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鉴为什么喜欢王羲之？郗鉴东晋偏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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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鉴为什么喜欢王羲之郗鉴东晋偏安的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孙欣

嘉祥县西南的满硐镇,有一座郗庄村；县城往东不远,有一座郗鉴墓。据郗庄村的郗氏族人介绍,此墓乃两晋之交名臣郗鉴的墓地。“每逢清明冬至等重要时节,郗氏族人都会聚集在郗鉴墓旁,隆重祭祀我们的老祖宗。”郗氏族人郗少峰告诉记者。

“在历史上,郗鉴名气虽然比不上东晋琅琊王氏的王导等人,但他的作用在当时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在变乱四起的东晋初期,郗鉴是朝臣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的抉择关乎一方势力的危亡。在东晋偏安之后,郗鉴又是各大门阀家族利益的调和者,为东晋政权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郗少峰说。

从文弱书生变为流民统帅

在郗氏家谱记载中,郗鉴是带领家族走向中兴的关键人物。

《晋书》记载有郗鉴的家世,说他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之玄孙也”。郗虑生活于东汉后期,曾拜入经学大师郑玄的门下,并在名士荀彧举荐下成为曹操集团的一员。郗虑才干卓著,同时办事勤勉,逐渐获得曹操器重,后来官至东汉御史大夫。但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抓捕伏皇后的行动中,郗虑却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远不及副手华歆的态度积极。自此之后,郗虑迅速失去曹操信任,黯然离开权力中枢,神秘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郗氏家族也随之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一直到郗鉴这一代,郗氏家族才再度登上历史舞台。郗鉴虽然“少贫孤,躬耕陇亩”,物质生活有些清寒,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博览经籍,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

郗鉴不仅博学多闻,更善于观察时局。“在西晋乱世中,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生存技能。”郗少峰说。

“八王之乱”开始后,西晋政局瞬息万变,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许多官员士子“朝为堂上客,暮为阶下囚”,因错误抉择而走上了穷途末路。郗鉴选择“潜龙在渊”,学着乱世求生、保存自我。

当时朝堂执牛耳者是赵王司马伦。他为收买人心,对党羽大肆封官许愿。郗鉴看出司马伦有不臣之心,对其征辟一再称疾不赴。等到司马伦篡位,郗鉴干脆闭门自守,坚决不染逆节。

不久,司马伦败亡,晋惠帝复位。郗鉴审时度势,出任司空军事,累迁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但这时西晋政权内部依旧暗流涌动,政局仍然晦暗不明。各方力量为了壮大势力,竞相延揽人才。东海王司马越征召郗鉴为主簿,征东大将军苟晞则任命郗鉴为从事中郎。郗鉴不愿陷入权斗漩涡,既推辞了司马越的举荐,也拒绝了苟晞的任命。

数年之后,京师洛阳为前赵军队攻陷。中原鼎沸、大厦已倾之际,朝廷官员或被俘或出逃,仓惶作鸟兽散。崩溃的官僚系统造成了地方的权力真空。一时间,各地盗匪横行,烽烟大作。郗鉴在逃亡途中不幸被盗匪所俘虏,更被强逼着入伙当头领。他坚守气节,一再拒绝盗匪的威逼利诱。幸运的是,郗鉴趁着守卫松懈之际,于夜色掩护下成功出逃。他惶恐不安,一路狂奔回故乡。

故乡的情况也不乐观。战乱造成了农田抛荒,加剧了饥荒蔓延。郗鉴蛰伏故乡,时常饥肠辘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当时郗鉴的兄长之子郗迈、外甥周翼都很年幼,郗鉴常带着他们一同到别人家就食。有一次,乡人面带愧色地说:“我们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郗鉴表示理解他们的难处,此后都是独自前往。但在吃饭间隙,他将饭菜储存在两颊之边。回家后,郗鉴再将饭菜吐出,供两名幼儿食用。靠着这个办法,两个幼儿得以存活下来。

