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什么时期出现的（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未解之谜）

一、牛河梁女神庙和半拉山神庙的发现，揭示着一个5500年前“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古国”的出现。

1986年7月25日，一条关于辽宁省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的新闻报导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条报导说：“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说明那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还讲到“这为夏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证据”；进而又说到“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建筑遗址，有点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虽是媒体报导，由于事先征求过专家意见，准备较为充分，所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提前到五千多年，与古史传说结合和文化传承，都是前沿课题，虽然在当时的专业界讨论甚少，有的还较为敏感，一时感到有点出人意料，却牵动了改革开放初期正面向世界的亿万中华儿女的心扉，于是出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推动学术界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大讨论的局面。

当时在辽西山区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一个是东山嘴，一个是牛河梁。他们的年代都属距今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

东山嘴遗址为首次发现的红山文化祭祀性遗址。这个遗址规模不大，范围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40米。但有从北到南以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方形建筑址和圆形祭坛，所在山岗面对大凌河开阔河川与河对岸大山山口，气势不凡，出土的陶塑人体雕像身体各部位比例和动态掌握准确，还出有龙首形玉璜等，虽然所出妇女小雕像一般被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物，但已透露出上古文明的信息。

牛河梁遗址在东山嘴遗址以北约30公里的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处。与单体的东山嘴遗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由座落在梁顶各山岗上的数十个遗址点组成的遗址群，范围在50平方公里上下。以位于主梁顶的女神庙、山台与南部较低山梁上的祭坛为中心，积石冢分布于四周。女神庙为土木结构，半地穴式的边缘有炭化的木柱痕迹，庙址南北窄长，总面积仅75平方米，但有多室相连的主体和南单室两部分，主体又可分出主室、北室、东西侧室和南三室。保存的半地穴部分堆满了人体塑像和其他泥塑残件，经试掘，就出土了分属六七个个体的人体塑像，还有熊和鹰的动物塑像以及仿木建筑构件和带彩画的墙壁，同出薰炉器盖、彩陶“塔 ”形器等陶祭器。最为难得的，是获得一尊保存基本完好的女神头像。头像为后部贴于墙壁上的高浮雕，相当于真人原大，女性和蒙古人种特征明显，贴蚌为齿，嵌玉为睛，在写实基础上予以神化。诸山岗上的积石冢或为单体，或为冢群，有石砌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冢内墓葬等级分明，特别是普遍设有中心大墓，显示已出现“一人独尊”的王者一类人物。墓内多只随葬玉器，以似曾相识的龙、凤、龟等动物形玉器和前所未见的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器以及玉璧、环为大宗。墓葬多不随葬陶器，却在冢上的冢界旁成行排列着彩陶筒形器。这种筒形陶器皆无底，为非实用的祭祀用品。牛河梁遗址群规模宏大，组合布局有序，位置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规格和层次最高的中心遗址，说明“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古国”已经出现。

牛河梁出土女神像

此后又有牛河梁遗址以东的建平东山岗，敖汉旗草帽山，凌源县南部的田家沟和朝阳市区北部的龙城区半拉山遗址的发掘。以半拉山遗址为重要。半拉山遗址为座落在四周开阔的高岗上的单体砌石建筑址。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30米。南部为积石冢，冢内置有70多座墓葬，随葬环、璧等玉器，一墓随葬附熊首柄饰的石钺压在玉璧之上，近旁置一玉雕龙，为红山文化玉器提供了一组标准组合。遗址的北部为一座长方形建筑址，有分作三排的7个柱洞，此建筑址规模较小，南北长不过4米，东西宽不过3米，但房址内堆积有较厚的烧土，建筑址内外还出多尊人体雕像，雕像除陶塑外，还有石雕，应为一庙址，是继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之后发现的红山文化又一神庙遗址。这些发现，都为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二、红山文化“坛庙冢”和龙凤等玉器所体现的发达的宗教祭祀礼仪，就是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一个典型代表。

常有这样的疑问：红山文化未有明确的冶铜术遗存，也没有发现文字和城址，为什么说已进入文明时代？显然，这是以西方文明的标准即所谓的“三要素”来衡量中国的那段历史。红山文化的发现启示我们，应从中国考古发现的实际材料，从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道路与特点出发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对此，旅美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以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天、地、神、人不同层次相互沟通的宇宙观，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这同西方以发展技术、贸易为主进入文明社会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对自然的改造，为“断裂性文明”，前者以敬畏、尊重和与自然的和谐沟通为原则，为“连续性文明”。张先生并预言从世界未来的发展看，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个别的，而东方道路是普遍的。红山文化“坛庙冢”和龙凤等玉器所体现的发达的宗教祭祀礼仪，就是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一个典型代表。

