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金句采访（段子手余华当作家是为了清闲）

如今，在相声界，要说谁才是“段子手的天花板”，毫无争议，很多观众会想起郭德纲。

但在作家圈里，谁才是真正的“顶级段子手”？

观众首推余华。

不知何时，余华老师突然就在短视频平台开始火了起来。

这源于他在节目中贡献了不少经典“段子”。

比如，在节目《文艺现场》中，余华谈到当初走上写作之路的“动机”。

1998年，余华和莫言、苏童等四个作家一起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

他们给我们的题目是为什么写作？我们四个作家之间根本不知道对方写的是什么，我上去就念我写的：不愿意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还归自己。

听完余华的发言之后，这让坐在一旁的苏童很无语，甚至不想再念自己写的稿子。

我怎么会说我热爱文学才走上文学道路！我应该也跟你们一样，瞎编一个。

没有对错，没有高下之分，每个人走上写作之路的原因都不一样。

但你能感受得到：余华是个率真的人。率真得可爱、可敬。

成名之后，提起余华，读者多半会想起令他一战成名的《活着》。

有评论家赞扬余华语言简洁，精炼，这也构成了余华的写作特点。

可余华可不这么认为，他笑言：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听起来多少有些“凡尔赛”的味道，如果余华认识的字还少，那多少人得无地自容？

可追溯余华的成长史，你会发现，他表面说的是段子，其实，说的是自己的人生。

没有夸大，也没有“美白”，只是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1960年春天，余华出生在浙江杭州，在家中排行老幺，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华旭。

父亲华自治在浙江防疫大队工作，母亲余佩文是一名医生。

余华后来的笔名也取自于父母的姓。

两岁的时候，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余华一家搬到了浙江海盐，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小时候的余华很调皮，也有些懒散。

父母让他干活儿，他就装病，装得像模像样，屡试不爽。

多年后，余华也自嘲：“那时候，我是很有表演天赋的。”

可“狼来了”的戏码演多了，余华也因此吃了苦头。

有一次，余华再度上演肚子疼的戏码，由于表演实在太过逼真，被父母带进了医院。

等上了手术台，余华才察觉自己“演”得太过火了，一个劲让医生把自己放下来。

可已经来不及了。

主刀的医生是余华的母亲，已经给他打了麻药，准备给他切除阑尾。

临做手术前，母亲感叹说：以后他长大了，不能当空军飞行员了。

这让切掉阑尾后的余华倍感绝望。

不过，多年之后，余华也渐渐看开了。

这件看起来有些荒诞的往事，还成了余华新的“段子”。

当有人问到童年对余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时。

他笑着玩起了“谐音梗”：别的我不敢保证，起码我写的小说不会烂尾，因为我们全家的阑尾都被切除了。

就像余华的小说，突然的反转，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让人感到一丝丝的悲凉。

在海盐中学上初中时期，余华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图书馆读书，街上的大字报，也让余华充满了好奇心。

在那段时期，余华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为他今后成为一名作家埋下了“伏笔”。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27岁的余华积极备考，准备考大学。

遗憾的是，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被“刷”了下来，名落孙山。

孩子没工作，最忧心忡忡的，自然是父母。

在父母的安排下，余华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成了一名牙医。

对于医院这样的地方，余华并不陌生。

小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母亲就经常将余华带到医院。

母亲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余华，余华就在医院瞎溜达。

有一次，还在太平间睡着了。

这样的环境，换谁都会感到害怕，可在余华看来，一切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他还觉得那地方特别凉快，睡一个午觉起来，一点汗水都没有。

或许也正是这样特殊的经历，让余华后来对生死有了特别的感悟。

牙科医院和县医院又迥然不同。

在这里，余华的主要工作就是给病人拔牙。

来上班的第一天，一天都没学过医学的余华，就开始给病人拔牙了。

因为拔牙的师傅70多岁了，不想继续辛苦，让余华跟着看了一遍，就让余华亲自动手。

拔牙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余华也学得很快，很快就能上手。

可每天工作八小时，枯燥的牙医生活，让余华日渐厌倦。

一眼就能看到未来的生活，让余华苦不堪言。

那时候，余华最羡慕的就是在县文化馆工作的人，每天在街上闲逛，也没有具体的工作。

优哉游哉，十分闲适。

余华也很好奇，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他逮住一个县文化馆工作的人就问：你们在大街上东逛逛，西晃晃，为什么你们不用上班？

对方回答：我们在大街上就是上班。

那时候，余华就开始琢磨，要如何才能调到文化馆上班。

可想到文化馆上班，就得具备三个条件：会唱歌，会画画，或者会写作。

前两样，余华算是没戏了，他没这天赋。

至于写作嘛，之前也没试过，但为了能够到心仪的地方，余华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于是，余华找来了《人民文学》，开始学习里面文章的遣词造句，包括标点符号的运用。

从1980年开始的三年里，余华除了拔牙，就是学习写作和海量阅读。

古今中外名著，无所不读。

他最喜欢的是川端康成，最讨厌的是鲁迅。

在余华看来，鲁迅的作品枯燥，乏味，甚至有些阴冷。

可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样的作品，对他的写作之路，影响最大。

小说定稿之后，接下来就只剩下投稿了。

余华将写好的小说，投给了主流刊物，可一切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轻松。

一开始，稿子通常都会石沉大海。

每次听到邮递员将包裹扔进院子，余华的心都会扑通一声。

“大作家，又被退稿了？”

