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之谜（不止乔伊斯叶芝）

在1400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柏林经历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在世界和欧洲范围内，有许多城市在彼此竞争，但却几乎没有一座成为欧洲首都。

都柏林在爱尔兰历史以及爱尔兰想象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爱尔兰知名作家、都柏林三一学院现代史教授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在《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一书中，以爱尔兰历史的权威人士身份，为我们带来了生动的都柏林——从它中古时期一路演进至新古典时期的十八个世纪。他以编年的方式记录这座城市的广阔与多变，讲述了爱尔兰岛的故事：它不断地在被来到这座城市中的人所塑造，也在不断地影响着这些人。

以下内容选自《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爱]大卫·迪克森著，于国宽、巩咏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2月版。

作者丨[爱]大卫·迪克森

摘编丨安也

将都柏林这座城市架构起来的，是其寂静无声的历史

都柏林诗人兼记者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在1923年写道：“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横空出世却一成不变，她必是先祖遗传的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传统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现在的城市居民。居民年轻的时候，城是老城；城中居民变老的时候，城却再次显得年轻起来，青春绚丽，令人称奇。”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更近代一些的文化评论家，他的看法似乎不那么乐观：“过去建造的城市今日不复存在，也没人能真正了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过去确实已经消逝，线索再难寻觅。而大约处于1995—2007年爱尔兰之虎（Celtic Tiger）时代的都柏林，则如青春四溢的年轻人一样，活在当下才是人们所热衷追求的。

然而，将这座城市架构起来的，却是其寂静无声的历史。就是现在，其悠久历史也是该城商业名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柏林的历史从未被如此包装和商业化过。可爱的导游们在“美妙的旧时光”上大做文章，更有水准的文旅商人会唤醒乔伊斯笔下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的世界以吸引游客，而市政府会组织一些城市历史庆典活动，大力宣传其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这座城市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都柏林单单就是市政管辖下的那块地域吗？那样的话，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经完全都市化的很多区域就被排除在外了，而20世纪另外一些城市化的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就目前而言，从都柏林北部的马拉海德郡到威克洛郡的布雷（Bray），向西到基尔代尔郡的莱克斯利普，都柏林指的就是所有这些城市化的地区吗？

从政治角度讲，这个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其内部是各自为政，目前总共有六个郡议会。而如果从都市与周边可通勤地区的角度看，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都柏林；人们每天都在其间往来、工作、求学、娱乐。

1791 年绘制。从埃塞克斯桥对面、沿着议会街的角度所看到的马尔顿的景色。《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插图

老都柏林人的身份鉴定则涉及完全不同的一些问题——不是关于都柏林在哪里，而是关于都柏林是什么的问题。这座城市曾被冠以非常多的标签，维京人（Viking）、诺曼人、英国人、新教徒、乔治王（时代）的人、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这些标签几乎都是过于简单化了。毫无疑问，自爱尔兰海以西出现城镇以来，在这个深陷纷争的岛屿上，都柏林一直是最大的城市化地区。七个世纪以来，这里是英国影响力向外扩散的震中地带，是那一时期大部分时间里周边民族英国化的主要渠道。但是对于反对英国的各种势力来说，这里是为他们提供喘息机会的避难所。

所以，在不同时期，都柏林都是殖民者的堡垒，也是充满纷争的地方。在欧洲和地中海也有很多纷争不断的城市，其中有些地方经历的残酷遭遇，比都柏林更甚（如布拉格、哥尼斯堡/加里宁格勒、士麦纳/伊兹密尔和阿尔及尔）。都柏林与英国和西欧的许多城市不同，几乎完全逃脱了20世纪工业革命引发的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但是往更久远的历史追溯，都柏林历史上发生的间歇和倒退，其严重性却是任何其他欧洲都城无法比拟的——有历史烙印为证。但有一点，像所有的大都市一样，都柏林也有文化融合的现象。虽然文化差异有时会导致矛盾和冲突，但是这种融合使城市历史拥有了富含创造性的特点。

