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到底有什么本事（张居正和年羹尧的不同下场）

原创 至乐斋主人 至乐斋主人 今天，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魏征到底有什么本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魏征到底有什么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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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级与下级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君民关系），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君臣关系的基本规范，就是君主应该充分信任臣子，放手让其理政，以礼待臣；臣子应该忠于君主，恪守信义，一心一意辅佐君主，而不可有二心。其次，君臣各自的基本职责，就是君主主管政策大计，发布决策政令，臣子贯彻君主的政令指示，让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第三，君臣各自的行为准则，就是要求君主以身作则，为臣民做出好榜样。理论上的君臣关系很好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很难处理。君臣关系表面上是一个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制度安排是核心，社会环境是基础，个人修养是关键。

魏征、张居正和年羹尧的不同下场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格局，是君权神授、家天下和世袭制的体现，这是决定君臣关系的核心要素，其它都是枝节问题。《论语》中记载了一段鲁定公与孔子就君臣相处之道的对话，孔子认为，君主应该以礼对待臣子，臣子应该以忠事奉君主。孔子的回答，从字面上来看，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这样来处理君臣的定位与行事原则，似乎表明君臣观念是开放的，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君臣地位有天壤之别，君属于强势，臣属于弱势，君臣关系由强势的君主来主导，君主讲“礼”时，臣子应尽“忠”；如果君主不讲“礼”，那么臣子该怎么办？因此，君臣关系是一种制度上不平等的关系。

既然有了君臣格局，那就会派生出许多种类的君臣关系和为君、为臣的不同表现。君主以什么态度和方式与臣子相处，可以决定这个君主会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战国时燕昭王的谋士郭隗提出四类君臣关系：如果想要统一天下，那么对待人才就会如同对待老师一样；如果想要称王一域，那么对待人才就会如同对待朋友一样；如果想要称霸一方，那么对待人才就会如同对待大臣一样；如果想要亡国丧家，那么对待人才就会如同对待奴仆一样。

第一种类型：“帝者与师处”。君臣是师生关系，它是古代社会最理想的君臣格局。在这种格局下，臣子的作用有时比君主还要重要。这种“老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军师”型，就是为君主出谋划策的人。作为军师，表面上的权力很大，但也最多只能说是影响力大，最后的决策权仍然在君主手里。即使“军师”有时可以行使决策权和指挥权，也必须有君主授予的“尚方宝剑”才行。另一种是“帝师”型，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未亲政时的老师，向君主传授履行君主的职责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个人修养。“军师”的典型代表如春秋时辅佐周文王的“太师”姜子牙和辅佐齐桓公的“仲父”管仲，“帝师”的典型代表如明朝的张居正。诸葛亮则是两种身份都担任过，他是刘备的“军师”，后来也算是刘禅的“帝师”。不论哪种类型的君臣关系，都不是平等的关系，很多人的结局甚至走向了反面。

第二种类型：“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它虽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关系，但既不纯粹，也不能长久。君主在没有成为君主之前，或许与其他人真是一种朋友关系。一旦上位，这种关系就不能维系了，要么是自己不认朋友了，如清朝雍正继位后对待昔日的朋友隆科多和年羹尧；要么是朋友不想“巴结”君主了，如汉光武帝刘秀继位后，他小时候的同学严光就不买他的账，宁肯在富春山下的富春江畔终生垂钓，也不愿意当刘秀的谏议大夫。严光深知这种君臣关系的实质，臣子对于君主来说，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关系，一旦没有用处了，那就是一个牺牲品。春秋时越国的大臣范蠡和西汉开国功臣韩信都说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范蠡是个明白人，把这一点看透了，韩信是在自己受到“迫害”后悟出来的，总之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第三种类型：“霸者与臣处”。君臣是典型的上下级关系，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历史上早期的法家都是竭力主张这种关系的，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没有什么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和史学家马基雅弗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主张君主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典型的“霸者与臣处”的观点。只要是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没有君权旁落于权臣的情况，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一种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也是出现所谓“盛世”的政治条件。

第四种类型：“亡国与役处”。君臣是主奴关系，“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

在“君权神授”思想观念支配下的君臣格局，构成了专制独裁体制框架的核心，在这个框架之下，由于君主的终身制和世袭制，使得君臣关系无法做到善始善终。今天是师生关系或朋友关系，明天便有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除了君主和臣子的个人修养之外，主要在于君主对臣子的需要和当时的客观环境。西汉“七国之乱”时，汉景帝为了消除七国“清君侧”的借口，便把自己的老师晁错杀了。

明朝的张居正当政时，万历皇帝朱翊钧一直尊其为师，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事实上，他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只是没有机会发作而已。张居正当政十年，所揽之权，是皇帝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推行新法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皇帝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朱翊钧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和独揽大权，在朱翊钧的眼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行为。这是帝王的逻辑！张居正逝世后不久，昔日的学生、现在的皇帝朱翊钧就对张居正进行秋后算账，撤销在他生前所授予的一切荣誉，并将其“罪状”昭示天下，还差点剖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臣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自己一生为国操劳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不仅个人命运如此悲惨，而且附带着人亡政息的政治悲剧。张居正在位时所用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态。整个万历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鸣冤。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朱由校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而一切俱已晚矣！

