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为何反南明(左玉河全盘西化)

现代化是世界文明发展趋势,“西化”仅仅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已。中华传统文明要走向现代化,完全可以走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文化思潮。胡适虽然最早提出并声明自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近代中国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是以广东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为代表,包括郑昕、卢观伟、吕学海、冯恩荣、梁锡辉、陈受颐等在内的一批学者,他们既反对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调和中西文化的“折衷派”,自称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坚决主张“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全盘西化”论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从学理上揭示其错误。

1930年,陈序经撰写《东西文化观》一文,主张“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她”;两年后写成《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正式提出“全盘西化”概念,从学理上阐述了“全盘西化”理论。

陈序经对比中西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得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的总结论:“我们要和西洋比较科学吗?交通吗?出版物吗?哲学吗?其实连了所谓的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也只有愧色。所以西洋文化之优于中国,不但只有历史上的证明,就是从文化成分的各方面来看,也是一样。”因此,陈序经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就陈序经所处的时代而言,从文明总体发展程度上看,西方确实更为先进,中国必须正视这一差距,取长补短、奋起直追。但陈序经的理论前提有很大片面性,因为文明、文化兼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中华传统文明在时代上的落后,并不能证明民族性的低劣。就时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集中体现封建社会特征的内容是糟粕;但从民族性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好学不倦、发愤忘忧、勤俭勇敢、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不畏强暴、热爱和平、舍生取义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则是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是完全能够作为中国现代文明整合基础而加以继承的。陈序经等人显然仅仅关注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而忽视了民族性差异;仅仅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而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精华,这显然是偏颇的。

左良玉为何反南明(左玉河全盘西化)(1)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社,1937 年)书影 资料图片

正是从中华传统文明完全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理论预设出发,陈序经等人断定,中华传统文明不可能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在他们看来,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和现代文明的价值源,不在本民族文化自身,而在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只能通过“全盘西化”,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移植过来,而不能寄希望于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

陈序经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理论依据,是文化整体论和文化不可分论。他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他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所以她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了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她,因为她自己本身上是成一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要借鉴西方文化,就必须照单全收,不能有所区分和选择。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单位,各种文化就是各个不同的单位,“所以取其一端,应当取其整体,牵其一发,往往会动到我们全身”。正因为有文化整体观作为理论依据,陈序经等人主张要接受西方文明就必须全盘接受,要反对中国传统文明就必须全盘反对。

实际上,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次,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有机联系,但各自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并非铁板一块。因此,陈序经等人的文化整体论和文化不可分论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陈序经等人仅仅看到了文化的有机系统性,而没有关注文化单位之间的层次差异性,因而对待西方文明采取了绝对化的全盘接受的极端态度。

就当时而言,“全盘西化”论者的现实出发点并非完全错误。他们主张引入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人性解放与思想自由,注重人权保障和法制建设,猛烈抨击“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停滞历史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道德观以及其他特权和专制主义因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然而,“全盘西化”论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出路的一种偏颇的文化选择,其根本认识误区是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的错误命题。陈序经在为“全盘西化”论辩护时强调:“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较易理解。”严既澄则声明:“其实西化就是现代化,因为现代的强国都拥有这些制度、文物、知识、学问,我们若要和他们并立于天地之间,便非学他们这些东西不可。”

“全盘西化”论关于“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序列来看,当时西方国家虽然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非停滞不前,实际上,在欧洲资本主义萌生、发展的15—18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清时期,中国在思想、政治、经济上也出现了与欧洲类似的新因素、新趋势,有学者称之为“近代的初曙”。这意味着,现代化并非西方“专利”,现代化绝不等于“西化”。

现代化是世界文明发展趋势,“西化”仅仅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已。就是西方国家自身,由于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其现代化进程和特征也很不一样。因此,中华传统文明要走向现代化,完全可以走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所开辟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昭示着人类文明新的形态。

总之,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在三个核心观点上是错误的:一是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民族性差异,仅仅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与当代社会不相容的封建糟粕,而忽视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二是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只看到各个文化单位之间密切联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各个文化单位之间层次不同、联系疏密不同的一面,因而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采取了绝对化的全盘接受态度;三是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的命题,将西方文明等同于世界文明,将西方现代化模式视为唯一模式,根本否定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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