1922年，乔伊斯使这座城市广为人知

都柏林在阶级和财富方面极端分化并以此著称，拿破仑式的奢华与难以名状的贫困在此共存。就这一点而言，原因同样极其复杂。都柏林是爱尔兰全国范围内社会和经济创新的中心，但每当发生变革的时候，这里便成为经济利益争夺的战场；而拥有大城市的身份并得以在城里工作的优势却又是贫困产生的原因。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厂，该厂为其员工提供相当优厚的福利待遇；在那个时候，城中劳动阶层的住房难题却是国际上人尽皆知的丑闻；并且，当地人的酗酒问题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1916至1922年世纪性动荡的岁月里，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混乱和前后矛盾空前突出。1916年4月的复活节起义宛若晴空霹雳，百孔千疮的城市再次陷入惊恐之中。这次起义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舆论开始转向，很多市民转而支持激进的分裂运动。

不到三年，主张分裂的新芬党竟然在市长官邸的附楼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爱尔兰议会）。随后发生在农村各地的游击战以及英军所进行的相应抵抗，虽然大部分都发生在都柏林以外，但无论其激烈程度如何，源头都在城里。1921年围绕《英-爱停战协定》或《英-爱条约》所进行的大部分政治角力，主要发生在都柏林市内。

斯蒂文斯医生医院的方形庭院。这所医院 1733 年开业，有 87 张床位，是 18 世纪都柏林最大的医疗医院。《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插图

然后，在1922年1月，到了移交都柏林堡的时刻。这座城堡是12世纪以来英国统治爱尔兰的标志。从12世纪到20世纪，都柏林的命运与英国统治共沉浮。那么，在1922年的这个时候，当这座城市首次作为‘爱尔兰人的爱尔兰’的首都时，她能够再造新生吗？政权正式交接之后五个月，内战爆发。首次冲突虽短但异常激烈，位于都柏林码头旁的爱尔兰公共档案馆的四法院大楼遭到轰炸之后被毁。拥有七百年历史的爱尔兰英辖中心档案馆，在几小时之内灰飞湮灭。

1922年还见证了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的诞生。詹姆斯·乔伊斯用七年时间写成“一天中的小故事”（指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本书）。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都柏林为背景，却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遥相呼应。该书在巴黎出版。都柏林本地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并不明朗，甚至持反对意见，其国际影响力也迟迟打不开局面。可远在20世纪结束之前，《尤利西斯》就已成为广为人知的现代主义作品范本之一。可以想见，都柏林历史上的这一年，因此成为每一位当代英语文学研究者熟知的时刻，而都柏林则成为世界文化园林中与众不同的角落。这一年，乔伊斯使这座城市广为人知；但也正是这一年，公共档案馆的一场大火却将探索城市深层历史的潜在资源毁于一旦。这真是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

人们对都柏林历史的学术研究收效甚微

当时曾有两个旨在挖掘都柏林历史的项目。第一个是《都柏林古代纪录年表》（Calendar of ancient records of Dublin）的出版，这项工作早在1889年就开始了，最后一卷，也就是第19卷，于1944年出版。该书由约翰·吉尔伯特爵士（Sir John Gilbert）及其遗孀编辑完成，是1447年至1840年政府重组之前城市管理部门发布官方政令合集的评述版。这些珍贵资料同其他重要市政档案一起并没有受到公共档案馆大火的影响；这套书记录了城市深层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能够得到当时民族主义地方政府的认可，得以完整出版，实属不易。

吉尔伯特在19世纪50年代曾写过一本关于都柏林城市发展历史的著作，颇具创新意义。他终其一生致力于档案搜集、整理、保护和出版工作。他是倡导对城市档案进行专业保护以及爱尔兰公共档案馆建设的主要发起者。另一个“政权末”（fin de régime）项目则完全是非官方的——成立于1908年的“爱尔兰乔治王朝学会”（Irish Georgian Society）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组织的，政治倾向主要是统一党派，公开的使命就是整理和出版都柏林的建筑和装潢历史，即18世纪漫长的“古典”时期的建筑史。到1922年的时候，已经出版五卷，包括1916年复活节起义和1922年内战时毁坏的很多建筑和档案的详细图片和文字记录。到了这个时候，使命的初衷已经不知不觉被放弃了。