据文献记载，上古时期祭祀礼仪内容多样复杂。依目前牛河梁等遗址的考古发现，红山文化的祭祀礼仪，以祭祖与祭天为主。

女神庙因有作为崇拜偶像的人体雕像，这些人体雕像数量多、规模大，又高度写实，可确定为祭祖场所。人像一般为真人原大，有为真人2倍，主室的中心部位所出大鼻大耳，竟为真人3倍，似为按规模分层次、群神围绕主神而设。联系与庙相邻的诸多积石冢，冢上砌出方与圆的形状，冢上置具祭祀功能的无底筒形器群，并常有烧土等祭祀遗迹散布，是对祖先亡灵即近亲的祭祀，则女神庙所祭为远祖，有“远祖”与“近亲”的区别；此外，人体雕像除牛河梁女神庙以外，在牛河梁第三、十六地点、东山嘴和其他新发掘地点的积石冢如建平东山岗、敖汉旗草帽山和朝阳龙城区的半拉山也都有发现，他们的规模虽然远小于女神庙，多数也十分写实，东山嘴陶塑像并有固定的姿态，应也都是被崇拜的偶像，看来每个地点所代表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祖先神，而围绕其间、规模更大的女神庙就应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供奉的共同先祖，是“个祖”与“共祖”的区别；还有各地点都发现一种被称为“塔”形器的残片，这类器物从下到上依次是：绘彩的底座，饰镂孔的束腰、圆鼓的腹部，特别是如瓶形的小口两侧附着椭圆形鋬耳，整体显示男性特征，应称为“祖”形器，是以象征物祭祀男性的。女神庙也出这类“祖”形器残片，质地纯而坚硬，壁厚达1.5-2厘米，被称为“彩陶王”，推算复原器通高可达1.5米左右，这又是女神与男祖的区别。既有主神与群神、远祖与近亲，又有共祖与个祖，还有女神与男祖，多层次区分的祭祀对象，表现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相当发达的祖先崇拜阶段，而女神庙应已具宗庙规格或可称宗庙雏形。

祭坛已发现数处，以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最为典型。这座祭坛位置显要：在第二地点的中心部位，东西两侧都紧邻积石冢，正北约1000米就是女神庙和山台；规模较大，外圆直径达22米，而东山嘴圆形祭坛直径仅2.5米；特别是形制结构甚为讲究：以呈淡红色、立置的柱状玄武岩砌出三层同心圆的坛界，这与相邻的积石冢平砌的石炭岩冢界对比鲜明，所用石料由内向外规格依次加大，坛体则由外向内层层高起。尤其是，三层圆圈之间的距离非等距，外圈到中圈的距离大于中圈到内圈的距离。据研究，这种不等间距的三环同心圆结构，符合秦简所记从冬至经春分和秋分到夏至的宇宙模式。说明红山人已掌握了较为准确的天文知识，也可确认此三环式圜丘为五千年前红山人举行祭天礼仪的场所。

随着红山文化祭祀建筑址在各地点的不断发现，相互比较，他们之间在结构、组合、布局上已显露出一些共同的规律。如牛河梁和东山嘴坛形建筑址都为石砌露天的圜丘式，牛河梁、东山嘴和草帽山的祭坛位置都在遗址南部，牛河梁和半拉山的庙址都为有木柱支撑屋顶的土木建筑，位置都在遗址的北部，综合来看，有“北庙南坛”的布局。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祭祀建筑的规范化，反映红山文化祭祀礼仪已经制度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其所在的诸多山岗，高低相若，岗与岗相互之间也多有近于等距，这种地势十分便于按主次布置不同类型的建筑，形成一个以女神庙为中心，以北庙南坛为轴线，四周有积石冢或积石冢群环绕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将人文景观融于自然景观，使人身临其境，有圣地感。

玉器作为通神工具也为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所特有。红山文化玉器属于中国史前玉器“原生型”系统，是古代玉器发展史的一座高峰。所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报导以来，玉器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重要内容。其实，红山文化玉器出土数量并不多，牛河梁遗址连续发掘20年，出土玉器不到200件，每座墓葬随葬玉器数量，一般3件，大墓5件，就是中心大墓不过7件左右，只有一座大墓随葬数量较多，为20件，但“少而精”，既有浓厚的区域特色，又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突出表现为：一是选天然玉石之精华-河磨玉为主料；二是片切割和起地阳纹的普遍使用，这也是后世制玉的主要工序；三是饰纹慎重，注重玉器自身特性如润泽度的发挥；四是造型独特，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各类动物形玉，都高度抽象化，就是玉璧，也同一般所见古代玉璧有所不同，外缘作成方圆形，内外缘皆边薄似刃从而使璧面鼓起。且不时有造型奇特的玉类发现。由于包括动物形玉器在内的红山文化玉器的高度抽象，对其原型一直在解读中深化。这里举有代表性的几类玉器：

