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治学思想（也谈陈寅恪的语文学）

《与妹书》

1923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二十期，刊登陈寅恪《与妹书》（节录），全文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下简称《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11-312页。）

《学衡》第二十期

这是陈寅恪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其时他还在柏林留学。信中首先说自己在回国前，要准备藏文《大藏经》正续两部、汉文《大藏经》正续两部、西文书约百种以及其他零星字典，最后还有满、蒙、回、藏文所写的书，统统都要，归国后没有这些资料，则无从治学。其次说自己正在学习藏文，希望用西洋语言学之方法，来做汉藏文比较研究，这样则可以超过乾嘉诸老。最后说自己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历史，后注“唐史、西夏”，这里的“西夏”应当是“西藏”之误排，因为后面即说“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而此后他也没有研究西夏历史；另一是佛教，大乘经典和小乘律学最有价值，但他“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并举《金刚经》注解及天台、禅宗学说中之问题，点到为止。

新来的东方语言学者

当时的国内学人，还没有见到陈寅恪的真面目，读到这篇文字，一定颇为震惊。此君不仅可以读梵、藏、满、蒙、回等各种文字材料，而且敢说除了晋唐和尚（意思就是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师）外，中国人对佛教文献的理解，多是望文生义，毫不足道。口气之大，振聋发聩。我每次读《与妹书》，都想看看寅恪先生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让当时的学人如此刮目相看。这篇文章发表在《学衡》杂志上，主要负责编务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就是陈寅恪哈佛大学时代的好友，大概也只有吴宓，才能够拿到这样一封家信来发表，其标明“节录”，也就是选择的只是有关学术的部分。不过这篇文章并非当时《学衡》所刊文章的重要篇章，我们看《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三联书店1995年版）完全没有提到此文，即可明了。但正是这唯一的一篇文章，后来成为吴宓向清华大学校长举荐陈寅恪的利器，让这位饱学而无文凭的海外学子，步入清华学堂，与声名赫赫的梁启超、王国维辈，并列为四大导师。

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1926年7月，陈寅恪到清华报到，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开始他的讲学研究生涯。9月6日，王国维给罗振玉去信，说到：“顷陈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学校，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言论（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658页）可见，就连博学如王静安先生，都从新来的陈寅恪那里听闻许多欧洲学界的详细情况，而且还有他所关心的摩尼教文献，此即斯坦因所获《下部赞》（S.2659），其时全文实际尚未发表（1934年出版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四方载全文），但有一些赞文，如第1-82行《赞夷数文》、176-183行《初声赞文》、360-363行《赞日光后结愿偈》、387—400行《莫日听者忏悔愿偈》，已由德国学者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1897-1985年）和楞茨（W. Lentz）合作发表在《夷数在摩尼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aismus”,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lin, 1926, pp.1-131.）这篇长文中。王国维听闻这些，必然觉得这位“后生可畏”。

在王国维眼中，陈寅恪是学东方语言学的。陈寅恪说自己要“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其方法也就是欧洲当时东方学中最有成就的“语文学”（Philology）。什么是语文学，北京大学段晴教授在《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一文中对此有所阐述，文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季羡林先生纪念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近年来，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极力倡导语文学方法，还出版了专著《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版），让我们对于欧洲语文学的来龙去脉和学术方法，有了透彻的了解。至于陈寅恪先生早年的语文学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谈过，最近沈教授也有论说。但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

1926年9月清华开学，陈寅恪开始上课，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涉及范围包括“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厘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文比较研究）”等，这些显然是寅恪先生语文学的实践场所。但授课不同于研究，只是讲解，因为听众没有基础，有些不会深入。下面我们还是根据陈寅恪自己的著述，来看看他的“语文学”研究成果。

陈寅恪的“语文学”