后来,州中的富人感激郗鉴“往日恩义”,主动拿出米粮来资赡救济他。面对珍贵的粮食物资,郗鉴却做出了令人费解的举动。他将所得物资平均分成几份,用以抚恤宗族和乡曲孤老。在他的帮助下,许多濒死之人得以存活。这种救人危难、施人恩义的举动,在乱世最容易得到百姓的衷心爱戴。大家有感天下纷乱、只能取暖自保,就奔走相告道:“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他们一致推荐郗鉴当盟主,带着千余家百姓南下到峄山附近避难。他们开垦荒田、建造屋舍、营修堡垒,并锻造兵器武装自己。

一下子,郗鉴从文弱书生变成了拥有武装的流民统帅。不久,郗鉴听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收集残余力量,就派人奉表前往祝贺。司马睿任命郗鉴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让他负责守卫山东地域。郗鉴秉持忠厚仁义的方针,对流民悉心安抚,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羯族首领石勒势力日盛,接连侵犯兖州地区。可纵使战况危急,以致“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郗鉴军中却“终无叛者”。在他苦心经营下,其所领部曲“三年间,众至数万”,成为北方一支重要流民武装。

严酷的军事斗争磨练了郗鉴的指挥才能。短短数年时间,郗鉴已经成长为优秀的军事统帅。

献“秘计”平定王敦之乱

当郗鉴全力镇守兖州之时,“新生”的东晋内部却爆发了权斗的惊涛骇浪。

司马睿称帝后,面临着“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皇权为琅琊王氏所牵制。为振兴皇权,司马睿在朝中任用戴渊、周顗制衡王导,又援引刘隗、刁协等流民统帅牵制王敦。

但司马睿的行为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力抵制。公元322年,镇守武昌的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进攻下游建康。建康陷落后,王敦把持朝政,司马睿郁郁而终。

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引兵退回武昌,但继续遥控朝廷。当时东晋军事实力严重不足,难以有效阻挡王敦东进。彷徨无助之际,明帝将希望寄托在郗鉴的身上。朝廷立即加任郗鉴为安北将军,希望通过笼络他来牵制王敦。而王敦也决定拉拢郗鉴,同样任命他为安北将军。

凶险而微妙的局势下,郗鉴的抉择关系到东晋政权的安危存亡。

关键时刻,大臣纪瞻上疏朝廷,希望能给予郗鉴更多的信任,他褒奖郗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足以保卫社稷安危。在他的强力举荐下,掌握朝政的王导也支持引援,以郗鉴来制衡王敦。因此,明帝立即拜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并让他率军镇守东晋重要藩屏——合肥。

接下来的两年里,郗鉴率军迅速南下,成为东晋的军事支柱。其南渡时间之短,被东晋接纳之快,都是当时的异数。

此时,私欲膨胀的王敦为了彻底控制朝廷,再次引兵东向建康。明帝以郗鉴军队为后盾,意图节制王敦。王敦听说此事后,上书拜郗鉴为尚书令,将其调离合肥,以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

郗鉴路过姑孰(在安徽省马鞍山当涂县,为建康门户)时与王敦相见。王敦隐晦地劝说郗鉴能“弃暗投明”——背叛朝廷投靠自己。郗鉴却慷慨激昂道:“丈夫既洁身北面,义同在三,岂可偷生屈节,靦颜天壤邪?”郗鉴此语恰好戳中了王敦内心最隐秘的痛处,因而王敦“大忿之,遂不复相见,拘留不遣”。王敦的党羽每天在他面前说郗鉴坏话,怂恿王敦尽快处死郗鉴。但郗鉴被软禁期间,“举止自若,素无惧心”,以气度折服王敦。王敦最终无可奈何,对自己的心腹钱凤说:“郗道徽(郗鉴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最终还是放走了郗鉴。

郗鉴顺利到达建康之后,立即向朝廷报告王敦的不臣之心,继而“与帝谋灭(王)敦”。郗鉴的建议是以自己在流民统帅中的威望,援引流民武装来对抗王敦。

在随后平定王敦叛乱中,刘遐和苏峻等流民统帅迅速响应郗鉴征召,立即率军投入到战斗中。流民武装久历战阵,战斗力强悍,很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敦之乱会在短时间内被镇压,靠的就是郗鉴“密谋”借助流民统帅力量,给东晋政权以强援。

王敦之乱平息后,流民统帅苏峻积累了颇高声望,军备也获得补充,实力大增,因而日益骄横。于是郗鉴建议朝廷将其羁縻于长江以北,并加以适当安抚,以其作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力量。