玉雕龙。原定为猪龙，依据是头部总体特征近于猪的形象，特别是一件刻獠牙外露的标本，并且同农耕与家畜饲养的发展相联系。后经多方多例比较，发现此类龙短耳较厚，耳端圆或尖圆，总体更具熊的特征。且女神庙有泥塑熊，积石冢有熊下颚骨，玉器中有熊首装饰。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也常见熊的形象。红山文化又是东北文化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是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其原型主要为熊，应称为“玉熊龙”。

玉猪龙，龙首似猪首

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这是从同时期安徽凌家滩编号07M23所随葬的一组具占卜功能、近于龟壳的斜口筒形器受到的启发。于是将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与周邻史前文化所出包括实体龟壳和玉龟壳相比较。在特征方面：两端各为近平口和大斜口是近于龟背甲与腹甲的错位状态，平口一端窄而斜口一端宽以及横断面呈扁圆形都同于龟壳的头和尾，似刃的边薄有如龟甲的裙边。加工方面：斜口筒形器皆在近平口即头部一端钻孔，这与大汶口文化的实体龟和凌家滩的玉龟壳钻孔部位都在前部边缘一致，大汶口文化的实体龟壳和凌家滩的玉龟壳腹甲后部平截与斜口筒形器的斜口即尾部甚大相对应。出土情况：斜口筒形器的出土位置除有近半在头部外，也有近半在右腰部，这同大汶口文化实体龟在墓葬中的位置相同。故从本体特征、加工情况和出土位置三方面比较看，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玉器为龟壳，是龟壳的抽象型或简化型。而且，红山文化也多有玉龟、玉龞和玉龟壳发现。尤其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墓主人以两手各握玉龟表现神权，都说明红山文化有发达的龟灵崇拜。

勾云形玉器。长方形平板状。曾以为是佩饰，经多例比较分析：曾设想的横置作佩饰用时，体型非完全对称，而多是一端宽另端较窄，出土状态绝大多数都为竖置，且有缀鼻的一面即反面朝上，这些皆与饰品无关，多出在右胸部，有在头部左侧，位置近于史前文化墓葬中随葬斧钺的位置，由此推测，这类勾云形器可能与表现神权的权杖一类有关。勾云形玉器的这一功能也体现于风格特殊的装饰花纹上。这种满布于器面被称为“瓦沟纹”的纹饰，不是在平板上直接以阴线刻出，而是从两边对称磨出甚浅的洼沟，衬托起中间极细的凸棱线为主纹，棱线和洼沟顺勾云形体态的走向反复旋转仍保持着线条的流畅，更可随光线角度的变化而时隐时现，突显神秘效果。

勾云型玉器

更能反映红山文化玉器发展水平的是复合型玉器，因为这类多题材组合的玉器造型更复杂，制作难度也更高，过去以为他们的出现应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商周之际前后，新石器时代复合型玉器出现，被认为具有“超前性”。红山文化的复合型玉器，在题材上不仅有同类形象的复合，如双熊首与双人首三孔梳背饰，而且有不同类形象的组合，如龙凤佩和玉熊人。龙凤佩的龙凤形象已相当成熟，而且在长宽都不到10厘米小小的玉面上设计为一横一竖，且重点突出头部，体驱极为简化，艺术构思之巧妙令人惊叹；玉熊人蹲踞的人后附立置、前肢高举的熊，更是人与兽两个整体形象的组合，造型从总体到细部都变化甚多，而且为圆雕。他们在显示红山文化玉器精湛工艺的同时，也可看出对后世玉器发展的深远影响。

龙凤玉佩

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性还在于其礼器性质。曾依据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虽然高度抽象化，在广大分布区域内外又基本一致，以为这是受某种固定思维观念制约的结果，当时称为“礼的雏形”。后归纳出红山文化墓葬有只葬玉器不葬或极少葬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石器和陶器的习俗，即“唯玉为葬”，这同王国维先生释“礼（禮）”字初意为“以玉事神”高度吻合，这就为玉器的礼器性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当然，更能说明红山文化与礼制起源关系的，还是前述已经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祭祀建筑遗迹。《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从红山文化的有关发现看，祭祀礼仪在礼制形成时期的地位更为持重。

