣等为政者，提出的明确要求。

儒家政治思想的最终理想是建立大同社会，而达到这一理想的基本途径则是君、臣、民的和谐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是相与为本的。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主以及大臣在整个为邦治国的过程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说儒家要在整个政治过程中维护君主与大臣的特殊利益，而是由于君主与大臣在施政，这一环节对于实现君、臣、民的和谐一体相当重要，甚至是起着主导作用。《礼记·礼运》引用孔子的话，把“君仁”与“臣忠”一起看作是处理君臣关系的“人义”即人伦纲纪之一。

而这种人义追求的目标就是“平天下”，它构成了儒家修齐治平之道的最后一个环节。其理想境界用《礼记·礼运》中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为公”或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意思是说整个天下像是一个家庭，全体国民像是一个人。

由内圣及外王，建立大同社会。这就是儒家思想精髓之所在。

了解了内圣外王的内涵，那儒家学说中内圣外王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有哪些影响？

儒家学说中内圣外王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一直强调“以德服人”，以修身成德为起点，进而齐家，进而治国，最终达到平天下。当然这并不是主观想象实现，而是通过知晓人情，了解人义，明于人利，熟悉人患，然后才能达到的。

正是这些以反求诸己、以德服人的处事原则， 体现了儒家的忠恕精神与仁者情怀。在这一原则的主导下，不仅不会认为强大者有资格、有权利欺凌、压榨弱小者，而且恰恰是要求强大者理当同情弱小者、帮助弱小者。这一原则显然也不会简单地认同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不会认可“落后就要挨打”。

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会对外侵略、没有穷兵黩武的文化“基因”。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坚持“以德服人”，也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演进中，历尽艰辛，却不断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

在对外关系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基本追求，就是秉持“天下情怀”，不仅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而且 能够“亲仁善邻”、“卫弱禁暴”、“以大事小”，以臻于“协和万邦”、“合和万国”、“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

即使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竞争年代，我国依然坚持着儒家思想中“忠恕规则”或“互助规则”，强调人人平等，不遗余力地为世界和平贡献绵薄之力，努力奋进地带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持续勇往直前，这从侧面说就是一种儒家文化的指引。

在对外交流上，我们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与和谐，大国不仅不能罔顾他人、为所欲为，而且应当以身示范、表正万邦，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卫弱禁暴，不是暴力而是和平，不是由差异而冲突，而是求同存异。这其中的基本价值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彰显了“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仁者情怀”。

这些都展现出儒家思想在当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为我们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反应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也深深影响着华夏儿女为人处世的思想境界。随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儒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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