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教育改革的关系（经世致用文化与教育自信）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写好高教奋进之笔的根本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越是发展，越要回头总结自身特色，于历史长河中找到源头活水，浇灌新时代育人的实践之花，从而增强中国的教育自信，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文化自信与教育改革的关系?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自信与教育改革的关系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写好高教奋进之笔的根本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越是发展，越要回头总结自身特色，于历史长河中找到源头活水，浇灌新时代育人的实践之花，从而增强中国的教育自信。

为何重拾致用文化育人传统

致用文化、笃行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培养了一大批致用、济世的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国势衰弱，但一批仁人志士，或襄助洋务，或编写读物，倡导“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等爱国强国理念，至今影响深刻。

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时代化转换。强调，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致用文化造就人格独立、经世致用、修身养性的精神内核，这些精神内核充分体现致用文化育人、树人和教化人的文化特质。今天，我们有必要挖掘经世致用文化在当代的育人价值，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致用文化及育人传统需要回应育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问题。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2017年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要深入研究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2018年视察北京大学时进一步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弘扬致用文化育人传统，对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弘扬致用文化育人传统，有助于增强教育自信。高校理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中华文明中寻根溯源，从时代的主流价值中寻找文化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兴学育人，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传统文化精神命脉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出发，厘清中华民族教育复兴路径，为把握当前教育发展大势、坚守教育自信提供借鉴。

什么是经世致用文化

“致用”一词，原意是“尽其功用”，源自《左传·庄公二十九年》的“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易·系辞上》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这里的“致用”，指物用的层面，后来词义转变为思想付诸实践，“读书务明理以致用”，并演变成为一种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注重实用、排斥虚华，以经世致用。《魏书》中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这些“致用”之“用”，更多倾向于儒者治国治民的层面，带有孔门“致其道”的经世意味。宋明以来，经世致用思想为广大知识分子所倡导，成为“实学”，提倡“求真才”。明末清初涌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经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的精神就是“明道救世”，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至清中后期，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学”的讨论超越传统儒学的范畴，倡导“有用之学”，所针对的是在“中西起衅之时竟莫无一策”“有见用之时而不具有用之才”的局面，追求西学学以致用的目标。如张之洞主张“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提倡“词章读有实事者”“地理考今日有用者”。严复以“处危亡之秋”作为立论的语境，提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至此，“急务西学”乃“图强之要素”，成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共识，建议学堂内“宜研究西学，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经世实学成为晚清学界的主潮。

致用文化指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风。致用文化的精髓在于“用”，包含倡实学、做实功、求实效三个层面的范畴，实学是经国济民的经世之学，实功要做到知行合一，实效指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强调关注社会现实，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经邦济世安民。

经世致用文化当代的育人价值

致用文化直面时代之问，推动新学新政传播，其“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核心育人价值观念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历久弥新。

“勇于任事，务当世之务”的育人宗旨。致用书院是福建地区书院史上唯一用“致用”命名的书院，以“经世致用”为办学主张，是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在晚清列强入侵和社会动荡的急剧变革背景下育人理念的践行和创新，目的在于“补救时艺之偏”。致用书院一改当时大多书院崇尚八股文风的教育方针，“榜其堂曰致用，崇实学也”，秉承“通经致用”思想，通过“明体达用之学”的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引领全国革新思想风气之先。致用文化倡导人才培养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自觉意识、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至今仍值得传承。

注重品格，以德育人的“致用”人才观。致用书院重视生徒的品行修养，招生时首重品行，后讲求学问，不“以文字为去留”，“如有砥行立品笃志好学者，必当随时察访，送院肄业”。致用书院生徒张亨嘉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成为晚清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将学以致用理念发扬光大；力钧悬壶济世的同时，创办福州东文学堂等学校，是晚清著名的医学家、藏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衍、林纾、何振岱、黄增、高凤谦等皆曾求学于致用书院，主动开眼看世界，身体力行致用文化。德才兼备、入世实用的“致用”人才观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经验、历史坐标和参考价值。

不拘门户之见，唯教学相长的育人方法。致用书院在治学上宗汉为主，道德修养兼学程朱。这种汉宋兼采、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学术精神，培养了众多不拘一格、有体有用的经世致用人才。书院学生撰写了一批实用性的论文，如力钧的《书桓是广义》等。致用书院还采取教学相长的自学研究模式，生徒以自学研究为主，学习过程中“如有经史疑义就正于山长”。史载第二任山长郑世恭教学即“治一经毕乃易一经，治史治小学，命题皆按卷第择其有疑义者，以为教者。学者由此可以相长”。尊重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师生之间亦师亦友，关系融洽，学问见长，值得我们今天效仿。

(作者系三明学院致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暨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课题“三明学院章程实施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论与文化传播力的双重视阈”[JAS160490]成果)