郗鉴如此建议,是基于当时严峻形势而作出的理性判断。此前王敦两次攻击建康,不仅造成京畿周围生灵涂炭,也使东晋政权元气大伤。同时,此时东晋也无军事实力与苏峻抗衡,将其羁縻在长江之北,作为南北对峙间的军事缓冲力量,有利于东晋获得安全保障。

“静镇京口”,平定苏峻叛乱

在郗鉴的安排下,苏峻和朝廷一度相安无事,东晋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但不久晋明帝驾崩,晋成帝即位,身为国舅的护军庾亮掌握了朝廷大权。为了巩固权力,他先废黜了司马氏的宗室势力,接着把目标对准苏峻等流民统帅。为抑制苏峻势力扩张,庾亮任用苏峻为大司农,引其至京任职。庾亮此举可谓一举两得,不仅解除了苏峻兵权,还能收苏峻之兵为己用。

不料庾亮行事急于求成,反而引起了苏峻的忧惧。苏峻数次借故推辞任命,都遭到庾亮断然拒绝。苏峻最终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一同起兵造反,率军渡江攻入建康。庾亮仓惶出逃,东晋京畿一带再度遭受史无前例的灾难。

苏峻刚刚谋反时,时任徐州刺史的郗鉴就想引兵东渡平叛。但当时庾亮已惶惶如惊弓之鸟,对外地军队极其不信任,因而“以北寇不许”,拒绝郗鉴的请求。等到王师惨败,建康沦陷,庾亮才被迫重新任命郗鉴出面组织力量平叛。

此时局面已经糜烂不堪。经过叛军蹂躏,京师附近满目疮痍,以致郗鉴“去贼密迩,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此外苏峻兵马凶猛、装备精良,而东晋可招募兵马严重不足,难以与其正面对抗。

在此危急情况下,郗鉴为鼓舞士气,在临行前“奉诏流涕,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迅速稳定了军心。在讨伐苏峻的檄文中,郗鉴以春秋齐桓公“尊王攘夷”、东汉各路诸侯讨伐董卓为例,鼓舞全军将士报效朝廷。在郗鉴动情的演讲中,“三军争为用命”,士气大增。

激发将士士气后,郗鉴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采取消耗敌人的方法,挫其锐气。紧接着,郗鉴“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他相信,“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郗鉴的军事主张得到了大臣温峤的极力赞同。两人同心协力,很快稳定了江东局势。

不久,荆州刺史陶侃引兵从武昌顺流而下,使苏峻面临被东西夹击的困境。苏峻走投无路之际,不顾一切强攻京口,意欲渡江北上,最终在石头城坠马身亡。此役中,郗鉴在稳定军心、切断叛军退路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郗鉴的决策作为,使已经伤痕累累的东晋再度避免陷入全面瘫痪。

驻扎京口,发展生产

郗鉴在平定苏峻叛乱中,充分认识到京口重要的战略地位。京口是京师建康的“东大门”,向西可拱卫建康,保证京城稳定无虞；向北则是北来流民的主要入口,可控制流民数量泛滥,节制流民统帅势力膨胀；向南则可以控制富庶的三吴地区,掌握三吴物资的输送流通。

郗鉴自驻扎京口后,为将其建设成为京师的坚实屏障,立即投入力量到经济开发中。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原陷入了战火洗劫,南渡流民被迫流落到相对稳定的江淮一带。他们是南方开发的有生力量,也是社会稳定的不安因素,如何妥善安置他们,是困扰朝廷的一道难题。

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郗鉴迁徙在淮南的流民到达京口附近,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郗鉴加强对流民的管理,并为他们提供农耕用具,帮助他们适应环境,恢复生产。

经过郗鉴的治理,京口一带人口迅速增加,为经济活动带来了充足劳动力。到了东晋后期,京口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京城(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江左流寓,多出膏腴”。京口已经成为东晋经济重镇之一。

更为关键的是,郗鉴在京口长期经营防务,让京口成为东晋举足轻重的军事堡垒。郗氏家族前后镇守京口四十多年,让东晋政局保持了长期稳定。直到权臣桓温夺取京口防务后,东晋局势才再度陷入动荡中。