1927-1930年间，陈寅恪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有些文章中对证佛教名相的梵汉诸语词对译的情况，这些读者比较容易看懂。而他文章提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引用方式不太规范统一，有时只提书名，有时只用中文表述，读者不一定都知其所云，如果不知道其所引文献的学术价值，也就无法理解寅恪先生的贡献。笔者曾系统收集西人有关中亚写本研究之目录，并几度开设“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的课程，对于寅恪先生所引文献，略知一二，以下略作发覆。（按，寅恪先生文中书名号多无标点，今补。）

《〈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原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1927年9月刊）。文中提到敦煌写本中之法成，“其译著之书，今所知者，……藏文则有西藏文正藏中之《善恶因果经》、义净《金光明最胜王经》重译本及关于观世音菩萨神咒三种等（详见Journal Asiatique Serie 11, Tome 4，《史林》第八卷第一号、《支那学》第三卷第五号、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享石滨纯太郎诸君考证文中。）”（《二编》254页，“享”系“亨”之讹）此处提到的法国《亚洲学报》所刊伯希和（P. Pelliot）文，应当是《〈甘珠尔〉目录札记》（“Notes à propos d’un catalogue du Kanjur”,Journal Asiatique, IV, 1914, pp. 111-150）。伯希和是法国中亚研究的名家，与中国学者交往颇多，也是陈寅恪的朋友，在此不必详述。而日本羽田亨、石滨纯太郎，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日本胡语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

《〈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年11月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三期；又载同年12月《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

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学路得施教授Prof. Henrich Lüders检之，见其中有《大庄严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故亦夙闻其事。至今岁始得尽读其印行之本（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ā, herausgegeben Von enrich Lüders, Leipzig, 1926）。教授学术有盛名于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读其书者皆自知之，不待为之赞扬。兹仅就梵文原本考证论主之名字，及此论之原称，并与中文原译校核，略举一二例，以见鸠摩罗什传译之艺术，或可为治古代佛教翻译史者之一助。（《二编》207页）

文中提到的路得施教授，现在一般更通用的译法是吕德斯（1869-1943年），他是当时德国东方学界的领袖人物，也是“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组成“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年）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年）率领，在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13-1914年四次到新疆考古，在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获得大量文物和文献材料。吕德斯很快就投入新获西域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1911年就出版《佛教戏剧残页》（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1911）和《马鸣的剧本〈舍利弗章〉》（“Das Sāriputraprakarana, ein Drama des Asvaghosa”,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1, pp. 388-411。以下刊名简称SPAW）。寅恪先生提到的《大庄严论》刊本，也是他整理龟兹出土梵文写本的成果之一。而鸠摩罗什正是与写本大概同时代的龟兹僧人，十六国后秦时到长安译经传法，寅恪先生取这两者来对比，自然有其深意所在。吕德斯不愧大家，他除了有关梵文、佉卢文等个案研究外，还在1922年和1930年分别撰写了《西域的历史与地理》（“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s”,SPAW, phil.-hist. kl. 1922, pp. 243-261）及《再论西域的历史与地理》（“Weitere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urkestan”,SPAW, phil.-hist. kl. 1930, pp. 7-64），利用零碎的出土文献，构筑比较宏观的新疆古代历史叙述。他的主要论文结集为《印度语文学论集》（Philologica Indica, Göttingen 1940）。我想陈寅恪受吕德斯的影响最大，他的语文学应当主要就是来自吕德斯的印度语文学研究。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年6月发表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其中说到：

近年俄罗斯人C. E. Malov君肃州得一《金光明经》之突厥系文本，（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第十七种一千九百十三年出版）张居道入冥及安固县丞妻二事均译载卷首，其体制与敦煌写经之冠以《灭罪传》者适相符合。予又见德意志人近年于土鲁番所获之吐蕃文断简，其中有类似《灭罪冥报传》之残本。（见A. H. Francke,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ai, 1924）内容述及《金刚经》，殆冠于《金刚经》之首者，惜太残阙，无由确证。（《二编》256页）