由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关系，联想到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后者是千百年来被人称道的君臣关系的楷模。不幸的是，朱翊钧的个人才德固然不如李世民远矣，但李世民在对待死后的魏征的问题上，也没有给后世的君主们做出一个好榜样。魏征刚死，李世民也曾表达过对魏征的怀念。但此后不久，有人告状，揭发魏征生前的一些事情，李世民便以此为借口，终止了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给魏征书写的纪念碑。直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对魏征进行祭祀，又重立纪念碑。李世民此举，实用主义的动机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魏征在世时，李世民的内心深处就播下了对他不满的“种子”。魏征一死，朝臣中的“有心人”便会揣摸李世民的心理，投其所好而告发魏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很老套的“谄媚术”。有一次，李世民在朝堂上受到魏征的顶撞，当场忍住没有发作，回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了一句“早晚会杀了这个乡巴佬”的心里话，因为魏征多次在朝堂上令他难堪。李世民不仅从政治上否定了魏征，而且还对他的出身进行攻击，竟然完全忘记了“英雄不问出处”的古训。现如今很多“精英人士”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农民”，与李世民是同样的心理，“怜他未惯蓬茅宅，笑我原来田舍翁”。看不起“乡巴佬”的人，只能是狗眼看人低。总是看到别人跳在半空中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正趴在地上。如果不是长孙皇后深明大义，劝解有效，恐怕魏征真是很难得到善终。

《诗经》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征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疏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志得意满，就会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对于这些话，李世民有时听，有时也未必听。魏征死后，李世民找借口收拾他，正反映了这种被扭曲的君臣关系的阴暗心理。回顾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前前后后三百多个皇帝，首屈一指的李世民不过如此，等而下之的那些各种档次的皇帝是些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魏征和张居正本人毕竟得到了善终，在活着的时候没有被皇帝收拾，而清朝年羹尧的境况就不同了。年羹尧是雍正朝的重臣、功臣，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平定西藏叛乱和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入京时，得到雍正皇帝的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有一次，雍正赐年羹尧一只自鸣钟，年羹尧上表谢恩，雍正御批：“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年羹尧恃宠而骄，做了许多有悖人臣的事情，逐渐引发雍正的不满。年羹尧回西安后，上了奏报到任日期一折，雍正于其折上朱批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这个批示意在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在雍正的授意或默许下，内外官员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下令捕拿年羹尧并押送北京会审。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一份“起诉书”，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年羹尧真行，即使是犯罪，也要惊天动地，把作为一个臣子能犯的罪几乎全都犯了个遍！雍正认为，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在“判决书”中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君臣关系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下的君臣关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其一，思想准则是“君权神授”，别人不能觊觎皇权。雍正皇帝曾经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把它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这句话出自唐代的《大宝箴》，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朱舜水将其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治天下”需要什么条件？就是稳固的皇权，而且这个权力来自上天，任何人都不能染指。至于“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说法，只是场面上的漂亮话，后世帝王没有哪一个人同意这个话，更不用说付之行动了。

其二，行为准则是“乾纲独断”，别人不能越俎代庖。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现代社会中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区别在于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其三，关系准则是“顺昌逆亡”，别人不能忤逆君主。据说龙的脖子下有巴掌大小的一块白色鳞片，呈月牙状，俗称逆鳞，一旦被触及，立刻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散发出无限龙威。每个人或许也有一块不可触碰的“逆鳞”，诸葛亮就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自封为“真龙天子”的皇帝，当然也会有这块“逆鳞”，而且或许比平常人更为敏感，那是万万触碰不得的。人们常说“忠言逆耳”，正如后文中将要述及的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忠臣的定义，也是一种“逆耳”之言，因此鲁穆公才感到“不悦”。如果有谁有意或无意触碰了这块“逆鳞”，那就无异于自取灭亡，此所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关于“君权神授”，战国时期的屈原就表示过怀疑：夏、商、周三代不都是说君权神授，是上帝的旨意吗？何以顷刻之间就被推翻，大权旁落了呢？看来所谓“天命”是没有固定的啊！这些问题，既是深刻的现实质问，又是沉痛的历史叹息。唐代的柳宗元做了初步的回答，认为有德性的人才能获得天命，如果后嗣荒废政事，上天也不会保佑他们。

按照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总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作为社会生活中核心领域的政治体制，也应该如此才对。但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则是越来越坏，政治体制越来越专制独裁。在周公和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汉文帝召见贾谊，两人谈话时越坐越近，尽管“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但这种君臣对坐所表现出来的关系还是比较随意的。到了唐代，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从宋代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元代又改革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乾隆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年羹尧的罪状之一便是“御前箕坐，无人臣礼”，就是说他的坐相不好，两腿张开，形如簸箕，没有恪守作为臣子的礼节。可见，臣子在君主面前的坐相，也不能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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