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世心如死灰（厌世心与自觉心）

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文白相间的语言，把李大钊先生的这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作了一些处理，希望能更好地读懂先生的文章。因为先生引用的典故、成语、术语等较多，水平有限，权当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致《甲寅》杂志记者

记者足下：

之前拜读了贵刊1914年11月10日第一卷第四号刊登陈独秀先生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一文，本人反复诵读，伤心不已！现在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深思挚爱国家的人士，人人都深刻地自我反省，没有人不穷尽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不是因为屈原怀沙自沉而伤感，就是因为老子骑牛出函谷关而伤怀，因此，我也产生了厌世心理。

有朋友告诉我说，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太过伤感了。政治的罪恶达到顶点，厌世的思潮就会隐伏在社会，遇到这样晦盲否塞的时代，悲伤不已的国民，谁还有什么生趣可言？这些悲观的论调，更加容易动人心魄。追根究底，我们需要国家，必然有其实实在在的理由，假如恰好符合这个理由，则这个国家就值得我们去爱。假如与这个理由背道而驰，爱国之情从何而来？假如背道而驰还要爱国心，不是愚昧就是虚妄。进一步说，自觉心就更加遥不可及了。然而，如果思考到这里就停止思考，将会由这个观念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将亡国灭种作为本分而心安理得，进而形成亡国灭种的自觉心。愚以为，恐怕陈独秀先生这篇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如此。观察他的言论：“国人没有爱国心，其国家必然灭亡；国人没有自觉心，其国家也会灭亡。”貌似其言外之意，并不是牢骚抑郁之词可以概括。

发表这番言论之后，这位朋友去了一趟燕京，随后返回东京。我向他咨询国内近况，他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先发了一番感叹：“一切颓丧枯亡的景象，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没什么好说的。这趟行程让我更加觉悟到，我们这些小民，奢谈什么爱国，实在是多此一举。以前拜读陈独秀的论述，曾经不敢认同，现在体会到他言论的实质才回过味来，进而不禁以他的自觉心而自我反省。”

因此，世人对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赞同与否，都存在一定的误解，人们心灵被大大地蒙蔽了。主要也是从表面看，他文章中，似乎厌世的言论太多，自觉的主张太少。在下这次想忘掉大家对文章的误解，擅自替陈独秀将他的言外之意稍微做个解释。

确实，政治社会糜烂污秽到了这种程度，悲天悯人之士，都是默默地心怀伤痛，不能与陈独秀共情的人，能有几个？愁苦行吟，何等惆怅！想找到自觉心的关头，却被厌世的云雾所迷惑，这就是最可怕的时候，我前面提到的朋友的言论，就是这种表现啊。别人的心思，我胡乱揣度，虚妄的言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是不知道陈独秀先生允许我这样做不？

对国家善恶的辩论，古今中外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等人，赞扬国家本善的言论，粉饰推崇备至。自然法派，则说国家是罪恶之源，而倡导无为而治（无政府主义？），动不动就反对国家，恨不得从根本上推翻国家机器，不留一丝余地。对国家善恶之争，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去争论，太过深奥玄妙，不是我这篇文章想要讨论的问题。现在只是就现在的世道来讨论世道。

国家作为一种机构，既然是生存的必然需要，将其定义为罪恶，难免过当。至于国家的目的，东西方政治习俗的精神，本来就各不相同。东方的特点，在于贬低自身来侍奉他人；西方的特点，在于保存自身来实现相安无事。风俗习惯、文化信仰，就是以这种特点为基础，政治也是以这种特点为基础，没有什么不同。但，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习俗、特点的变革，自然依赖于先觉醒的人努力，然而并不能期待一朝一夕就获得成功。

