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中的红色故事（红色经典之长篇小说红岩在烈火中永生）

接上文

杨益言又说：“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和事，往往不那么集中，不那么连贯，因此，在创作时，就不能不有集中、概括，这样加工的结果，小说中出现的人和事必然就和历史上的人和事有所不同了。”“大体上说来，凡是在这部小说中写明是牺牲了的人物，都有一个或几个烈士原型作为依据，综合成一个典型来写。凡是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写明是牺牲了的人物，虚构的成分就更多一些。”

小说中许云峰的高大完美的烈士形象，就有着许建业、罗世文、韦德福三位烈士的原型。那许建业是当时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工运负责人，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在《红岩》小说中，许云峰和另一位地下党负责人李敬原在茶馆接头时被叛徒甫志高带特务包围时，许云峰坦然起身，吸引特务的注意掩护李敬原逃脱的故事，就取材于许建业被捕时在茶馆掩护战友脱险的真实事迹。

小说中的特务头子大摆筵席，企图获得一张与“投诚”地下党人合照以供宣传的片段（但最终失败），则取材于罗世文（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和车耀先在1945年端午节拒绝赴监狱主任的宴会的历史。

至于韦德福，他是一个为生活所迫误入军统的幼稚青年，后来他因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被捕。韦德福在白公馆狱中的地牢里，用双手挖开地牢的岩石，越狱被抓回遭毒打，英雄就义。小说《红岩》里许云峰在白公馆地牢挖出地道的情节就是由此而来。只不过，许云峰没有像韦德福那样自行越狱，而是将逃生的希望留给监狱中的其他同志，之后自己英雄就义。这一情节的改动，烘托出了一个高风亮节的革命烈士形象。

白公馆

在小说《红岩》的地下党人里，第二位主要人物便是江雪琴，即“江姐”，她的原型江竹筠，为许多人了解。1948年1月，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在川东的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挂在竹园坪城楼上示众。当江竹筠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并沒有哭泣。他仰望苍穹，紧咬双唇，悲愤地告诉同志说：“我们到重庆去报告老彭他们失败的经过，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再来！”为了使“江姐”这个形象更加饱满，除了江竹筠的其人其事之外，作者也“借用”了他人的事迹。在真实的狱中斗争中，江竹筠被囚的女牢房并未“绣红旗”，这实际上是把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罗广斌等人“绣红旗”的事迹移植给了江姐。

《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他富家子弟的身世与小说中的刘思扬有类似之处。刘思扬是《挺进报》的工作人员之一，负责收听并抄录新华社广播，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是不是作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代入到小说人物里？并非如此。杨益言后来说，他跟罗广斌构思创作《红岩》之前，决定了：“决不把自己的影子写进去。”

刘思扬的原型是两位烈士，一位是刘国鋕（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时年28岁）；一位是王朴（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济实体南华贸易公司经理，1949年10月28日被杀害于重庆大坪，时年28岁）。有关《红岩》中刘思扬这一人物的不少情节，就取材于刘国鋕的革命经历。如刘思扬写的就义诗，就是刘国鋕写的；刘思扬在重庆住的那座公馆，就是刘国鋕住过的住所。

由于这些细节的存在，刘思扬这个人物形象趋于饱满。在历经种种考验之后，刘思扬终于成长为合格的革命者。

1949年的秋天，当国民党在重庆的反动统治行将覆灭的时刻，特务头子徐鹏飞下令杀害地下党员许云峰。在临刑前，徐鹏飞对许云峰说：“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许云峰无动于衷地笑了笑：“这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尽旧社会的折磨、迫害，终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本节选自《红岩》第二十八章。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