寅恪先生所说俄国科学院的《佛教丛书》，即沙皇俄国出版的Bibliotheca Buddhica丛书，其第十七种为拉德洛夫（W. Radloff）和马洛夫（S. E. Malov）合作刊本的《回鹘文译本〈金光明经〉》（Suvarnaprabhasa. (Sutra zolotogo bleska). Tekst uigurskoi redaktsii. St. Petersburg 1913）。正如寅恪先生所言，此书1913年始刊，实则到1917出版完毕。回鹘文之外，寅恪先生又提到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收获，即藏文本类似《金光明经冥报传》的残本。这里他只提示弗兰克（A. H. Francke）的名字和文章发表的杂志名，即《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集》（简称SPAW），未及篇名，实即《吐鲁番发现的藏文写本》（“T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SPAW, 1924, III, pp. 5-20）。这里所刊藏文“故事”残片，即寅恪先生比定之《冥报传》。弗兰克是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长期在西藏传教，并研究藏学，斯坦因（A. Stein）和德国探险队所获古藏文文书，最早都是交给他来解读。他的主要论著是《印度西藏古史考》（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1926），陈寅恪曾从他学习藏文，所以对他的研究也是熟悉掌握。

跋文又说：

《金光明经》诸本，予所知者，梵文本之外，（梵文本已刊者有Sarat Chandra本及A. F. Rudolf. Hoer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所载之本，余详见《宗教研究》第五卷第三号泉芳璟君《读梵文金光明经》论文）其余他种文字译本，尚存于今日者，中文则有……西藏文则有三本，（见《支那学》第四卷第四号樱部文镜《蒙文金光明经断篇考补笺》）其一为法成重译之中文义净本。蒙古文及Kalmuk文（予曾钞一本）均有译本。满文大藏经译自中文当有《金光明经》，但予未得见。突厥系文则有德意志土鲁番考察团所获之残本（F. W. K. Müller,Uigurica，1908）及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本。（见前）东伊朗文亦有残阙之本，（见P. Pelliot,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 1913及E. Leumann,Abhandlun 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XV,2, 1920）据此诸种文字译本之数，即知此经于佛教大乘经典中流通为独广，以其义主忏悔，最易动人故也。（《二编》257页，排版之Hoernle名及刊物名Abhandlungen，稍有讹误。）

这里寅恪先生罗列了《金光明经》各种语言的文本，除了传世的文本外，也有当时属于西域新发现的文本，如梵文残本有寅恪先生提到的霍恩雷（A. F. R. Hoernle）在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中的刊本，此书为1916年牛津出版，今译为《新疆出土佛教文献丛残》；突厥文寅恪先生举出1908年缪勒（F. W. K. Müller）所刊德国吐鲁番考察所得残本，此即《回鹘语文献汇编》第一卷第二部分（Uigurica. I-2. “Die Reste des buddhistischenGoldglanz-Sūtra”,APAW, 1908）。最后，伯希和刊布的东伊朗语文本当然不会为寅恪先生错过，这里只提到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伯希和考察队文献丛刊的语言学研究）的书名，其实其篇名为《一件东伊朗语书写的〈金光明经〉残卷》（Un fragmemt du Suvarnaprabhasasutra en iranien oriental），发表于《巴黎语言学会论集》（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第十八卷，1913年，89-125页。洛伊曼（E. Leumann）的书，寅恪先生给出的是丛刊名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实际上我们一般引用该书的本名《佛教文献：北雅利安语与德语翻译》（Buddhistische Literatur, Nordarisch und Deutsch），莱比锡，1920年出版。这里引用的各种译本的刊布者，伯希和之外，霍恩雷、缪勒、洛伊曼分别在梵语、突厥回鹘语、于阗语（即所谓北雅利安语）方面，都是一时代的学术权威。由此可见，寅恪先生对当时已经发表的中亚各种语言文字的《金光明经》可谓收罗备至，也能掌握当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这对其研究各种译本的关系，准备了素材和讨论的对象。

《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年5月发表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文中有云：