只是我们国民对于这件事，确实要有自觉心。自觉的意思，就是在于改进立国的精神，求一个值得爱的国家而爱之，不能因为国家不值得爱，就彻底断了爱国的念头。更不能因为我们国民从未有过值得爱的国家，而自暴自弃，成为没有国家的人，而以没有能力建设可爱之国的人自居。国家的成立，都是人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命运，宇宙之间，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有我们同类的人，就可以克服困难创造国家。为什么单单我们不是这样？只要我们不妄自菲薄，只是凭着我们的自觉力，坚持奋斗，不断地朝着目标奋进就能成功，至于什么时候实现目标，就不用管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国家兴亡、民族消长的历史告诉我们，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没有止境，触目皆是，不是某一个姓氏一个种族特有的。

秦皇、元代、波斯、罗马的雄图霸业，其鼎盛时期，丰功伟烈，无不震烁于当世。曾几何时，江山依旧，但人事全非，英雄霸主留下的丰功伟绩，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淹没在残碑断阙之间，像烟雾一样消散，再也看不到痕迹，这些所谓的伟大帝国，如今又在哪里？

因此，自古以来，没有不会灭亡的国家，就算没有灭亡，也没有不值得爱的国家，难道一定要成为像英、法、俄、美这样的国家才之后才值得爱？像这些国家，最初也不是与宇宙同时起源，纯粹是后天赐予的。国家成立最初的基础，都是人民造就的，因为是人民造就的，又怎么能不凭借国民的爱国心，通过发挥并广大国民的爱国心，才最终成功。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国家，爱国才变得真实。追溯其建国之初，纵然有国家的存在，但爱国心却远远比不上建国之后，这又怎么说呢？又比如朝鲜、土耳其、墨西哥，乃至中国国民，虽然有自己的国家，也不必爱国，是因为韩国被日本吞并，国土都送给了日本；墨西哥联合美国攫取国家统治权，或许勉强算得上国土在自己手上。

而像今天的中土，各路军阀自相残杀，国民怎么选择自己的国家？只有坐以待亡，任人宰割，或归附俄国，或归从日本，对霸权强权唯命是听，才获得勾引残喘的机会。如果这样算得上安乐，这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更让人觉得恐怖？处在这样的时期，在下不知道还有什么幸福存在于国家仅存的残躯之上，也不知道除了甘心于亡国奴地位之外，究竟有什么能帮助我辈爱国人士。陈独秀先生所提倡的自觉心，肯定不是这样的。

恶政苦民，比猛虎还凶，确实让人痛彻心扉，急需我们谋求自救的道路。

恶政之下的国民比起失去国家的国民，面临的局面更加残酷，主要是因为讨论爱国心的情绪被悲观情绪所掩盖。即使有讨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像亡国这种悲惨境地，永远都没有出台之日。

曾经有个叫Souvestre的文人（法国作家苏维斯特《贫民窟的哲学家》也叫《屋顶间的哲学家》），游历巴黎的时候，感怀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将其编著成为一部笔录。里面记载，有一天他漫游小巷子，目睹穷苦百姓杂居在贫民窟的草棚孔洞之中，衣着褴褛，风吹日晒，住的地方风雨飘摇，泥沟流秽，臭气逼人。也有一些孤单的游子，客死他乡，最后就剩下一副简陋的棺木，孤零零的葬在荒山野岭，尸骨都被狐狸吃掉，含恨于九泉之下，成了孤魂野鬼。感受到人间惨象，作者叹息感伤，人世的悲苦，还不如没有知觉的草木，怡然自得的鸟兽。看那些房梁上的燕子，雏鸟就开始飞离鸟巢，中间那些太弱小的雏鸟，就会被遗弃在鸟巢，再怎么哀鸣，母燕都不管它，最后哀鸣声越来越小，僵死在鸟巢。

与之相比，人间的母子之爱，真是海枯石烂，无穷无尽，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对比之后又有了新的觉悟：“像这样母慈子孝，令人不免反省，人类之所以乐于成为人类，感情的因素多么深重。一时激于厌世之心，去羡慕原始蛮荒之人的幸运，觉得人类还不如自由飞翔的鸟类。但真正公平公允的考察之后，立即把这种似是而非的念头纠正到正理的轨道上。深入考察，应当知道人性的善恶之间，善良如此宏大，却因为习以为常而不自觉，而一感受到恶行，就会立马感觉到，是因为恶是善的例外。”（见《贫民窟的哲学家》第八章厌世和忏悔）