郗鉴在京口注重军事力量的培养和训练。在他的严格训练下,京口一带士兵骁勇善战,战斗力极强。后来东晋名将谢玄便以京口为基地,以当地士卒为主力,组建了东晋历史上最著名的北府军。在关系东晋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中,北府军以少胜多击破前秦军队,可谓一战成名。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高度评价郗鉴:“他(郗鉴)的军队虽然不曾获得北府兵这一专门称号,实际上却已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北府兵。”

“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

在形势波诡云谲的东晋,门阀大族之间勾心斗角,往往威胁朝廷的稳定。而东晋早期局势能够转危为安,有赖于郗鉴居中调和缓冲,平衡了门阀大族的力量对比。

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虽然王导尽全力保住了王氏一族,但他对东晋政权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晋明帝吸取王敦之乱的教训,对王氏家族也加强提防,并亲近庾亮而疏远王导。在晋成帝即位不久,掌握实际权力的庾亮便开始实施废黜王导的计划。

王导与庾亮矛盾由来已久。王导为了家族安危,曾对庾亮处处忍让。但庾亮出镇武昌后,掌握了长江上游大多数武装力量,给在朝廷中的王导造成很大压力。《晋书》曾记载一个细节,透露了两人之间的裂痕,“常遇西风(庾亮镇守的武昌在西)尘起,(王导)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庾亮字元规)尘污人。’”

王导虽然百般忍让,但庾亮锋芒毕露,坚持认为“大奸(即王导)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但直到王导、庾亮相继去世,朝廷也未发生庾王两大家族倾轧的惨祸。其背后的关键原因,就是郗鉴在其中的斡旋和制衡作用。

郗鉴深知庾亮有独揽朝政的野心。他认为庾亮坐镇武昌,不仅手握重兵,而且遥控朝廷。若庾亮一旦想效仿王敦攻入建康之举,势必造成门阀倾轧,东晋又要面临生灵涂炭。这是郗鉴两次参与平叛后,极不愿意再次看到的情况。所以郗鉴对庾亮提出的废黜王导建议多次拒绝。史书记载“至是,(庾)亮又欲率众黜(王)导,又以咨(郗)鉴,而鉴又不许”。

庾亮郑重其事地咨询郗鉴的意见,主要是忌惮郗鉴在京口驻扎的精锐军队。王敦之乱后,朝廷为了限制荆州军事力量,也在扬州部署军队,以形成长江上游和下游两大军事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上游武昌力量,其主是庾亮,下游京口力量,其主是郗鉴。双方势均力敌、不分伯仲,因此在废黜王导一事,庾亮不敢轻举妄动,必须获得郗鉴的同意。

郗鉴不仅一再拒绝庾亮的建议,而且主动和王氏联姻,以巩固两家的亲密关系。如历史上著名的“东床快婿”,便是郗鉴为其女选择王导之侄王羲之为婿,使两族交好,互为支援。因此庾亮虽有废黜之心,无奈郗鉴“静镇京口”而不敢发难。在这种微妙且脆弱的平衡中,东晋政局保持了相对稳定。

郗鉴后以身体患病,恳求逊位休养。在给朝廷对奏疏中,郗鉴并未自夸业绩,反而说道:“忝位过才,会无以报,上惭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叹,抱恨黄泉。”在病重之际,郗鉴也关心着朝政安危。他认为自己“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自己“宣国恩,示以好恶,处兴田宅,渐得少安”。如今他们听说自己病重,“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所以郗鉴举荐太常蔡谟,认为他“平简贞正,素望所归”,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统领自己的旧部,保持军队稳定。奏疏中,郗鉴还希望皇帝“任贤使能,事从简易,使康哉之歌复兴于今”。郗鉴认为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自己“虽死,犹生之日耳”。拳拳忠君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上疏不久,郗鉴就因病辞世。皇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谥号“文成”,赠位太宰。

在东晋初期混乱局势下,郗鉴始终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先后平定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并及时调和庾、王两大家族矛盾,使东晋在历经动荡之后进入平稳时期。纵观郗鉴的一生,自从他镇守京口开始,就拥有了与其他门阀争夺权力的资本,但他从不计较一家一姓私人利益,始终从东晋安危大局出发,竭力维持稳定局面。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叹道:“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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