对此，早在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苏秉琦先生就将“坛庙冢”与古人传说的“郊”、“燎”、“ 禘”等古代国家的祭祀礼仪相比较，同时特别关注这些祭祀遗迹结构和布局在后世的传承：

“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

牛河梁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坛”

此后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确认了北庙南坛的组合与布局和起三层圆圜丘的祭坛，他们都为历代所长期延续，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这使我们对苏先生的预言有了进一步理解，那就是：文明在于传承，而礼制的起源及其传承，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特征，这也为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提供了一个重要实证。

三、红山文化以发达的祭祀礼仪为标志进入文明社会，有着深刻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就在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不久，辽西地区发掘了距今8000-7000年前的阜新县查海遗址和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这两处遗址都发现了玉玦等玉器和龙的形象，最近又有石雕神人面的发现，还有人面贴蚌为齿，以玉为睛的实例，都说明查海-兴隆洼文化就是红山文化直接前身。另一支分布于辽西地区、早于或与红山文化早期相当的赵宝沟文化，也发现了刻划“四灵”纹的陶尊，是在弯曲的腹面上以流动的线条和透视的手法表现游动的猪首龙、奔跑的鹿首龙、飞翔的凤鸟等图案，是又一件艺术含量十分丰富的神器。说明红山文化的发展，在当地有着深厚的基础。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塔尺营子遗址出土石雕神人面像

红山文化在当地的发展，还同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据土壤孢粉等标本测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间的西辽河流域，植被为针叶林与阔叶林相间，森林与草原相间，拥有东北地区森林-草原的自然景观，活跃在这里的红山文化与先红山文化一样，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捕捞，半拉山人骨同位素测定，稳定的动物性食物是当时食物的主要来源。是以渔猎为主，兼营粟、黍植物栽培和家猪驯养的经济生活。渔猎文化有直接继承人类上百万年积累经验的优势，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本性，与邻区广泛交流的开放心态，这体现在红山文化，除发达的祭祀礼仪以外，以文化交汇最为突出。

早在六十年多前红山文化刚发现时，就意识到这是一支长城南北文化因素相结合的区域文化。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发现进一步表明，红山文化不仅多元共存，而且当地与外来的文化因素之间，既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如东北地区固有的饰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筒形罐与来自中原的泥质红陶和彩陶钵盆罐的共存融合，代表狩猎采集和农耕等不同经济类型的打制、磨制和细石器的同时制作和使用，土木建筑的女神庙与石筑的祭坛、积石冢的配套等。而来自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还被当作主要的祭祀用器，这种在信仰领域将外来因素视为神圣的作法，是红山文化对异质文化极大容纳度的表现。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红山文化的对外交流。早在先红山文化时期，就有玉玦等玉器向日本列岛和东南沿海直到南太平洋地区的传播，形成一个“玦文化圈”，红山文化与南部的交流应沿此路线，如与江淮之间凌家滩文化的相互影响，牛河梁积石冢发现的玉仿海贝更有来自南海的信息。红山文化的几何纹彩陶则可能有对西亚彩陶的吸收。可见，西辽河流域作为中原、北方草原与环太平洋文化的接触地带，正处于欧亚大陆与环太平洋全球这两个大文化带的交汇区，这也许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先走一步更强的推动力。

最后谈到红山文化与五帝传说。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报导以来，由于其丰富多采的内容，特别是多神人和动物神等形象，遂引起与古史传说的联想。有依据女神庙的黄土塑像，联想到女娲氏“搏黄土作人”的故事，有以红山文化多龙蛇形象与蚩尤的原型相比对，有将牛河梁发达的宗教祭祀遗迹推测为颛顼的“绝地天通”，更有以为红山文化即“商先文化”。其中尤以证明五帝时代前期诸代表人物如黄帝族在北方活动记载的可信性最为紧要。

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已注意到古史记载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非定居农业的“往来迁徙无常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燕山脚下的蓟等。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如考证红山文化女神像为中华“共祖”和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观点，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交汇导致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的众多创造发明和作为中国礼制一个重要源头，从而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观点，以及红山文化发达的熊崇拜等。如果将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比喻为满天星斗，那么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束。所以苏秉琦先生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2019年12月写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琼西路剪半园村汇艺蓝海湾）

【文章引用格式】郭大顺：《西辽河流域“先走一步”——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未解之谜团》，《中国国家地理》，2020年第2期。转自公众号：文学人类学

作者简介

郭大顺，1938年11月3日出生于河北省张家口市，1962、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和研究生。1968年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先后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东山咀、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后及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1983-1994年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兼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98年退休。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主要作品：

《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考古文物之美.1》（1994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1997年）、《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1998年）、《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1997年）、《追寻五帝》（2000年）及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