与其盲目地去爱一个恶的国家，不如努力使国家变得善良可爱之后再去怡然自得的爱国。只凭一时对于政治恶潮的激愤，就产生极度厌倦的心思，仓促之间就追求无国论，甚至将印韩亡国之后的废墟作为避世的桃源，这样的心思，对于国家来讲，已经跟自杀一样，想到这里，实在可悲可叹。

平心静气地思考，国家苟延残喘，国家之善足以庇护国民因为司空见惯所以觉察不到，而国家之恶却被我们受不了，原因是恶为善的例外，恶更容易被觉察、感知。反过来，真到了亡国的境地，其中的甘苦怎么样，印韩国民或许最有发言权。万一不幸亡国，我们切身体会印韩国民的遭遇，亲身品尝这一苦果，到那一天沦落天涯，成为亡国奴，相逢时只能像流放的楚囚一样哭泣，或许才兴起兔死狐悲之痛。我们今天拿来自比，并作为羡慕对象的善，还是因为恶是善的例外罢了。因此我们对印韩国民感到惭愧的心理，就跟厌世者憎恶人间，以为人间不如草木鸟兽的无知心理一样。这种在厌倦之后，继而觉悟到纯正的自觉的心理，就是在此时萌发。

中国走到今天，实在是濒临绝境，但一息尚存，断然不允许我们绝望而自我灭亡。近代公民精神的推进，其坚毅足可以壮大我们的意志。人类的言行，固然有受制于一时的境遇而难以抗争，但境遇的形成，未尝不可以认为改变（施加一些人为的影响）。

因此，我们把自己匡死在消极的宿命论中，从而阻碍精神的奋进。而必须本着自由意志理论，持续努力，发奋向上，改变所遇到的境遇，使得（境遇）逐步与我们的志向相合，那么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的“创造进化理论”就会得到弘扬。我辈是有良知有能力的一辈，怎么能妄自菲薄，觉得自己不能与别的民族相提并论。

别的（先进）国家，已经凭借其国民的奋发努力创造而成，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与他们相差并不悬殊，他们也是人，我们有什么比不上的？对哪些强调别人行，我们未必行的人，要当做特殊人群，让他们隶属于特殊国家，用特殊的政策加以管理，那些不安好心的外国政客（客卿）就曾经用这种论调迷惑我们当局，而我们的国民，又怎么能因此而自我贬低呢。

国民今日的职责，一方面，应当领悟近代国家的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国家达到为人民谋福祉而不损害人民利益的程度。使国民对国家心甘情愿的热爱，而不是违背情理的假爱。另一方面，应当领悟近代公民的精神，不要说什么情势所迫，没有用武之地，幸福就摆在我们面前，奋发有为的人，只要坚定理想信念，精诚所至去追求就能达到幸福的彼岸，切不能心灰意冷而放任自己。假如总是说天下太平（河清海晏）遥遥无期，动荡时局又裹挟而来，人生百年，还有什么可指望！

在下听说，国家存亡，对我们来说，就跟人的生死一样啊。日本的中江兆民（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晚年罹患不治之恶疾，医生说他只能活一年半。中江兆民说：“生命的长短，怎么能限定，若要说短，一百年也好像旦夕之间。若要说长，那么这一年半，也是我生命中的悠久岁月。”随即拖着病体不知疲倦的著书《一年半》。

在下今天举这个例子，或许有点不伦不类，但这位哲学家的言行确实发人深省，我国今日所患疾病，是否真的已经无可救药，还是个大大的疑问。即使真的无可救药，留给我们最终奋斗的时间，难道比中江兆民的一年半还要确定吗？我国国民真能领悟中江兆民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利用余生，恪尽天职，前途胜利的曙光，必定引领国民走上天下大治的光辉道路，千万不能因为前进道路的崎岖而昏庸到灰心沮丧！

近日中日交涉，丧权辱国，国人激愤，到处奔走呼号。湘中少年，甚至因此发生一起自杀的事件。爱国之至诚，到了不顾自己生命的地步，这种志气确实值得敬佩，但这种行为更值得同情，我们要引以为戒。