约瑟·都铎1752年所作全景画，从伯格的图书馆建筑群延伸至荒芜的林森德半岛和繁忙的都柏林湾。《都柏林：沧桑与活力之城》插图

这些事件之后，人们对都柏林历史的学术研究收效甚微。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老都城融入新爱尔兰的过程颇为艰难。其特别的英系历史经历使其无法轻易适应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大环境。对新政权来说，公民道德建设完全排不上议事日程。无论是位于城中的民族文化机构，还是当地政府，即都柏林市政厅，都没有资源和远见支持和发展都柏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由个人爱好者管理的一所城市博物馆于1944年开馆，一直低调运作。国立博物馆对都柏林历史的处理态度（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仅限于庆祝一下复活节起义而已。

“老都柏林学会”成立于1934年，几十年来，一直是学会的业余爱好者将都柏林的过去展现在大家面前、让人们熟知。他们偶尔也会发表演说、呼吁对其进行保护。通过回顾，我们看到1952年出版的莫里斯·克雷格（Maurice Craig）的著作《都柏林社会和建筑史》（Dublin: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这是对都柏林历史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开始。这本书对都柏林两百年来的自然历史所做的讲述，文字优美、描写细腻，不仅高超的学术水平贯穿始终，其说理过程也是透彻、深刻，入木三分。克雷格认为，由奥蒙德伯爵提供保护的“复辟之城”是“乔治王”时期都城的仿制品。其全盛时期是在18世纪晚期，社会和政治领域由新教统治阶层全面掌控，到1801年英-爱议会联盟成立之后便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克雷格的这份研究很有价值、一版再版。最近三十年里也出版了很多关于都柏林历史的书籍，数量大为可观，前所未有，部分可做典藏，其他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读物。再就是贯穿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论战：当时，在伍德码头（Wood Quay）和基督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之间发现了维京时代的文物宝藏。公众对这座中世纪小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一个考古研究项目一直处于进行当中，并且以《中世纪的都柏林》为名出版了系列专著，借着这样的东风，遗址得以保存下来。无论在考古、建筑还是文献方面，对中世纪后的研究，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著述颇丰。

自1988年都柏林千年庆典以来，对城市历史所进行的研究、思考和著书比之前一千年间所做的都更多。想到这一点，会让人颇感欣慰。

一位詹姆斯·乔伊斯的同时代人在1902年写道：“都柏林就是一座大村落，一个肮脏的村落，谣言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几乎一个世纪以后，一位颇有见地的外乡人对都柏林的特点做了这样的概括：“社区内的居民关系密切，这在如此规模的城市里并不多见，人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各个阶层都不乏文韬武略、机智应对之士……”乔伊斯在《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中，捕捉到这种市井谈天的情景。自那以后，很多写作高手对此都有成功尝试。历史文献很少能够捕捉到口语语言的力量，而有实体的手工艺术品则完全不能。现在有关现代都柏林的声像资料极为丰富，但从史学家能够采用的角度讲，时间上不够久远不说，内容也过于繁杂。所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建基于文献、历史图片、建筑、考古以及物质文化上。

我在这里的目标是尝试理解过去，而不是再造。但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有些演员却将同台人挤进了阴影，因为那些有能力、富有的成年男性主导了20世纪前所有形式的历史记录，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任何一篇常规的历史分析中。退一步讲，如果我在这里的目的是理解都柏林的演变史，那么焦点就应该仍然特别停留在确实有影响力的人群当中。小人物的声音，即使是在20世纪也无人听到——就是那些囚犯、无人收留的病人，以及受欺凌、虐待的人们——他们在历史记录中寂静无声，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毫无办法，对城市的发展也毫无影响力。唯有非常事件、自然灾害、爆炸和恶性犯罪才构成都柏林人的杂史，这些杂史只会被正常历史隐藏；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类能说明问题真相的配角人物才会被善加利用。

作者丨[爱]大卫·迪克森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