周围嘲讽的声音，让余华感到绝望。

直到1983年，余华的写作事业才迎来了转机。

这一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第一宿舍》被杂志《西湖》采用了。

同一年，杂志《青春》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说《鸽子，鸽子》。

这让余华信心倍增。

然而，让余华更加兴奋的，是接下来的一幕。

他将三篇小说都寄给了《人民文学》，本来以为会像往常一样被退稿。

没想到的是，接到了《人民文学》编辑周雁如打来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前两篇小说都会安排发表，只有第三篇结尾写得不够“阳光”，希望他能修改一下。

电话的结尾，周雁如邀请他去北京改稿，吃住免费，还报销差旅费。

这可乐坏了余华，别说只是修改结尾，就是全盘推翻重写，我也干啊。

第二天，余华就坐上了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不久之后，三篇小说就在《人民文学》上刊载了，分别是：星星》、《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

《星星》还获得了当年的《北京文学》奖。

获奖那天，余华喜不自胜，告诉正在看报纸的父亲：“你儿子成名了！”

余华也因此顺利进入文化馆工作。

第一天去上班，余华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本来以为自己是最晚去上班的，

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余华哭笑不得，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单位的。

那时候，余华就开心地觉得：这地方，我算是来对了。

有了自由创作的平台和环境，余华如鱼得水，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余华在这里邂逅了自己的爱情。

进入文化馆工作之后，余华很快就被这里的一位名叫潘银春的女孩给迷住了，

彼时，潘银春在文化馆当文秘，正是芳华年龄，年轻貌美，身边不乏追求者。

可已经在国家重点刊物发表小说的余华后来居上，很快就俘获了女孩的心。

郎有情，妾有意。

潘银春也对余华的才华所折服，接受了余华的追求。

1985年3月，余华和潘银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86年，26岁的余华受邀前往北京参加笔会，笔会上，余华认识了著名评论家李陀。

怀着忐忑的心，余华将自己的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交给了李陀审读。

李陀读后十分惊讶，给出的点评是：“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

这更加坚定了余华的写作信心，决定在文坛上闯出一番名堂。

1987年是余华爆发的一年，一口气发表了包括《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等四篇小说。

名利到来的同时，和新婚妻子潘银春的矛盾也越来越剧烈。

潘银春只想和余华过平静普通的日子，在海盐生儿育女。

可余华有着强烈的“野心”，夫妻俩争吵不断。

同年12月，余华就作别妻子，到北京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文学讲习班的学习，和莫言成了研修班同学。

当然，众多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同学”不得不提，那就是诗人陈虹。

初次见面，余华就被陈虹的外貌所吸引了，一头乌黑透亮的秀发，凹凸有致的身材……

更重要的是，彼此都是文学爱好者，在文学上能够互相启迪，互相欣赏。

可那时，余华还有妻子在老家海盐在等待自己，只能当陈虹是“红颜知己”。

回去之后，余华和妻子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闹得不可开交。

1991年，他们6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离婚之后，余华搬到了北京，尽管那时候余华已经小有名气。

可在社会上，余华依然还是个“穷书生”，只能租住在9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继续文学梦想。

可陈虹并未嫌弃他，工作之余，就会跑到余华的小屋子，帮他打理房间。

本来就互有好感，离婚之后，没有道德的压力，半年之后，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婚后，儿子余海果出生，凑成了幸福的一家三口。

或许是有了爱情的滋润，余华的写作事业，也迎来了“井喷”时期。

发表了包括《在细雨中呼喊》在内的多篇小说，还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可写了多篇小说之后，余华也遇到了瓶颈。

在创作《活着》的时候，写了几万字，修改，再修改之后，依然不满意。

妻子陈虹就建议他：为什么要用第二，第三人称来讲故事呢？不如用第一人称，只有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妻子的话，如同醍醐灌顶，一下子点醒了余华。

正在这时，张艺谋找到了余华，准备将余华的作品《河边的错误》搬上银幕，拍成惊悚片。

见到张艺谋后，余华将自己新写的《活着》给了张艺谋，想请他提点建议。

没想到的是，张艺谋一夜未眠看完《活着》之后，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原本想拍《河边的错误》的他，决定将《活着》搬上银幕。还提前预支付了25000元的版权费。

事实也证明，张艺谋确实眼光独到，也能够真正读懂余华。

电影上映后，将主演葛优送到了戛纳影帝的宝座上。

张艺谋也凭借这部片子，成功晋升第五代导演之列，拿到了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人道精神奖等多项大奖。

电影效应也给余华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活着》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书籍，在国外广为传播，拿下了不少国外图书大奖。

在国内，《活着》同样大受欢迎，到2018年，《活着》单本销量已经突破200万册，光稿费，余华就拿到了1500万。

一本文学类作品如此受欢迎，可见影响力之大。

九十年代上学时读《活着》的人，后来成为语文老师之后，又开始向学生们推荐这本书。

写完《活着》之后，余华觉得中国人太苦了，于是又写了《许三观卖血记》，同样远销海内外，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成为韩国读者100本必读小说之一。

如今，回过头去再看余华，其实，他说的都是真话。

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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