国内国民，麻木不仁的占了一半，悲观绝望的占了一半，聪颖优秀的人，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不亡国的希望所在，命脉所系，就在这少数人。而现在却或精神上、或身体上，纷纷走上了自杀的歧途，贤人死亡，国事危殆，那国家就真的无药可救了。然而一个国家的灭亡，不是别人灭亡我，是我们自己灭亡自己；亡国之罪，不能加在别人身上，只能算在我们自己身上。少年的志向如果仅仅是这样，是亡国少年，不是兴国少年。自杀的行为，不是出自于精神丧失之徒，就是出自于意志薄弱之辈。

日本的少年，一遇到艰难窘迫，就只有到华严瀑布投河自尽的本领，受到日本哲人的鄙视。现在的一些少年，也想将湘江之波浪，比作日本华严瀑布（像日本少年一样自杀），人们又会怎么评价我们呢？况且国仇不共戴天（时日曷丧），国耻刻骨难忘，以我辈卧薪尝胆的精神，迟早要一雪前耻，既然心怀必死之志，也要忍气吞声，等到横刀跃马、效命疆场的时机再去慷慨赴死，那样，男儿之死才不是白白牺牲。不作这样的打算，反而凭着一时的愤懑，效仿匹夫匹妇那样自经沟渎（默默无闻的死去），那是还未与敌人交锋就自己先屈服了，亡国冤魂，只会在你身侧嘻嘻嘲笑。这都是因为不明白自觉心的本义造成的。以前在下居住在京师的时候，暗杀、自杀的风气比现在还盛行，曾经因蒋方震自杀未遂事件（1913.6.18），写了“原杀”一文讨论这一现象。现摘录其中一个章节如下：

自杀因何而起？宇宙万象，影响人类精神变化的因素，极其复杂，茫然不知其主要因素在哪里。就像蒋某自杀一事，就蒋某个人来看，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而激愤的原因，又源于学校事务的棘手，这个因素影响到一个人，原因是基于一件事，他的激愤起于一时。如果从社会现象观察，那蒋某自杀这个现象，实在是没有其他社会现象促动因素，模仿、激昂、厌倦、绝望，都是这个现象的因，种种心理不断积累，而因为一件事便在一时之间发生。影响的事件逐步发生，蕴蓄的情绪不断积累，之所以激发这种心理现象，实则还是对社会罪恶现象的不满。

人类行为，有不知不觉跟随他道路的，称之为模仿，这就是社会力的一种。现在的人，轻生好杀，蔚然成风，从清朝开始就这样了。陈星台（陈天华(1875年-1905年12月8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杨笃生（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等先辈，都因为爱过热诚，激愤至极跳海而死，自杀的风气，随即在国内兴起，接踵而至的后来人，时有耳闻，这就是模仿的力量。

平凡大众中自杀的人，他们的家人或许相继会出现自杀现象，甚至用同一种方法在同一个场所自杀，有的平明百姓不知道原因，便说是冤魂作祟，却不知道这也是模仿力的原因，然而发生此类事实的家庭，必然有他们难言之隐。

其次，社会不公平，郁结到了一定程度，往往会激发人们激昂的情绪。光复以来（不知是光绪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以来，还是张勋复辟以来），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紊乱，世途险恶，廉耻丧尽，贿赂之风大行其道，学者不致学术，官吏不守职尽责，恃强凌弱，以众欺少，天地失色，贤人隐退，君子之道小退，小人之道滋长，回顾华夏神州四千多年以来的社会黑暗，没有一个时期超过现在，人心由不平逐渐变为激昂，再由激昂变为轻生，而自杀这个社会现象，因为激愤而逐渐形成，就不值得奇怪了。

世道的衰落，政俗的崩坏，人们产生厌倦之心，忠诚贤良之士或被放逐，或被迫归隐山林，极端的甚至厌弃人世，含恨自杀的大有人在。昔日，暴秦肆虐横行（意欲称帝），齐国鲁仲连表示要蹈海而死以表明气节（鲁连蹈海）；楚国朝政不纲，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字灵均）投江，一命呜呼，千古同悲。清廉高洁之士，由于不被世道所容，相继穿上黄冠草履，归隐山林，史册上记载的，不可胜数。

