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短篇100篇（十年蕴积十二个故事）

7月31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人物，12个故事，把自己写入小说，莫言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中国籍作家首位获此奖者。2020年，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有人说莫言将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呈万千气象。这一次，莫言将笔触延伸得很长、很远，但距离读者又是非常紧密、亲近。

“说书人”回归：聚焦小人物，展现时代“常”与“变”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像福克纳书中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已然成了文学地标的高密东北乡，也不过是莫言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构筑的文学幻境。在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他的眼光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所写的时代，其中就有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将网络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说书人”莫言。

亦真亦假：把自己写进了小说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袒露心声：“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幽默松弛，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郭影）

书摘

《左镰》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劳动的计量单位，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当时流行的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我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比男劳力挣得还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那把已经初见模样的左镰在炉膛里即将被烧白了。不，已经被烧白了。那块即将加到镰刃上的钢也烧白了。老三奋力地拉着风箱，他的身体随着风箱拉杆的出出进进而前仰后合。老韩用双手攥着长钳先把左镰夹出来，放到铁砧上。然后他又将那块钢加到镰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挥棒一样的锤子，对着流光溢彩的活儿打了第一下。小韩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在老韩打过的地方，发出沉闷得有点发腻的声响。钢条和镰已经融合在一起。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象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徊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