日本西本龙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并附以解说，广征详证，至为精审。盖毗奈耶比较学之佳著也。往岁德意志林冶君Ernst Waldschmidt校译说一切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残本Bruchstücke des，予适游柏林，偶与之讨论。（《二编》258页）

这里寅恪先生据日本西本龙山刊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联系到德国所刊梵文本。所谓“林冶”应当是Waldschmidt的意译，他是陈寅恪的同学，很可能是寅恪先生给他起的这个名字，音、义都很恰当，姓的选择也很地道，可惜没有通行起来，后来跟从他读书的季羡林先生，称他为“瓦尔德施米特”（《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年，40页）或“瓦尔德施密特”（《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648页），现在通用后者。瓦氏是一个全才，上世纪20年代初接手德国吐鲁番探险队资料后，才华得到了全方位展现：与探险队员勒柯克合作研究西域佛教美术，完成七卷本《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VII），1922-1933年在柏林陆续出版，其中包括对龟兹壁画的考释和排年；另外，1925年还独自撰写出版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中古早期中亚艺术导论》（Gandhara, Kutscha, Turfa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1925）；又与伊朗语专家楞茨合作研究摩尼教文献，除了1926年发表的前述《夷数在摩尼教中的地位》外，还在1933年发表《汉语和伊朗语文献中的摩尼教教义》（“Manichäische Dogmatik aus chinesischen und iranischen Texten”,SPAW, 1933, pp. 480-607），又是大开本一百多页的长文。不过，大概从1926年开始，他的主业逐渐集中在中亚出土的梵文写本，寅恪先生这里所示的他所校译说一切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残本，原文抄录不全，应当是Bruchstücke des Bhikṣuṇ-ī-Prātimokṣa in den verschiedenen Schulen（Leipzig: Deutsche Morgenländ. Gesellschaft 1926）。此时正好是寅恪先生游学柏林之际，并且与瓦氏有所交流，那么瓦氏把学术方向集中到梵文写本，正是寅恪兴趣所在，这中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此后瓦氏成为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梵文写本整理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他本人发表了大量解读文本的论著，内容涉及大乘经典、小乘律文、阿含经典等，并组织团队编撰《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按编号顺序系统编目、转写、刊布梵文写本，从1965年到1980年，他本人主编完成四卷。此后，他的弟子迄今仍然在继续工作，最近出版了第十二卷。

这些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回国后最早从事研究的论著中与“西人之东方学”有关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但主要的都在，其他自可举一反三。由此看来，寅恪先生的确如《与妹书》所写的那样，收集了大量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献的著作，其实从今天保存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原东语系）的陈寅恪藏书中也可以看出，有全套巴利文藏经，还有大部头的拉德洛夫《蒙古碑铭集》，以及大量有关梵文、藏文、突厥文的研究著作，可谓收罗宏富，准备充足。但寅恪先生的兴趣，显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以解读新出土文献为目的；也不像与他在当时有密切学术交往的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那样，去做梵藏汉文本佛典的对勘；而是利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来解释汉译佛典的名相定义和选择去取。与其说寅恪先生做的是“语文学”研究，不如说做的是“文献学”的研究。关于此点，可参看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七章的相关讨论。

但佛教文献学的根基，在佛典的语文学，正是因为寅恪先生在留学期间打下了深厚的语文学基础，这有几十本季羡林先生介绍过的“学习笔记本”来证明（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才能在解说汉译佛典时触类旁通，超越乾嘉诸老，“得正确之解”。遗憾的是，清华国学院聚集的精英学子和他校旁听的高材生，都说寅恪先生的课听不懂，也没有一个人真正跟随他去做欧洲正统的语文学。随着1930年代中期寅恪先生的学术转向以汉文材料为主的中古史，他的以“西人之东方学”支撑的语文学也好，还是佛教文献学也好，都没有人继续下来，直到在海外学习梵文的周一良和兼学梵文与吐火罗文的季羡林回国，才使得这一摇摇欲坠的学术薪火，得以传承。

（2020年3月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