因此，当人们厌倦了浑浊的世道，就宁愿投东海而死，古往今来，这种激愤的情感是相同的。自杀行为也是绝望至极的结果啊。

自古以来，忠臣殉国，烈妇殉夫，临危尽节，千古流芳，这种忠肝义胆，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忠臣殉国的行为难得一见，但殉国的理由不难分析；烈妇殉夫的行为难得一见，但殉夫的理由不难分析。大概忠诚烈妇对其国家其丈夫所寄托的期望，深厚而恳切，其毕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其国家其丈夫，一旦国家危殆，丈夫身死，天长地久，绵绵无尽，还有什么能指望的，随即自杀牺牲，他们的精神上，实际觉得死亡的愉快，远比痛苦的生存强。

晚清末年，我们还有一丝光复的希望，共和的希望，因此，虽然内忧外患，到处是压迫，但对前途抱有一线希望，不肯立即灰心丧志，坚持忍受社会的苦毒。现在理想中光复的希望、共和的希望，不但不见丝毫，政俗反而每况愈下，日渐卑污，伤心的人们，哪个不是痛心欲绝，万念俱灰，只求一死，绝了对这个万恶社会的视听。

呜呼！社会郁积堵塞，人心愤慨不满，已经到了极点，到了这个境地，天下仁者还不谋划救世良方。世道变坏得越快，人生的痛苦就会日益加重，生活就会更加艰难困窘，饥寒交迫。佛家说天堂，但天堂无路；耶稣说天国，但天国无门，森罗万象，只有一条解脱之路，那就是自杀。悲伤的中土上，眼见其国民最终互相残杀或自杀。与其在虚无缥缈、幽深玄奥之路求索，不如各自忏悔，洗涤罪恶，在人世间建立天堂之国，化荆棘为坦途，救世救人并实现自救，在未来的某一天，勉强有点生而为人的乐趣！

由此而论，自杀现象的发生，虽然是因为一时一事激发而成，但究其根源，则前因后果十分复杂，是经过长期的酝酿郁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引发的。

要遏制这种现象，只有希望在政治因素上和社会因素上，进行深刻的反省；对个人而言，则不能被事物的表象所蒙蔽，因为一时的失望，而丧失人类本能，这就是自我觉醒的良机，也是建立天堂之国的种子。

过分的是，一些激进分子借文学之名，物化人类，对人们产生深刻影响，一旦人们被恶政所困，心情郁积得不到伸张，这类所谓的文人就满腔悲愤，诉求无处发泄，就写出文章发表，以诡异虚幻的笔触，书写死亡的乐趣，足以摄人心魄。而中学阶段的少年，心智单纯，就会被感动、被影响，导致自杀的人日益增多。

文学的本质，固然在于反映现代生活的思想，社会的黑暗，文学上畸形的悲哀，与作者有什么关系呢？然而，社会之所以需要文人，是希望以他们的先觉之明，来唤醒世间众生啊。值此政治黑暗，世风日下，满世界深深火热之际，（部分文人）却沉溺在罪恶之中而不自知。天地为之昏暗，众生为之厌倦，如果没有先觉的文人应时而出，奋起生花妙笔，宣扬教化之声，一旦人心恢复的苗头阻塞久了，忏悔的念头怎么激发出来？到时候，人们就会与禽兽为伴，互相掠夺，弱肉强食，直至灭亡。假如沉溺在厌世的思潮、哀伤的文章，任悲伤蔓延，不但不能将人们从罪恶的迷梦中唤醒，反而会增加人们哀愁。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在悲愤情绪之上，进而伤害他人的生命，这难道是当代文人的职责吗？不能不慎重思考啊！

偶有感触，零碎写下，只是记录了自己的一些感想，不成文章。

不当之处，恳请足下不吝赐教。

李大钊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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